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於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和貨幣擴張政策向來持有懷疑態度,奉行審慎財政和堅挺貨幣兩大基本原則
在過去一年波瀾起伏的歐債危機中,有一個歐洲國家猶如中流砥柱般巍然屹立,在瀰漫金融市場的一片恐慌氣氛中,其主權債息差進一步收窄,成為歐元債券市場的安全港。這個國家還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危機國家的擔保者和主要資金來源,也是決定歐洲貨幣體系能否生存的關鍵。這個國家當然是德國。
這個人口8000萬的國家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世界第四大經濟及第二大出口國。德國人的勤奮敬業與節儉,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特別推崇的品質。
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長期以來是德國的鎮國之寶,無論哪個政黨在位,都對此持有不可動搖的共識。無論在經濟週期的哪個階段,包括 1973年的中東石油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德國都基本上奉行了這兩項原則。德國對於美國自2008年來所倡導的全球大規模刺激政策不以為然,並感到憂慮,認為低儲蓄高消費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而通過赤字財政刺激需求只會導致未來新的不平衡不穩定。儘管在財政刺激上非常謹慎,德國仍是全球經濟復甦最早和最強勁的國家之一。
德國對於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懷疑,很大程度上來自赤字財政實驗所帶來的後果。1989年柏林牆崩塌,東西德統一。為了重振東德經濟,德國實行了大規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包括轉移支付、補貼和政府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導致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使得德國經濟持續了十餘年的不景氣。
除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對於審慎財政的偏離,德國基本上是一個財經政策上高度保守和謹慎自律的國家。儘管人口老化和高社會福利水平,德國今天的國債餘額僅為GDP的75%,為歐盟中最低,更遠低於日本的280%。在全球危機前,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國信用氾濫、房地產泡沫嚴重,而德國的房地產價格基本上是一條水平線。
德國的清醒、理性與德意志民族的哲學思維傳統或許有關。但是,上世紀上半葉火與血的慘痛經歷是最主要原因。德國在1925年-1932年的財政失控與貨幣濫發,導致了惡性通脹,從而為納粹上臺鋪平了道路。 戰後西德首屆政府實行改革,重心是審慎財政、堅挺貨幣,並賦予獨立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惟一職責——謹防通脹從而維持德國馬克幣值的穩定,這為西德從戰敗後的廢墟中復甦和增長奠定了牢固基礎。
在「二戰」結束後至1999年歐元問世,德國馬克一直是歐洲最強的貨幣,也是國際上最信得過的硬通貨之一,並成為歐元的基石。而歐洲央行基本上是建立在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模式上,總部亦設在法蘭克福。
出口佔德國GDP的三分之一。但德國的出口競爭力不是來自於廉價貨幣,而是德國企業的生產效率、質量、品牌與技術。當歐元大幅升值時,法國、義大利抱怨不斷,德國卻從未把匯率視為核心問題。德國主要關心貨幣穩定與否,即通脹風險的高低。堅挺的匯率有助於遏制通脹預期,德國認為這正是經濟持續繁榮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七國集團或G20的峰會上,德國甚至對於美、日等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糾纏不休頗有微詞。
可不是嗎?如果匯率是決定一國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因素,那麼比索在歷史上曾如自由落體般的貶值,阿根廷理應成為世界上最具出口競爭力的國家。同樣,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應當大大受惠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貨幣的大幅貶值。但事實恰恰相反。
德國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的經驗,對於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人民幣匯率改革,都有重要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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