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毛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都很困難。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許多年輕人嚮往出國學習。像毛這樣家裡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都要半工半讀，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毛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毛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只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毛也曾想去，對女朋友陶斯詠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個叫伯樂佛(Sergei Polevoy)的俄國移民(是個間諜)那裡上了幾堂課。據這人說，毛怎麼也發不好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都笑他，他就生氣地離開了。結果，毛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北京當時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剛對公眾開放的皇宮前，甚至還有駱駝莊重的緩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機會，卻沒有明顯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數人還活在一個「窮」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間小屋裡，幾個人合睡一張炕，同蓋一床棉被，擠得緊緊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兩件大衣，出門輪流穿。因為圖書館裡有暖氣，毛有時去那裡，又看書又睡覺。
有一段時間，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毛後來說，「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於懷，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長沙。毛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
為人師表的毛當穿得邋裡邋遢，好像永遠不換衣服。學生們記得他不加梳理的頭髮和襪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雙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總處於即將磨穿的狀況。一次，人們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譏說：「這就算不錯啦，全赤我也無所謂！」
這時，一樁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有中國代表團參與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的巴黎和會，讓日本繼續佔領它在戰爭中從德國手頭奪取的山東一部。愛國的中國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譴責北京政府賣國，抗議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五四」運動波及全國，燒日本貨，砸賣日貨的商店。人們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覺得它跟滿清一樣無能。許多人開始尋求更激進的治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毛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辦雜誌很辛苦。在難忍的悶熱中，毛晚上用一堆線裝書當枕頭，臭蟲在裡面爬來爬去，白天不僅要寫大部分稿子，還得到街頭販售，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週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後毛繼續為別的刊物寫文章。其中有十篇是關於婦女與家庭的，觀點是那時大多數前衛青年的共識，即提倡婦女獨立，自由戀愛，與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親剛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關。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毛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毛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毛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後，他告訴身邊護士吳旭君：「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現在，我腦子裡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親臨終之際，毛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對父親，毛沒有什麼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父親一九二0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面。但毛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毛的硬心腸也反映在他關於女人的文章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問題)說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樣重的體力勞動：「女子用其體力工作，本不下於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內工作」。對此毛說：「女子需自己預產後的生活費。」
毛的激進活動很快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這次旅程將決定他的一生，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要趕走當時的省長張敬堯，毛隨代表團前往北京，遊說中央政府撤張。雖然此行沒達到目的，但毛作為湖南的活躍份子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0年六月路經上海時，毛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人：陳獨秀。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中，陳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稱道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這時四十歲，是個極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訪陳，正好，陳在籌組中國共產黨。
組建中共並不是陳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主意來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蘇俄政府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畫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此後三十年裡，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
一九二0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中西伯利亞，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五月，共產國際在上海建立了據點，目的是「組建一個中國黨」。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得到了陳的同意。六月，維經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陳將做這個新黨的書記，陳正在聯繫「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這個月，毛來見陳獨秀，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立。中共創始人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據當事人回憶，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瀋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毛沒有被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他這時還沒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毛離開上海後，八月，中共成立。
中國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為那時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算成創始人。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刊物和它派來指導「一大」的馬林(G．Maring)都權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0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雖然不是創建者，但他開始為中共工作：陳獨秀讓他在長沙開一間書店賣共產黨宣傳品。陳教授剛把他的影響重大的雜誌《新青年》改變為中共的喉舌，七月號就刊登了介紹列寧(V．I．Lenin)和蘇俄政府的文章。從那時起，共產國際便出錢贊助《新青年》。毛的任務是推銷《新青年》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也賣一般的書、雜誌。
毛樂於從命。雖然他還沒有信仰共產主義，但他畢竟是激進份子，又熱愛書報，還需要一份像樣的收入，開書店是求之不得。回長沙後不久，「文化書社」就在《大公報》上登報開張了。毛寫了個誇耀蘇俄的啟事：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書店馬上訂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號，是書店的最大訂單。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勞動界》，新生的中共對工人的宣傳品。其他大部分書報也是親俄激進的。
幹這種事毛並非提著腦袋，那時候搞共產主義活動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蘇俄正時髦。在長沙，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正在籌備，為首的是長沙知事。人們對蘇俄感興趣，大半出於相信蘇俄政府的宣言，說要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特權。這番信誓旦旦，實際上只是空話，蘇俄繼續控制著在華最大的外國領地。
毛找了個朋友做經理，他善於用人幫他做討厭的雜務。他本人的頭銜是「特別交涉員」，向富人名流籌款，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館、大學、文化人聯繫。陳獨秀和好幾位知名人士為書店擔保，大大提高了毛的聲望。他從前讀書的師範學校這時請他去做附小主事。
沒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麼手續。但由於文化書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維經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產黨的成員了。十二月，毛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贊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毛第一次表達他信仰共產主義。
毛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興組織。
他那時最好的朋友蕭瑜不贊成共產主義，從法國寫信給毛說：「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毛回信時不是狂熱地為共產主義辯護，而是稱他朋友的看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這樣勸說朋友：「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
毛信中的這類話表明，他參加共產黨，不是出於充滿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靜實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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