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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代言者董时进上书毛反中共土改(图)

怀念特立独行的董时进 上书毛反中共土改

2011-07-16 12:53 桌面版 正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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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网络图片)

董时进(1900-1984)是农学专家,曾攻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可能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或高等学府的资深领导者,成为国人都认可和尊敬的名流。然而,董先生是不安份的。在专业领域,他不是默守陈规而是力求新见的开拓者;在社会领域,他不是略补不足而是另立新规的抗衡者。这样的特立独行使他悟出农村生产关系的新面貌,形成了消灭地主所有制乃是逆流而动的认识,因此才有上书毛泽东,反对中共土地改革政策,同时,为改善国内政治生态,他组织了中国农民党,发出一向沉默寡言的农民的呼声。董时进的一生辉煌尽现于这两件大事中。

(一)上书毛泽东,反对中共土改

1949年12月,中共“建国”不久,他就上书毛泽东,详细说明中共土改理论和土改政策的错误,劝其改正。他将上书自行印制数百份,寄给中共若干要员、各党派领袖、有关学术机构和关心并研究土地问题的朋友,希望借此形成一定程度的舆论,以纠正中共对土地问题的偏见。

在上书中,董时进强调,土地改革的反封建性是不存在的,土地分封制早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已经废除。他说,帝俄和许多欧洲国家,曾将土地分给贵族所有,可以世袭却不许分割、买卖,领地上的农民必须世世代代受同一领主奴役,随同领地一同转移,这样的土地制度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

董时进认为,分封制废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辟,土地的商品价值逐渐显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往来是“买卖”关系,租佃往来是“契约”关系,已无“封建”痕迹。土地经过开垦才能成为耕地,为使用耕地,还需凿井挖塘,开渠筑堤,砌筑梯田,修建堤坝等等。这些附加值无疑大大增加了农地的商品价值。他举例说,边远地区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应招者寥寥,农业产量较高地区的熟地出租,每亩至少十元,超过数百倍,表示这些农地的人工开发改良所积累的价值是巨大的。

他还以实例说明,地主、富农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土豪恶霸究是少数。由此得出结论,地主、富农以其较高的生产效率而成为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应受到尊重而非羞辱、残酷斗争。中共宣传,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霸占耕地70%到80%,他对此虚言愤愤不已。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63县、175万农户所作调查证明,拥有耕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35.6%,5至10亩者占24%,11至15亩者占13%,千亩以上大地主只占0.02%。由此可见,70%以上的农户是小农,他们代表的生产力劲不住风吹雨打,时刻有破产之虞。中共的土改无非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地主、富农土地细化为若干生产力落后的小农所有,是从先进走入落后,是历史的大倒退。

董时进凭借广博的观察和敏锐的分析,看穿中共土改的实质。他认为,土改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去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此论言简意赅,击中要害!

他对所谓“农业集体化”也作了入木三分的抨击。苏联的集体农场,就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言,是否胜过个体或家庭农场?董时进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不在苏联,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他尖锐指出,这种制度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他说: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或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看来,董时进确有先见之明,这些都被他言中。

董时进对中共曾抱有幻觉,赞扬过中共“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甚至赞扬过陕甘宁边区政权的“三三制”。正是这点虚幻的感觉、受中共宣传毒化的影响,鼓起他上书言事的勇气,写了份万言书上呈毛泽东。此点与报人储安平颇相似――对中共认识深刻却无法摆脱知识人的愚憨之气,储安平以为《光明日报》交其编辑真的可以任由发挥,董时进以为毛的逆鳞真的可以任由抚摸,岂非愚憨?董的作为与律师高智晟也颇相似――大声疾呼,触犯时讳,自身却毫无防范,乃至突然变色时只能自受折磨,归根结柢是对共产党的认识尚不彻底。储、高的结局令人明白共产党是不可惹的,储不知所终,高被扣失踪,都未逃出中共魔爪。幸亏董受到中共警告(称其为地主辩护,性质反动)后及时醒悟,逃至香港,遂即出版《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反戈一击,一吐为快。

(二)组织中国农民党,成为农民代言者

董时进于1945年10月出席民盟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由于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中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与董的见解相迕,董时进因此写信给张澜,退出民盟。此时,国共内战展开,亟需对形势作出判断。在《观察》杂志3卷11期发表的《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看法》中,他表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董时进将国共两党的不同加以区别,由此影响到他的政策取向。他要求政府惩办贪官,整饬法纪,同时,建议政府实行改良政策,出资收购大地主土地,成立自耕农基金会,出资扶助有自营能力的农民购买或租赁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他看来,这是抗衡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构思均被国共内战炮火彻底轰毁,未成事实。

面对同胞之间自我残杀,董时进认为,只有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才是参与国是争议的途径,于是,1947年5月12日中国农民党在上海诞生,董任主席。成立宣言表明农民党的使命:“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从此,董时进在中国破天荒树起一面农民旗帜,要靠农民力量的崛起振兴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个总目标下,农民党的实际政策走向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修明法纪,惩处贪官,另方面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政策,要求保护地富财产所有权,这种夹缝中的奋斗,必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排挤。农民党的口号是:“主张改良,反对暴力”,强烈反对内战,直接挑战国共两党。尽管它一再声明严守中立,“决没有和国民党或任何党争江山的野心”,可是,微小的善良愿望无法左右当时国共拼死拼活的政局。

象所有当时的第三势力一样,在倾向国民党或倾向共产党的左右摇摆中,天平逐渐沉向共方。蒋政权1946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农民党拒绝参加,说“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1948年4月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意在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到达中共统治区的李济深等55位各界代表发表声明,一致表示承认“中共领导”,“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董时进对此游移很久,直到1949年1月才表态,声明拥护中共提出的对国民党政权的八项和平条件,4月派代表到北平,谋求参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协会议,5月董时进到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指出农民党的“反动性”,“农民党是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是地主路线”,胁迫董时进解散该党。董时进无计可施,于6月25日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中国第一个农民的党,仅仅生存了两年就寿终正寝了,正象他所认识的,中共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异见)党派根本不能存在”。1950年4月,董时进逃至香港,辗转到达美国,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而且以其精湛的农业学识成为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他在美国过了30余年安适生活,1984年才结束他的一生。

逃离中共统治是董时进所作的正确选择。试想那些才高识广的著名人士,象著名的费孝通,仅仅因为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多情反被无情恼,后半生极尽屈辱周旋,哪还有一点作人的尊严!再如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在《自传墓志铭》中说什么“瘫趋左,派曾右”,“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自作屈辱以示宽心,说明对丧失自我尊严的极端愤慨!中共领导集团处心积虑地打击知识人的自尊、自信、自爱、自保的意志。1958年3月16日由中央统战部导演的向毛效忠的活剧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民革李济深、民盟沈钧儒等在广场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表决心,读誓言,恭请党和毛作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会后由李济深、沈钧儒分别率领队伍沿长安街游行,高呼口号。如果董时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到这场表演的电视报导,或者看到这场活剧的新闻介绍,他将会怎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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