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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代言者董時進上書毛反中共土改(圖)

懷念特立獨行的董時進 上書毛反中共土改

2011-07-16 12:53 桌面版 简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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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網路圖片)

董時進(1900-1984)是農學專家,曾攻讀於美國康乃爾大學,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歷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授、主任、院長,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著有《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可能成為著作等身的學者或高等學府的資深領導者,成為國人都認可和尊敬的名流。然而,董先生是不安份的。在專業領域,他不是默守陳規而是力求新見的開拓者;在社會領域,他不是略補不足而是另立新規的抗衡者。這樣的特立獨行使他悟出農村生產關係的新面貌,形成了消滅地主所有制乃是逆流而動的認識,因此才有上書毛澤東,反對中共土地改革政策,同時,為改善國內政治生態,他組織了中國農民黨,發出一向沉默寡言的農民的呼聲。董時進的一生輝煌盡現於這兩件大事中。

(一)上書毛澤東,反對中共土改

1949年12月,中共「建國」不久,他就上書毛澤東,詳細說明中共土改理論和土改政策的錯誤,勸其改正。他將上書自行印製數百份,寄給中共若干要員、各黨派領袖、有關學術機構和關心並研究土地問題的朋友,希望藉此形成一定程度的輿論,以糾正中共對土地問題的偏見。

在上書中,董時進強調,土地改革的反封建性是不存在的,土地分封制早於秦始皇實行郡縣制時已經廢除。他說,帝俄和許多歐洲國家,曾將土地分給貴族所有,可以世襲卻不許分割、買賣,領地上的農民必須世世代代受同一領主奴役,隨同領地一同轉移,這樣的土地制度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

董時進認為,分封制廢除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開闢,土地的商品價值逐漸顯現。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往來是「買賣」關係,租佃往來是「契約」關係,已無「封建」痕跡。土地經過開墾才能成為耕地,為使用耕地,還需鑿井挖塘,開渠筑堤,砌筑梯田,修建堤壩等等。這些附加值無疑大大增加了農地的商品價值。他舉例說,邊遠地區招墾,每畝定價一角而應招者寥寥,農業產量較高地區的熟地出租,每畝至少十元,超過數百倍,表示這些農地的人工開發改良所積累的價值是巨大的。

他還以實例說明,地主、富農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土豪惡霸究是少數。由此得出結論,地主、富農以其較高的生產效率而成為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倒,他們應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殘酷鬥爭。中共宣傳,佔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霸佔耕地70%到80%,他對此虛言憤憤不已。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63縣、175萬農戶所作調查證明,擁有耕地5畝以下的農戶佔35.6%,5至10畝者佔24%,11至15畝者佔13%,千畝以上大地主只佔0.02%。由此可見,70%以上的農戶是小農,他們代表的生產力勁不住風吹雨打,時刻有破產之虞。中共的土改無非是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地主、富農土地細化為若干生產力落後的小農所有,是從先進走入落後,是歷史的大倒退。

董時進憑藉廣博的觀察和敏銳的分析,看穿中共土改的實質。他認為,土改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去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替政府生產。這和給牛一個犁和幾塊地,叫牠去耕,是沒有分別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處呢?貧民為了報答政府的賜賞,除了為政府生產外,遇必要時還要為政府打戰。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此論言簡意賅,擊中要害!

他對所謂「農業集體化」也作了入木三分的抨擊。蘇聯的集體農場,就其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而言,是否勝過個體或家庭農場?董時進說,他只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不在蘇聯,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農業合作化,他尖銳指出,這種制度完全是回覆到封建和農奴制度,絕不是什麼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他說:我一向以為這個辦法是要不得的,害處很大的。我預料將來惹出許多亂子,殺死或餓死許多人之後,終究還是要作罷的。看來,董時進確有先見之明,這些都被他言中。

董時進對中共曾抱有幻覺,讚揚過中共「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甚至讚揚過陝甘寧邊區政權的「三三制」。正是這點虛幻的感覺、受中共宣傳毒化的影響,鼓起他上書言事的勇氣,寫了份萬言書上呈毛澤東。此點與報人儲安平頗相似──對中共認識深刻卻無法擺脫知識人的愚憨之氣,儲安平以為《光明日報》交其編輯真的可以任由發揮,董時進以為毛的逆鱗真的可以任由撫摸,豈非愚憨?董的作為與律師高智晟也頗相似──大聲疾呼,觸犯時諱,自身卻毫無防範,乃至突然變色時只能自受折磨,歸根結柢是對共產黨的認識尚不徹底。儲、高的結局令人明白共產黨是不可惹的,儲不知所終,高被扣失蹤,都未逃出中共魔爪。幸虧董受到中共警告(稱其為地主辯護,性質反動)後及時醒悟,逃至香港,遂即出版《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我認識了共產黨》、《共區回憶錄》,反戈一擊,一吐為快。

(二)組織中國農民黨,成為農民代言者

董時進於1945年10月出席民盟一大,被選為中央委員。由於這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綱中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與董的見解相迕,董時進因此寫信給張瀾,退出民盟。此時,國共內戰展開,亟需對形勢作出判斷。在《觀察》雜誌3卷11期發表的《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看法》中,他表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董時進將國共兩黨的不同加以區別,由此影響到他的政策取向。他要求政府懲辦貪官,整飭法紀,同時,建議政府實行改良政策,出資收購大地主土地,成立自耕農基金會,出資扶助有自營能力的農民購買或租賃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他看來,這是抗衡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種手段。但是,這些構思均被國共內戰炮火徹底轟毀,未成事實。

面對同胞之間自我殘殺,董時進認為,只有組成一個政治團體才是參與國是爭議的途徑,於是,1947年5月12日中國農民黨在上海誕生,董任主席。成立宣言表明農民黨的使命:「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從此,董時進在中國破天荒樹起一面農民旗幟,要靠農民力量的崛起振興中國的民主事業。在這個總目標下,農民黨的實際政策走向是,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修明法紀,懲處貪官,另方面反對共產黨實行的土改政策,要求保護地富財產所有權,這種夾縫中的奮鬥,必然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排擠。農民黨的口號是:「主張改良,反對暴力」,強烈反對內戰,直接挑戰國共兩黨。儘管它一再聲明嚴守中立,「決沒有和國民黨或任何黨爭江山的野心」,可是,微小的善良願望無法左右當時國共拚死拚活的政局。

像所有當時的第三勢力一樣,在傾向國民黨或傾向共產黨的左右搖擺中,天平逐漸沉向共方。蔣政權1946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農民黨拒絕參加,說「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1948年4月中共發布紀念「五一」口號,意在舉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到達中共統治區的李濟深等55位各界代表發表聲明,一致表示承認「中共領導」,「決不容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董時進對此游移很久,直到1949年1月才表態,聲明擁護中共提出的對國民黨政權的八項和平條件,4月派代表到北平,謀求參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協會議,5月董時進到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指出農民黨的「反動性」,「農民黨是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是地主路線」,脅迫董時進解散該黨。董時進無計可施,於6月25日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中國第一個農民的黨,僅僅生存了兩年就壽終正寢了,正像他所認識的,中共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異見)黨派根本不能存在」。1950年4月,董時進逃至香港,輾轉到達美國,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而且以其精湛的農業學識成為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他在美國過了30餘年安適生活,1984年才結束他的一生。

逃離中共統治是董時進所作的正確選擇。試想那些才高識廣的著名人士,像著名的費孝通,僅僅因為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多情反被無情惱,後半生極盡屈辱週旋,哪還有一點作人的尊嚴!再如著名的書法家啟功,在《自傳墓誌銘》中說什麼「癱趨左,派曾右」,「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自作屈辱以示寬心,說明對喪失自我尊嚴的極端憤慨!中共領導集團處心積慮地打擊知識人的自尊、自信、自愛、自保的意志。1958年3月16日由中央統戰部導演的向毛效忠的活劇在天安門廣場演出。民革李濟深、民盟瀋鈞儒等在廣場召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表決心,讀誓言,恭請黨和毛作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會後由李濟深、瀋鈞儒分別率領隊伍沿長安街遊行,高呼口號。如果董時進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看到這場表演的電視報導,或者看到這場活劇的新聞介紹,他將會怎樣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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