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時進(網路圖片)
董時進（1900-1984）是農學專家，曾攻讀於美國康乃爾大學，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歷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授、主任、院長，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著有《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可能成為著作等身的學者或高等學府的資深領導者，成為國人都認可和尊敬的名流。然而，董先生是不安份的。在專業領域，他不是默守陳規而是力求新見的開拓者；在社會領域，他不是略補不足而是另立新規的抗衡者。這樣的特立獨行使他悟出農村生產關係的新面貌，形成了消滅地主所有制乃是逆流而動的認識，因此才有上書毛澤東，反對中共土地改革政策，同時，為改善國內政治生態，他組織了中國農民黨，發出一向沉默寡言的農民的呼聲。董時進的一生輝煌盡現於這兩件大事中。
（一）上書毛澤東，反對中共土改
1949年12月，中共「建國」不久，他就上書毛澤東，詳細說明中共土改理論和土改政策的錯誤，勸其改正。他將上書自行印製數百份，寄給中共若干要員、各黨派領袖、有關學術機構和關心並研究土地問題的朋友，希望藉此形成一定程度的輿論，以糾正中共對土地問題的偏見。
在上書中，董時進強調，土地改革的反封建性是不存在的，土地分封制早於秦始皇實行郡縣制時已經廢除。他說，帝俄和許多歐洲國家，曾將土地分給貴族所有，可以世襲卻不許分割、買賣，領地上的農民必須世世代代受同一領主奴役，隨同領地一同轉移，這樣的土地制度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
董時進認為，分封制廢除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開闢，土地的商品價值逐漸顯現。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往來是「買賣」關係，租佃往來是「契約」關係，已無「封建」痕跡。土地經過開墾才能成為耕地，為使用耕地，還需鑿井挖塘，開渠筑堤，砌筑梯田，修建堤壩等等。這些附加值無疑大大增加了農地的商品價值。他舉例說，邊遠地區招墾，每畝定價一角而應招者寥寥，農業產量較高地區的熟地出租，每畝至少十元，超過數百倍，表示這些農地的人工開發改良所積累的價值是巨大的。
他還以實例說明，地主、富農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土豪惡霸究是少數。由此得出結論，地主、富農以其較高的生產效率而成為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倒，他們應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殘酷鬥爭。中共宣傳，佔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霸佔耕地70％到80％，他對此虛言憤憤不已。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63縣、175萬農戶所作調查證明，擁有耕地5畝以下的農戶佔35.6％，5至10畝者佔24％，11至15畝者佔13％，千畝以上大地主只佔0.02％。由此可見，70％以上的農戶是小農，他們代表的生產力勁不住風吹雨打，時刻有破產之虞。中共的土改無非是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地主、富農土地細化為若干生產力落後的小農所有，是從先進走入落後，是歷史的大倒退。
董時進憑藉廣博的觀察和敏銳的分析，看穿中共土改的實質。他認為，土改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去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替政府生產。這和給牛一個犁和幾塊地，叫牠去耕，是沒有分別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處呢？貧民為了報答政府的賜賞，除了為政府生產外，遇必要時還要為政府打戰。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此論言簡意賅，擊中要害！
他對所謂「農業集體化」也作了入木三分的抨擊。蘇聯的集體農場，就其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而言，是否勝過個體或家庭農場？董時進說，他只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不在蘇聯，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農業合作化，他尖銳指出，這種制度完全是回覆到封建和農奴制度，絕不是什麼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他說：我一向以為這個辦法是要不得的，害處很大的。我預料將來惹出許多亂子，殺死或餓死許多人之後，終究還是要作罷的。看來，董時進確有先見之明，這些都被他言中。
董時進對中共曾抱有幻覺，讚揚過中共「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甚至讚揚過陝甘寧邊區政權的「三三制」。正是這點虛幻的感覺、受中共宣傳毒化的影響，鼓起他上書言事的勇氣，寫了份萬言書上呈毛澤東。此點與報人儲安平頗相似──對中共認識深刻卻無法擺脫知識人的愚憨之氣，儲安平以為《光明日報》交其編輯真的可以任由發揮，董時進以為毛的逆鱗真的可以任由撫摸，豈非愚憨？董的作為與律師高智晟也頗相似──大聲疾呼，觸犯時諱，自身卻毫無防範，乃至突然變色時只能自受折磨，歸根結柢是對共產黨的認識尚不徹底。儲、高的結局令人明白共產黨是不可惹的，儲不知所終，高被扣失蹤，都未逃出中共魔爪。幸虧董受到中共警告（稱其為地主辯護，性質反動）後及時醒悟，逃至香港，遂即出版《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我認識了共產黨》、《共區回憶錄》，反戈一擊，一吐為快。
（二）組織中國農民黨，成為農民代言者
董時進於1945年10月出席民盟一大，被選為中央委員。由於這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綱中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與董的見解相迕，董時進因此寫信給張瀾，退出民盟。此時，國共內戰展開，亟需對形勢作出判斷。在《觀察》雜誌3卷11期發表的《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看法》中，他表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董時進將國共兩黨的不同加以區別，由此影響到他的政策取向。他要求政府懲辦貪官，整飭法紀，同時，建議政府實行改良政策，出資收購大地主土地，成立自耕農基金會，出資扶助有自營能力的農民購買或租賃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他看來，這是抗衡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種手段。但是，這些構思均被國共內戰炮火徹底轟毀，未成事實。
面對同胞之間自我殘殺，董時進認為，只有組成一個政治團體才是參與國是爭議的途徑，於是，1947年5月12日中國農民黨在上海誕生，董任主席。成立宣言表明農民黨的使命：「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從此，董時進在中國破天荒樹起一面農民旗幟，要靠農民力量的崛起振興中國的民主事業。在這個總目標下，農民黨的實際政策走向是，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修明法紀，懲處貪官，另方面反對共產黨實行的土改政策，要求保護地富財產所有權，這種夾縫中的奮鬥，必然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排擠。農民黨的口號是：「主張改良，反對暴力」，強烈反對內戰，直接挑戰國共兩黨。儘管它一再聲明嚴守中立，「決沒有和國民黨或任何黨爭江山的野心」，可是，微小的善良願望無法左右當時國共拚死拚活的政局。
像所有當時的第三勢力一樣，在傾向國民黨或傾向共產黨的左右搖擺中，天平逐漸沉向共方。蔣政權1946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農民黨拒絕參加，說「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1948年4月中共發布紀念「五一」口號，意在舉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到達中共統治區的李濟深等55位各界代表發表聲明，一致表示承認「中共領導」，「決不容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董時進對此游移很久，直到1949年1月才表態，聲明擁護中共提出的對國民黨政權的八項和平條件，4月派代表到北平，謀求參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協會議，5月董時進到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指出農民黨的「反動性」，「農民黨是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是地主路線」，脅迫董時進解散該黨。董時進無計可施，於6月25日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中國第一個農民的黨，僅僅生存了兩年就壽終正寢了，正像他所認識的，中共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異見）黨派根本不能存在」。1950年4月，董時進逃至香港，輾轉到達美國，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而且以其精湛的農業學識成為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他在美國過了30餘年安適生活，1984年才結束他的一生。
逃離中共統治是董時進所作的正確選擇。試想那些才高識廣的著名人士，像著名的費孝通，僅僅因為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多情反被無情惱，後半生極盡屈辱週旋，哪還有一點作人的尊嚴！再如著名的書法家啟功，在《自傳墓誌銘》中說什麼「癱趨左，派曾右」，「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自作屈辱以示寬心，說明對喪失自我尊嚴的極端憤慨！中共領導集團處心積慮地打擊知識人的自尊、自信、自愛、自保的意志。1958年3月16日由中央統戰部導演的向毛效忠的活劇在天安門廣場演出。民革李濟深、民盟瀋鈞儒等在廣場召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表決心，讀誓言，恭請黨和毛作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會後由李濟深、瀋鈞儒分別率領隊伍沿長安街遊行，高呼口號。如果董時進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看到這場表演的電視報導，或者看到這場活劇的新聞介紹，他將會怎樣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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