文革有民主 母豬上了樹

母豬會不會爬樹，說實話，我到現在都沒搞清楚。不過，民間的意見是傾向於母豬上不了樹的。有了這點共識，才會有「母豬上樹」這種諺語的流傳。母豬上樹的意思，跟「太陽從西邊出」差不多，意指某些事情的不可能。我現在引用這條諺語，也是這個意思。

母豬上了樹，文革就有民主，這是我的觀點。當然，這事兒爭議很大。左派更是認定，文革是有民主的，豈止是有，而且文革的民主還最先進，先進程度超過了一切「西方民主」，因為文革搞的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民主就是民主，還有大小之分?我對此事深感困惑，就開始琢磨文革的大民主是怎麼回事兒。琢磨來琢磨去，心理就有了點譜。

原來左派所說的「大民主」，無非跟人多勢眾有關，也跟「四大自由」有關。「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正是這「四大自由」，成了左派捍衛文革的尚方寶劍，他們把它當成了證明文革的「民主」屬性的救命稻草，把它吹上了天，也因此破綻百出。

其實，所謂的「四大自由」，本身就是湊數湊出來的，語言和邏輯上都說不過去。「四大」中的「大鳴、大放」根本就是一回事兒。大鳴就是大放，大放就是大鳴，大放的意思，就是毛澤東說的「有話就講，有屁就放」。另外，大辯論，大字報都是大鳴或大放的具體形式，把它們並列起來，不倫不類，也顯得沒文化。

好吧，我不雞蛋裡挑骨頭，就算「四大自由」的說法很科學，很邏輯，也很有文采，可這些玩意真的是中國的獨創，文革才有的壯舉嗎?不是這麼回事兒。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就一直在大辯論。在各「西方民主」式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臺灣地區，那裡的議員們如果沒放假，也成天在屋子裡大辯論。大鳴或大放的一種獨特形式——在車子上加高音喇叭，沿街狂喊政治口號，也不是大陸的絕活兒，臺灣每到選舉時，這種大喇叭車也滿街都是。我們最好不要在這種事情上搞雙重標準，臺灣的大喇叭車多了，就叫內耗、族群撕裂、社會動盪，我們的文革中也有這種大喇叭車，就叫「最先進的民主」。大字報也是如此，洋人不會寫毛筆字，又比較看重牆體的潔淨，所以不大待見大字報這種參政形式(也不是完全沒有，只是不普及，不時髦)。但中國大字報上的那些語言，洋人可以放到報紙和雜誌上發表，還可以在電視和廣播中說出來，不也一樣嗎?況且報紙和電子媒體的傳播範圍，總比牆上的那些大字報要強一百倍吧?以為我們總結出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十個字，這些玩意就是我們獨有的;又因為是我們獨有的，就認為這些玩意是最先進的，有點站不住腳。

又好吧，我再退一步，就假定「四大」是中國獨有的事物，並且是最先進的。但「四大」再獨特，再先進，它終究只是政治實踐的工具、形式或花樣，這些花樣是否能與民主沾上邊，是否包含了民主的內容，又是另一回事兒了。

什麼是民主?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原因是現在的中國，左派右派對此爭議很大。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又發現左右兩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主要還是民主外延的分歧，制度設計上的分歧，與對民主內涵的定義關係不大。在民主的外延上，右派認為，民主一定得跟選票聯繫起來，最好是搞普選，左派則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只要「人民群眾」能參政議政就行了，至於選舉什麼的，那只不過是一片浮雲;在民主的制度設計上，右派認可民主就是限制權力，把權力關進籠子的理念，主張在制度上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設，使它們能彼此制約，左派對這種說法最為惱火，並主要因為這一點，認定右派想搞的不過是「西方民主」。

至於民主的內涵，左右兩派的看法其實沒多大區別，只不過表述不同而已。按照左派的表述，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右派雖然不大喜歡這種宏大敘事式的、空洞而又過於抽象的表述，但大概也不會反對。我現在就按照左派的思路，不談選票問題，也不扯上權力該不該限制的問題，就假定民主只跟「人民群眾」能否「當家作主」有關。作出這種設定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即使按照左派的民主定義和標準，文革身上也找不到什麼民主，「四大」更是權勢者擺出來的民主烏龍。

什麼叫「當家作主」?從最低標準看，說一個人當家作主了，此人總該具備這些行為特徵吧——他(她)能夠自作主張，自己左右自己的言行，做什麼不做什麼，說什麼不說什麼，能依靠自己的判斷決定，而不是在他人的威逼和恫嚇下，選擇性地說話辦事。具體點說，如果此人要寫大字報，炮口對準誰，批評誰，不批評誰，批評些什麼，都能由自己決定。此人也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別人的意見，在別人的建議和勸導下改變主意。此人甚至可能會受到別人的誘惑和欺騙，作出不利於自己的政治選擇。但無論如何，如果此人是能夠「當家作主」的，絕不會屈從於權力施加的任何公開或隱形的暴力脅迫，即使遇到了這種脅迫，此人也能加以拒絕，並且不會因為拒絕而實際受到權力的傷害。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文革的「大民主」，與最低限度的民主標準都扯不上邊，而所謂的「四大自由」，其實是自大假自由。

就以寫大字報為例。文革中的確人人可寫大字報，可這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在實質自由上，卻沒有誰能「我思故我寫」，把自己的真實立場和觀點全盤端出來。這種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氛圍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寫反對文革的大字報，就得準備坐牢;誰若是寫大字報公開批評毛，更是大逆不道，那就得準備掉腦袋了。當然，關於這一點，如今熱捧文革的左派也明白，而且這事兒也難不倒他們。他們會說，我們當然不會寫批評毛的大字報，因為我們熱愛毛。好吧，我們就不談毛，但其他權勢人物呢?能隨便在大字報上批評嗎?同樣不能。林彪、江青在台上呆著的時候，除了毛，誰敢公開批評他們?誰做出這種事來，誰就一定會倒大霉，大人物會因此犯「路線錯誤」，打入冷宮或遭到批判，小人物則會變成反革命。當時的大字報，能寫些什麼，不能寫什麼，該怎麼寫，是規定了的。

有些人肯定不會同意的我的說法。他們會舉例說，文革中，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時，「人民群眾」就給他貼了大字報，他最終也被群眾拉下了馬，這不是挺「民主」的嗎?說給劉少奇貼大字報是群眾的自發行為，劉少奇是被群眾打到的，就好比說長城是地震弄出來的一樣，連神話都算不上，只能視為荒唐的夢囈。說這種話的人，要麼沒經歷過文革，要麼連關於文革的一本通俗讀物都沒看過，要麼就是在裝傻。劉是毛打倒的，跟群眾沒有鳥關係，要說有關係，群眾也只是白手套。我說劉的悲慘命運跟群眾沒有鳥關係，還不僅僅是一種宏觀的判斷，從微觀看，從一個個的細節看，劉的倒霉和倒臺，也跟群眾的使力沒有實質關係，群眾在其中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牽線木偶，任權勢者擺佈的一群人。史料表明，第一個含沙射影、轉彎抹角站出來批評劉少奇的人，是聶元梓，在此之前，她已被毛周圍的大人物接見過，受到過暗示和鼓動;後來毛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倒劉的意圖漸便趨明朗。可這還不夠，再到後來，江青就親自出馬了，開始指名道姓，說劉和他的老婆也可以批判嘛，還可以把他們拉出去聲討嘛，這時群眾才一哄而上，落井下石者眾。順便說說，「人民群眾」跟著大人物痛擊劉少奇，也不是他們的真實意願所致。在此之前，劉做了多年的國家主席。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劉展示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負面宣傳，群眾對他沒有惡感，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與他結仇呢?

寫大字報很自由的鬼話，我還可以舉個例子說說。文革早期，北京出現了批判朱德的大字報，在全國流傳了一陣後，突然就銷聲匿跡了。現在我們才知道，有人之所以敢寫這種大字報，是因為受到了江青的指點，這些大字報的語言，對朱德的定位評價，也與江青的談話如出一轍。後來這事兒被毛知道了，他琢磨了一陣，覺得朱老總還是不能動的，就要周恩來出面制止了這種行為，反朱德的大字報於是迅速消失。大字報不是隨便能寫的，涉及到大人物的大字報更是如此。正因為這樣，文革中的這類大字報，往往會先在消息靈通的北京出現，然後才蔓延到其他地方。其他省市的造反派要寫這種大字報，就只能賭一把了。僥倖賭中了，可撈到政治資本;賭錯了，很可能就得去大牢裡呆著。

其實，文革中的「四大」，主要問題還不在於不自由，有種種限制，而在於這些限制的背後，站著的是專政、坐牢、槍斃之類的暴力;還在於這些限制指向的並非人的行為，而是思想和意識形態;更在於為這些限制立規矩的，不是法律，而是大人物尤其是毛的想法，甚至是毛的一時之念。毛在想些什麼?他打算把哪些人劃入走資派陣營?哪些人他打算放過?哪些人可以「解放」?沒有幾個人能準確把握。毛自己也可能在猶豫不決，琢磨不定，或者有了主意，後來又改變了。凡此種種，便導致了文革荒唐事兒的層出不窮：有人攻擊某某大人物，卻誤解了毛的意思，自己成了反動派;有人批判某某權威，還是毛身邊的人的出的主意，可這些主意卻與毛的真正想法南轅北撤，，結果，被批判者巋然不動，批判者卻被打倒了;有人撻伐某某名人，也甚合毛意，但毛不久就改變了主意，撻伐者不知道，跟不上偉大領袖的節奏，最終自己成了被撻伐人。讀文革期間的一些文獻，我們能看到這樣的情景：文革早期的那些造反派紅衛兵，他們頭兒們的政治生命大都很短，有些只有幾個月。1966下半年至1967年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從紅衛兵到三反分子，從革命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的人層出不窮，前仆後繼。這些人無一不是以「捍衛毛主席」起家，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收場，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文革「四大」的虛偽，我們從期間出臺的《公安六條》可見一斑。這是當時的一份維穩文件，核心條款是「懲治反革命分子」。什麼是「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些思想罪，包括「惡毒攻擊」文革、攻擊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攻擊毛和「中央領導」等。在對這份文件進行解釋時，當時的公安部長特別點出了林彪、江青的大名，把這兩個人作為「中央領導」的代表人物列示出來。林彪為什麼要受到保護?這裡沒有是非，也沒有哪怕最低限度的真與偽、正與繆的標準，只因為毛要用林。因為林受到了特別保護，所以，文革期間，在林彪身上因言獲罪的人特多，輕者開出公職，下放勞動，重者坐牢殺頭。可林彪被毛拋棄後，又出現了另一批反革命分子，那就是為林彪說好話的人。結果，歷史出現了荒謬的一幕，至少我就知道好幾個這種案例：在同一監獄中，有兩種反革命分子，一種是攻擊林彪的，一種是擁戴林彪的，他們共同接受改造。

毛不是神，他能對身邊的大人物指名道姓，直接下達指示，哪些人可以攻擊，那些要加以保護，但對中下層數以百萬計的當權者，他就只能設置政治標準，讓芸芸眾生自己去歸類了。這導致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原因是毛設置的標準，全是些思想標準，意識形態標準，連階級標準都算不上。這些標準模棱兩可，進退自如，可張冠李戴，亦可指驢為馬。由於這樣，這些標準到了下面，就變成了人們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打擊異己，發泄世仇的銳利武器。文革中的派系組織就是這樣形成的。這些組織以擁護或反對本地的某個當權者為標桿，都聲稱自己在捍衛毛，都聲稱對手在反毛，都振振有詞，都恨不得把對方置於死地。這是一場比奴性的無是非標準的混戰，連民粹主義都談不上，更與民主政治理想扯不到一塊。這種無理可講的爭鬥，最後發展為大打出手的武鬥，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要指出的是，儘管如此，文革仍談不上有多少自發性，民間性，它仍是被權力所挾持的一場運動。事實也如此——文革各派系的勝出者，並非佔據了道德、理性、理論或理想制高點的一方(沒有這種東西)，甚至不是更能武鬥的一方，他們的勝與敗，最終還是由更高的權力決定的。文革的文鬥和武鬥發展到一定時候，毛就及時派出了工宣隊和支左的解放軍，由他們來決定誰紅誰黑。很多紅極一時的紅衛兵與工人組織，就是這樣一夜之間成了反動組織。

文革最混亂的前一兩年，幾乎所有的基層當權者都被打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在這種背景下，你跑到街上去貼大字報，批評任何你看不順眼的基層官員，當然不會有政治風險。就此而言，說文革打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這段時間不長，到了文革中後期，你還想這樣來行使「民主權利」，就得小心被穿小鞋，抹黑臉，甚至以任何可能的藉口被專政了。另外，這種人人可批評基層官員的氛圍，是文革的首創嗎?根本不是。50年代的整風運動，就是一場以批評基層官員為主軸的運動，文革只是重現了這種場景而已。只可惜這種整風運動曇花一現，很快就被反右運動打掉了。左派朋友們，你們要謳歌文革，欣賞文革的所謂「民主風氣」，就不該對當年的右派咬牙切齒。50年代的那批右派，大多數人正是因為批評了基層官僚而倒霉的。你們對當年帶頭行使「民主權利」的這些老右派幸災樂禍，卻對文革的所謂「民主」讚不絕口，讓人莫名其妙。

對文革的以上觀察，我曾多次跟身邊的朋友聊過，包括一些80後的左派朋友。這些年輕的左派們，當然對我的說法不屑一顧。他們指責我膚淺，只盯著文革的一些細節，沒有從宏觀上把握文革的整體面貌和精神。而他們心中的宏觀文革，無非有兩條，一是走資派被打倒了，純潔了幹部隊伍，防止了中國變修變色;二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勞動人民起來造反，掌握控制了輿論宣傳的主導權，第一次真正行使了「民主權利」。左派朋友們剛說完這些，我就忍不住大笑，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根本不瞭解文革，連文革的毛都沒摸到!

宏觀的文革是怎麼回事兒?首先工農大眾並沒有掌握輿論，起來造反的也不是這些人。最早造反的的群體，至少是他們中間的積極份子，不是別人，正是左派恨之入骨的，有地富反壞右家庭背景的人，尤其是他們在大學讀書的子女。這一點，只要去查查當年的紅衛兵檔案就清楚了。這也不奇怪。毛當年發動文革時，打出的旗號就是反官僚特權，反脫離群眾的「官老爺」。而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一族，政治上受打壓，就業上受歧視，恰恰是對官僚特權感同身受最深的一群。這些根不紅苗不正的人，構成了紅衛兵造反大軍的主力，也是帶頭造反的始作俑者中最堅定的一族。只是這支邊緣政治大軍的崛起，震撼了正宗的紅二代，促使他們趕緊拋出血統論予以打壓，以紅二代為骨幹的紅衛兵這才後來居上。後來，工人造反組織跟進，迅速壯大，紅二代、「問題青年」、工人造反組織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補充一點，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中，也沒幾個是正宗的紅色工人，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文革前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壓和處分。

最主要的是，無論是根紅苗正的紅衛兵，還是根不紅苗不正的造反派，無論是造反的學生，還是造反的工人，他們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治過客，幾乎都在文革中很早就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文革十年，他們中的人，政治生命短的不過幾個月，長的也不過兩三年。文革未過半，他們中的普通群眾，工人乖乖地回到了礦洞車間，學生大都以「上山下鄉」的名義被趕到了農村。而他們中的頭兒們，那些最激進的、「舍我其誰」行使著「民主權利」的傢伙，或者則被群眾專了政，在大街上掃馬路，在農場養豬，或者進了班房，或者乾脆就吃了槍子兒，躺進了墳墓。蒯大富就是一個典型。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風雲人物，從紅衛兵領袖到反革命的華麗轉身，時間之短，令人吃驚。需要說明的是，諸如蒯大富這種造反者，他們並非文革後被清算的，並非鄧小平抓起來的，而是文革前期就被專了政。文革既是造反派的天下，更是造反派的墳墓。

而那些「走資派「呢?他們被打倒了嗎?絕大部分沒倒。他們中的省部級以下的官員，大約有60%到70%，早在文革的前三年就」解放「了，林彪事件後，省部級以下的」走資派「，除因故死去的外，幾乎全部獲得瞭解脫，並官復了原職(只是換了官名)。對照那些被專了政、在牢房裡服刑，或掉了腦袋的造反派，再看看勝利大結局的廣大「走資派」們，說文革打倒了官僚特權階級，滅了「走資派」的威風，實在是一個大笑話。

文革實際上是這麼回事兒：它根本沒去觸動官僚特權制度，而只是打算換換人，叫做換湯不換藥。它換來換去的，最後的結局卻是，「走資派仍在走」，絕大部分「走資派」都重新掌了權，連湯也沒換多少。

當然，湯還是換了點的，主要在上層。文革進行不到一半時間，實際上就在基層結束了，後來的文革，基本上就變成了宮廷鬥爭。這場宮廷之戰可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林江集團取代劉鄧集團，然後是江青集團取代林彪集團，總的結局是江青造反集團取代了劉鄧「走資派」集團。不過，這種取代並不值得慶賀，因為它展示的是一種道德、人格和理智的逆淘汰。既然體制未改，官僚依舊，那麼我們看待文革的得與失時，就只能比比人的優與劣，看看經過十年文革的折騰後，到底是原來那些「走資派」大人物更值得挽留，還是取而代之者勝了一籌——不管怎麼說，劉鄧那一代人，受過傳統倫理文化教育，多少懂點禮義廉恥;其中許多人出過國留過洋，視野還算開闊;他們當初參黨組黨，搞武裝鬥爭和地下工作，既清苦又危險，也不可能全是為了陞官發財。他們後來可能有點官僚了，「脫離群眾」了，但儘管如此，他們身上的那些好傳統，總不會全數扔掉吧?在道德、人格、見識、心胸和視野上，他們總不會比那些後起的政治玩家們更差吧?也不會比他們更脫離群眾，生活上更驕淫奢侈吧?文革十年，不過就是換了一批大人物，而且把爛的或更爛的人換上了來，比試著誰更沒有素質，更沒有底線，如果這就是文革的「民主」成果，有什麼值得彈冠相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