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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土改 老人像觸電一樣:造孽呀

2011-04-19 16:52 作者:陳懋蘅 講述/譚松、陳仁德 採訪整理 桌面版 简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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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忠縣城裡「春華秋實」的人。「春華秋實」是我家大門上石刻的四個大字,因此人們都這樣叫。我家是書香世家,民國時父親當過開縣等縣的縣長,主編過《忠縣誌》,在地方上很有聲譽。父母做主,很早就將我許配給了天塹鄉陶大老爺的兒子陶奎。陶大老爺叫陶華軒,是有名的鄉紳,他有三個弟弟: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當時陶奎剛從朝陽大學畢業不久,在磨子鄉完小當校長,人很不錯。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這之前兩個月,國民黨政府垮臺,形勢急轉直下,地主的日子已經開始難過了。我在重慶讀書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了很多新東西,多次寫信回來說我的婚事不能辦,明明已經解放了,還去嫁給一個地主做啥子。但是我父親堅決要履行婚約,說君子不能悔言。我是個孝順女,就聽從父親的話,在正月十二出嫁,到了天塹鄉陶家,那年我23歲。

新婚之初,我父親到陶家來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華軒在亭子樓上把酒談詩論文,非常投機,晚上要在燈下暢談到深夜。兩親家都很高興。但是,這種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土改開始了。

唉,說起土改就傷心。幾十年來,我想都不敢想,那是過的什麼日子啊,造孽呀……

土改是1950年冬天開始的。忽然之間,情況就變了,我公公陶華軒兄弟四個,包括陶奎這一輩的兄弟好幾個都被劃為地主。我還忘了說,陶華軒有100石租的田產,分給三個兒,陶奎名下有30多石,當然就都是地主了。陶華軒是個省吃儉用的人,不吃煙,不喝酒,不打牌,家產都是他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

我是怎麼成了地主呢?按照當時的政策,應該以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況來劃成份,我是解放後才結婚的人,本來無論如何都不該劃為地主的。但是由於我丈夫是地主,他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每月一次的訓話會,我就幫他去開會,結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為餓飯得腫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當老了。我也申訴過好多次,說我不是地主,但是哪個聽你的,搞不好還要說你是想翻土改的案,那就更嚇人了,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當時的政策是減租退押,分地主的財產。開始人們還不大相信,怎麼要把別人的財產拿來分呢?後來看到硬是真的,很多人就積極起來了。民兵們擁到我們家來,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了,我剛結婚,娘家陪嫁的箱子、彫花床、罩子(蚊帳)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罈子也不放過,我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當場從身上剮下來,不准多說一句話,最後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當果實了。

事先我知道要分果實了,就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悄悄帶進城去藏在懋貞大姐家裡,誰知民兵們追進城去,在大姐家找到那些東西,全拿去了。你們不知道,想分果實的那些人有多凶。我公公為自己準備的生塋,好大一座墳,修得很氣派,也作勝利果實分了,墳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給抬走了,也是果實。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開鬥爭會鬥爭地主。只要一說開會,我就害怕。還好,我才到陶家,和人們沒有什麼仇怨,積極份子們拿完了我的東西就了事,沒有鬥爭我,但是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遭得慘啊。

他們把我公公吊起來打。你知道怎麼吊嗎?你想都想不出來。他們先把老人的兩個大指拇並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再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再往屋樑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臘月,民兵們把我婆母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裡,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裡,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那個日子怎麼過?那是好冷的天氣呀,天上下雪呢,水缸裡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歲了,怎麼受得了。造孽呀!我們全部被押在旁邊看著,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流淚。

我陶家的二哥是國民黨時期天塹的鄉長,也挨了不少的鬥。我二嫂更慘,她的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就是在手窩裡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你說怎麼受得了。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造孽呀……

陶奎在學校裡聽說了父母被鬥爭的事,坐立不安,就給天塹鄉的鄉長寫了封信,請鄉長關照一下父母。他和鄉長很熟,都是老鄉嘛。誰知鄉長把這封信交了出去,說陶奎沒有和父母劃清界限,陶奎就這樣被撤了校長職務,開除回家。積極份子們好做得出來,他們硬要陶奎去鬥爭會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說是這樣才是劃清界限。我那個知書識理的丈夫怎麼能做這種缺德的事呢,但是積極份子們用棍棒逼著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著眼淚去打。晚上回家後,他和我偷偷地相對痛哭。

那時天天都在開鬥爭大會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兒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說是發動群眾。嚇死人啊!

村裡有個好吃懶做的人叫陶文鬥,十多歲了,不做農活,專門在外面要飯過日子。土改工作組說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給他分勝利果實。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分錢不花就會忽然得到這麼多財產,一下就來了精神,成了最積極的民兵,天天就提著一根棍子在村裡走來走去打人,想打就打,那個樣子好凶哦。這個人後來培養成幹部,送到部隊去當兵,轉業後在天塹公社當武裝部長,現在退休回來了,就在對面那個院子裡。

地主們起先在各自村子裡挨鬥爭,後來集中關到我們附近龍洞村的一個大崖洞裡不准回家。那個大崖洞是一個大岩腔,現在還是老樣子,後來我從那裡過都怕,當時那裡發生的那些事情太嚇人了。

我被強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飯給洞子裡送,那些民兵冷,還要我送柴去給他們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許多悲慘的場面。

縣商會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關在大崖洞,這個女人長得高高長長,她挨的打就多喲,說不完。民兵們要她把金銀財寶交出來,她早就交完再也沒有了。民兵就把一條蛇放進她的褲襠裡,再把褲腰和褲腳繫緊,讓蛇在她的下身亂鑽。天,哪個不怕。積極份子還發明瞭一種叫 「舞轉轉」的刑罰,就是由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隻,使勁舞圈子,讓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轉。這個女人是個小腳,就是那種只有三寸長的尖尖腳,本來就不容易站穩,加上她已經上了年紀,哪裡經得住這樣「舞轉轉」,一會兒就昏倒了。民兵們不會就此放過她,過了一會兒又把她提起來舞。

朱耀庭的小女兒不到20歲,還是個閨女沒有過門,你猜民兵們怎麼整她?他們把她脫光衣服,捏住她的兩個乳房,把又粗又硬的豬脊毛往她乳頭裡刺,刺一下那個女兒就慘叫一聲。唉,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啊。這個女兒活不出來,後來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是自殺了的,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華軒、叔公陶馥軒,還有我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據說是罪大惡極的人,鬥爭他們時給他們亂栽了好多罪狀,都是亂說的,哪有那些事情嘛,反正由他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無法辯解。後來他們被押到烏楊鎮關起,天天吊打。這時已經快要過年了,不管日子怎麼艱難,年總還是要過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唉,傷心啊——最後終於得到他們的消息,在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我是幾天後才去收屍的,他們的屍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我們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裡流,心裏比刀絞還痛。一家三個同時被槍斃,暴屍河灘,這是個什麼年頭?

家裡沒有一顆米一滴油,過年什麼吃的也沒有,我夫妻二人就沿著村子去要飯。好傷心喲,我家陶奎是朝陽大學學生、小學校長,一輩子為人善良,沒有做過虧心事,怎麼落到這個田地呢?而且陶奎是很顧面子的人,過年過節的時候去走村要飯,是多麼難受的事!但是沒有辦法了,只有橫著心去要飯。在鄰村趙大發家門口,我好一陣都不敢進去,因為趙大發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員,我怕他劃清界限不認我了。哪曉得他才是個善良人,見到我們親熱得很,說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趙大發煮臘肉招待我,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還要經常挨鬥,不久就死去了。1961年,陶奎餓死,我和惟一的兒子相依為命,直到今天。土改時我23歲,現在我已經80了,將近60年來,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情,說起傷心。

採訪後記

陳懋蘅老人家住在忠縣城對岸的一座山上,乘車跨過長江後在山間蜿蜒數里便到了。走進老人十分簡樸的家,有一種明顯不同於其他農家的感覺,那就是特別地整潔乾淨,房間裡沒有一點灰塵,完全不像農村隨處可見的零亂邋遢。顯然,老人確實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使在農村勞動了幾十年,依然保持著很好的生活習慣。

當把話題轉到土改上時,老人像突然觸電一樣向我投來驚愕的目光,那目光裡包含著驚訝、恐怖、猶豫,更多的則是痛苦。她說,五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向她問起過土改,她也從來沒有向人說起過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覆地說著這句話,眼中噙滿了淚水。一種銘心刻骨的傷痛,在五十多年後提起,依然不堪言說。

補記:陳懋蘅老人於2007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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