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二)
學俄語的林芳 作者 金梅
林芳1936年生於重慶。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先抗日，後內戰，從未回過家。1948年隨部隊去了臺灣，從此再無音訊。林芳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
林母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為人賢惠，勤奮能幹，以拾廢品、幫人帶小孩、當保姆來維持生計，並送林芳上學讀書。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寧可自己忍飢挨餓，也決不讓林芳輟學。林芳知道母親辛苦，自己讀書不易，因此學習十分勤奮，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十分優異。高中畢業後，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專修俄語。
在大學裡，林芳仍和過去一樣勤奮學習，成績優異，受到同學的欽佩和老師們的青睞。再加上她人長得也漂亮，很多同學甚至個別老師都對她產生愛慕之情。雖然正當豆蔻年華，但她克制自己，拒絕誘惑，始終以學習為重，把愛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年大學畢業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學小張，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高中時期，他們二人的成績都很好，經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攜，相處甚好。小張又是班長，品學兼優，加上出身好，社會關係好，沒到高中畢業就被防空部隊招去，加入空軍，並晉升為軍官。小張回重慶探親時得知林芳在北京讀書，便專程前來看望。幾年不見，二人更加親昵。此後時有書信往來，由友情發展成為戀情。
小張是一名軍人，戀愛婚姻必須得到上級允許。小張把同林芳的戀愛關係向首長做了匯報，並要求允准登記結婚。軍方經過對女方家庭的政審調查，發現女方的父親是反動軍官，母親是反動家屬，女方本人是當然的黑五類子女。小張的結婚申請被拒絕，並受到嚴厲批評。小張十分痛苦，寫信向林芳表示，打算離開部隊，寧可不做官，回家當老百姓種地，也要娶她為妻。
小張的痛苦又何嘗不是林芳的痛苦！經過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決定放棄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類，不能把小張也拉進黑五類。為了小張的前途，林芳含淚寫了一封絕交信：「小張，這是我給你寫的最後一封信。我不願看到你也成為黑五類。為了你的事業、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請原諒我，從今以後，我們就永遠分手了，希望你永遠把我忘記，就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我。假如人生真有來生，就讓我們來生再做伴侶吧，請永遠忘記我……」
畢業後，林芳悄然離開學校，孤身一人到黑龍江省最北邊和蘇聯接壤的一個小縣城工作。她先在這個縣衛生局當統計員，後又被分配到一個醫院搞藥劑。林芳既聰慧又勤奮好學，並且虛心求教，很快精通了業務，常常得到同事們的誇獎。
正當一切都還順利的時候，不幸的事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先是中蘇關係惡化，禍及林芳。林芳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又恰好在中蘇邊境的縣城工作，故在內部開展全面政治審查時，她被認定是特務嫌疑。原來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單位邊勞動邊交待問題。白天打掃衛生、倒痰盂、洗尿盆、沖廁所，晚上寫檢查交待問題。在得知她的黑五類身份之後，對她的管制更加嚴厲，日夜都有人監視。林芳有一個遠方表哥，參加朝鮮戰爭回國後轉業到北大荒。因為相距不太遠，二人見過幾次面。因而在批鬥時，除了強加她是特務、黑五類之外，還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亂搞兩性關係。
面對無情的批鬥、毒打和羞辱，林芳絕望至極，曾一度想自殺，離開這個殘酷無情的人世。幾個平時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裏勸慰她，生活上暗中幫助她。這些善良人的關愛給了林芳頑強活下來的勇氣。
1966年文革開始，黑五類子女林芳的處境比以前更加險惡。她日夜被揪鬥，遭毒打，漸漸變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趕出縣城，到鄉下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農村生活雖然很艱苦，但農民很純樸善良，不會苛待這孤女寡母。一位老鄉把自己的草房騰出了一間，讓她們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親如一家。林芳到了這裡，像是獲得解救一樣，沒有了批鬥毒打，沒有了那沒完沒了的交待反省。林芳雖是大學畢業，但並不孤傲，什麼髒活重活都搶著干。鄉親們都很喜歡她，盡量照顧她，不安排她干重活。她能幹多少就干多少，沒有半點強迫。
同一個村裡還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勞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個是林業局的幹部，原在部隊當游泳教練。此人出生於上海，資本家家庭，屬於黑五類，又是知識份子臭老九，已經40出頭了，還是單身漢。那時林芳也37歲了，於是一些好心人開始撮合。這對在接連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類老男大女，如今終於成為眷屬，在那裡成家落戶。一年後，他們又添了一個小女兒。加上林芳的母親，一家四口，日子過得倒也不錯。
文革結束後，平反落實政策，他們都回了各自的原單位。1982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學謀到一個教師的職位，林芳也隨丈夫來到上海，開始了新的生活。
補白：教我們語文課的孫秀山老師被打成右派，起於一張大字報。據說有一次吃飯時，老師們正誇讚蘇聯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孫老師卻在那裡自言自語：「蘇聯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嗎？和我們的灰菜差不多！」結果被人說成是攻擊蘇聯老大哥，大字報貼到教室外的山牆上。我看過後，隨口說：「就是和灰菜長得一模一樣嘛！未必好吃。」學校菜園裡種著這種菜，從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長得有半人高，人們說是蘇聯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沒吃過，只是推斷而已。我從小就不喜歡吃灰菜。結果，有積極份子把我隨口一說的話匯報給團支部。團支部請示校團委，組織開了一個小型批判會，硬說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論，要我做檢討。我不肯，最後不了了之。 呂維
重重罪 作者 季曄峰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時就有了罪。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聖經•詩篇》
我祖父是蘇北淮安的一個大地主，擁有一座在當地很有名氣的大宅子。土改時，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來到上海，在虹口區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層或四層的樓房。
我的生母195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我的生父17歲從上海隨大軍南下，在廈門市計畫委員會任秘書助理。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時年26歲），遣回原籍監督勞動，妻子與他離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關係，是叔嫂關係。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1947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國民政府的稅務部門任職。1958年大年三十，因其南開同學中有兩個在臺灣國民黨軍隊中服役，他們班留在大陸的25個同學悉數被捕，判刑20年。當時他們已生了4個孩子。為了活下去，夫婦離了婚，並將孩子改隨母姓（吳）。就在父親被遣回原籍監督勞動，伯父被判20年徒刑杳無音信期間，叔嫂二人同遭淪落，相憐相惜，於是有了我。
我大概是1964年被生於上海，但迄今為止我不確知我的生日具體是哪一月的哪一天。當時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這個苦命的嬰孩，約一歲半時我被送回淮安祖籍。這個被當時的主流社會完全拋棄，在社會最底層勉強掙扎活命的家族，為了讓這個男嬰活下去，並抱著將來有朝一日能給這個家族帶來重新出人頭地機會的願望，把我送給縣城一個最顯赫的家庭去「壓子」（養父當時剛結婚不久）。
一個根本無力主宰自已人生命運的男嬰，承載著這個身處社會底層卻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會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樣，開始了在「埃及長老」家的養子生涯。
我養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時任中共江蘇淮安縣委書記。他為人正直，反對浮誇，很受當地人敬重，後來升至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小時我聽他講過故事，還與他下過像棋，並且贏了他。
養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區復興鄉季莊四隊，與原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季劍虹的家同在一個村子。他們也是同一個輩份，相距不過七八戶人家。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這是一個信奉階級鬥爭哲學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質利益的多少為標準，每年春節都會因送年禮的事大吵大鬧一場。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之久。後來為了躲避這種爭吵，也由於無法忍受一直瀰漫在這個家庭里許多年的那種虛偽和壓抑的氛圍，我選擇了逃避。寧願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過年。
我雖然是一個男孩，又是家裡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猶如一個童養媳。我至今不會用漢語拚音，而我的養母當年正是公社裡教漢語拼音的示範老師。每當她帶著親生兒女去教學時，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門、做家務。小時候我愛畫畫。有一次我畫的一幅畫在公社裡得了獎，我的養母卻把我的名字換成她兒子的名字。從記事起，家裡總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後來當兵退伍回鄉，我的養母還要我為她洗她那骯髒的內褲。那時農村裡流行一種喝生雞蛋長身體的說法，我也曾從雞窩裡拿起剛下的雞蛋喝過。有一次，養母叫我從雞窩裡檢來雞蛋，敲開一個小口子，遞到她親生兒子手裡，卻不允許我再喝家裡的雞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著她兒子當著我的面把一個雞蛋喝下。從此我再沒有喝過一個生雞蛋。多少年後，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態，幾乎天天晚上要給自已炒一碗蛋炒飯。
我的小學是在季莊讀完的。那時我經常參加學校文藝宣傳隊活動，每次上臺演出都是借別人的紅領巾。戲演完了，又把紅領巾還給別人。小學畢業時，成績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條屬於自已的紅領巾，惟獨我沒有。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只是感覺到那種因被群體排斥而產生的孤獨感籠罩著我。
1976年是當代中國歷史開始發生根本性轉折的一年。在離家十幾里外另一個公社工作的養父，在這一年突然得到升遷，從共青團書記升為公社副主任。我隨養母一家從季莊搬到這個公社大院裡居住，從純農業戶口變成「定銷」戶口，即和城郊萊農的戶口性質差不多的一種戶口。
這年的元旦後，在上學的路上我聽到了周恩來的死訊。不久是朱德的。9月份的一個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條石子路旁，一個瘦高個子的公社幹部對我說毛死了，並且還流了淚。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沒有一點痛苦的感覺。幾天後全公社在電影院舉行追悼會，開始時我與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齡差不多大的兒子紮著武裝帶，各持一桿半自動步槍，在電影院入場處的兩邊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換掉了，而那個副主任的兒子仍然持槍站在那裡。我不明白為什麼。
在這個公社大院大約只住了兩個多月，我的養父又得到一次升遷，到與漣水縣相交界的一個公社任副書記。於是我們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時候，養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醫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縣裡為他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追悼會。這一年，淮安縣城與全國其他縣城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先後召開了四次大型群眾追悼會。
兩年後的1978年，官方開始了「拔亂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復了廈門市的工作，帶著他後來又結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裡。右派們重新粉墨登場，進入中國政治權力中心。「傷痕文學」出現於文壇，右派一時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角。
這幾年，中國的政治生活在悄然發生變化。公社更名為鄉時，我的記憶就是公社大院的門口重新換了一副招牌。我的養父再一次得到升遷，轉任淮安縣席橋鄉黨委書記。多少年後我才知道，這個鄉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鄉政府大院與我的祖宅僅相距幾百米！我養父在這裡做了8年鄉黨委書記，而我一點也不知道腳下的這塊土地與我有著怎樣濃厚的血脈關連！那時我原以為只不過是我人生的又一個驛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這8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麼重要的時光！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影響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錦歸鄉。搬到這個鄉政府後不久，我就陸續聽到關於他的一些傳說和他所經歷的一些苦難。當然，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鄉，他帶著司機開著一輛皇冠車回到封閉落後的蘇北農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個悲慘年代裡出於無奈忍痛送出去的兒子——接走。然而這一切我當時卻渾然不知。我與很多看熱鬧的人一樣，圍在他的皇冠車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從鄉政府辦公室裡快步走出，逕直走到我身邊，向我伸出雙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雙手。一個右派，一個有著傳奇色彩的人，一個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我所景仰的人，一個文學作品中常寫的主角，剎那間變成一個具體實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這一切就像夢境。他把我的雙手緊緊抓在他溫暖的手掌裡，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與激動！沒有人為我們倆做介紹，而他卻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誰！我們倆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然而，這很可能是我們父子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記不清雙手是怎麼鬆開的。我帶著一種幸福的顛顫，自豪地對鄉黨委秘書張某說我剛才和某某某握了個手。沒想到，我卻遭到他一頓莫名其妙的訓斥。他說他不過是一個臭右派，有什麼好神氣的！有什麼好自豪的！我不知道這位張秘書現在何處，也不知道當年他那般理直氣壯、鏗鏘有力的教訓我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心裏默默地告誡自己：我不會與這個右派有什麼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個像他這般榮耀的人！
記得當時我的養父曾以一種很隨意的口吻問我是否願意跟這個人走。可是他並沒有告訴我我與和這個人是一種什麼關係，我怎麼可以不明不白跟一個陌生人走呢？真是問得莫名其妙！到80年代中期，我養父母一家的戶口全部都轉為城市戶口了，我的戶口卻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淮城鎮環城村九組。戶口本上沒有父母，戶主和家庭成員只有我一個人。
那個右派走了，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別到再相見，竟然整整相隔了23年之久！
1982年有兩個軍區（北京和上海）來淮安徵兵，分到席橋鄉來接兵的是上海軍區的部隊。我至今不明白當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還是有人從中作為。
當滿載新兵的輪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鋪碼頭時，我和第一次出遠門的其他新兵一樣，對這個陌生的城市充滿好奇心。惟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對漂白粉味兒很大的自來水一點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時差點吐了出來。還記得我第一次經過外灘福州路時，面對一幢舊式樓房，一種非常強烈地似曾相識感清晰地衝擊著我的心……
我很快厭倦了軍隊生活，大量時間花在閱讀文學作品上。在一次文學講習班裡，我結識了愛寫詩的上海人盛國鈞。盛家距我們的營房只有幾分鐘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國鈞帶我去看望他的一個剛剛病癒的朋友吳立寅。我原以為只是朋友間的普通來往，而實際上吳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兒子）。這一切當時我被蒙在鼓裡。從他們含糊其詞、欲言又止的談話中，我隱約感到某些事情與我有牽連，可又沒有發現實實在在的破綻。但是自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自已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滿，既然我不喜歡軍隊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蘇。但是在離開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發生了。
我的養父來到部隊，把我帶到上海某電扇廠一位副廠長家。那時我只知道這位副廠長與在廈門市工作的那個席橋右派有親戚關係。我清楚地記得，快進門時我的養父特意關照我說:「這家人因我以前曾幫助過他們，現在他們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蘇北人，你不要答應他們。」在那個年代，能有一個留在上海的機會，對於一個來自蘇北的鄉下人來說，純粹是天上掉餡餅的事。進屋後，那個副廠長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養父此前的「叮囑」，我還是找了個藉口婉拒了對方的好意。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位副廠長原來是我的三姐夫。當時屋裡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兒子，現在已經讀研究生了。
過了兩天，我養父又告訴我，席橋那個右派家裡的另一位親戚要見我，叫我退伍時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並住在她家，輔導我考大學。這一次我養父沒有陪我去，至於行前養父「叮囑」我見面時怎樣稱呼她，已經記不清。現在還能想起，在擁擠的四川路口那個破舊的電影院門外，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我與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見。她站在路邊等我，我走過去叫她一聲「阿姨」。當時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把我又領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帶我樓上樓下看了一遍。當時中間的樓層還被外人住著。母親住樓上，她說我的房間安排在一樓。中午，母親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條我愛吃的魚，那條魚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兩年多前，我請門頭溝一位道士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親是誰」的問題，口中竟奇蹟般湧起那條魚的味道……
我的養父最終還是把我騙回了蘇北。生母曾打算回故鄉辦高考補習班，讓我到她的班上複習，再考大學，可是不知為什麼鄉政府沒有同意。母親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來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後一次見她。如今20多年過去了，記憶中的母親已變得模糊不清，聽說她的頭髮從那時就漸漸全白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養父一次次阻撓我與生父母的相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絕不是因為愛我或捨不得我才這麼做，更不是為我的前途考慮。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生父母一次次聽任我養父的這種阻撓成功。我相信這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不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難以啟齒的罪惡計畫。早些年我隱約聽到過一些有關我的「賣身契」的信息。雖然我至今沒有親見過這個契約，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著，並且至今仍然控制著我的命運。這是一張與魔鬼簽訂的契約！
2004年5月，我第一次與四叔家的一個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張霆見面。他說，似乎確有一份他們當年雙方訂立的如何處置我的協議。我完全被這個事實驚呆了！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個奴僕的身份活著，至今仍然是一個活在21世紀的現代「農奴」！父親，你這個曾經備受政治凌辱的人，為什麼在許多年之後又與這些人同流為伍？你為什麼要與魔鬼訂約，賣掉自己的親生兒子？難道權力與政治永遠如此讓你無可奈何嗎？
2004年5月，我第一次去廈門市尋找生父。雖遭遇種種周折，仍未能見上一面。半年後再赴廈門，終於見到生父，卻沒有第二次握手。臨別時我用指尖輕輕地拍了幾下他的手背，那雙當年曾經那般溫暖的手，此時竟然變得如此畏縮、冰冷，我明顯感到我手上的熱量遠遠超出他的手溫……
離開廈門，我決定去上海見一下母親，讓記憶中母親的形象再變得真實、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問：「你現在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是誰了嗎？」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準備去看看你。」母親說：「好吧，一天24小時，任何時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給母親打電話，她卻推說住在女兒家，不方便見面，迴避了我……
放下電話，一首撕心裂肺的歌聲在耳邊唱起，那是日本電影《人性的證明》的插曲《草帽歌》：「媽媽你可曾記得，你送給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飄向濃霧的山嶴，耶哎媽媽那頂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兒，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間狂風呼嘯，奪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捲走了草帽啊，飄向那天外雲霄……媽媽只有那草帽，是我珍愛的無價之寶，就像是你給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最後一次與母親通話是在2005年的母親節。拔通電話後，母親在電話那頭問：「你是誰？」我捂著電話沒吱一聲，直到她把電話挂斷——我只想再一次聽聽母親的聲音！（寫於2007年）
革委主任賈作仁 作者 老村夫
賈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結合的領導幹部，革委會裡所有的造反派都聽他指揮。群眾專政一開始，賈作仁就讓趙士傑當群眾專政的頭頭，把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派）分子都關了起來。對於那些不肯老實改造的各類分子，可以當場打死。一夜之間，全公社有十四個大隊的專政隊各打死一名四類分子。在縣武裝部主持召開群眾專政現場會議那天，賈作仁還把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糞和污泥裡浸泡長達一天，並在現場會上作了經驗介紹。
被牛糞污泥浸泡的四類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膚病。一名知青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氣憤，說了幾句不滿的話，結果被群眾專政隊打折一條腿，落得終身殘疾。專政隊動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掛在房樑上悠，針刺手指，釘子釘太陽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見的。一名女知識青年覺得群眾專政做得太過分，說他們好像法西斯，便被定為現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眾專政的頭頭趙士傑和賈作仁還對這名女知青進行長期強姦。
群眾專政結束之後，這名女知青投書縣革委會，舉報趙士傑和賈作仁的獸行，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舉報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她十六歲那年到農村插隊落戶，因為不會幹農活，時常想家，在勞動中說過城市孩子不應該下鄉的話。群眾專政一開始，她認為群眾專政的做法太殘酷，更不應該把四類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類分子是人不是牛。當年法西斯也不這麼做，真比法西斯還壞。不經過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裡整人，真是無法無天。群眾專政負責人就說她是對抗最高指示，反對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頭髮被抓掉，臉被打得又紅又腫，眼睛也腫成一條縫，被關進公社的一個倉庫裡。窗戶很小，四周上著鐵欄護。他們不給她鋪蓋，地上連草都沒有，讓她在水泥地上睡覺。她受不了，就邊哭邊喊。看管她的民兵給他弄了幾捆稻草，一床舊被，就這樣被囚禁在倉庫裡。
過了兩天，原來看管她的人不見了，由公社專政指揮部的趙士傑看管。趙士傑假裝關心她，給她送水送飯。一天晚上，趙士傑和她說，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鬥她。那天晚上，趙士傑像野獸一樣強姦了她。從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趙士傑經常來強姦她。她遠離父母，受不了這樣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覺得這樣不明不白死了，讓作惡多端的趙士傑逍遙法外，她個人的冤屈將永遠石沉大海。她要活下來，要控告群眾專政對她的迫害，還自己一個公道。
趙士傑的獸行實在讓她忍無可忍，她就把情況回報給了賈作仁。賈告訴她，不許和任何人講，這是關係個人榮譽的大事。當天賈作仁就把趙士傑調走了，再不許任何人接觸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監管。賈作仁告訴她，這個案子沒結案之前，不能和別人講，她要暫時在這裡繼續接受審查。賈作仁給他弄來兩條帶靠背的長椅子，合在一起給她當床。沒想到賈作仁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裡他打開屋門，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強姦了。
從此以後，只要公社幹部下鄉，賈作仁就趁機對她進行姦污。有時一天兩次，把她折騰得連坐的力氣也沒有了。這樣受折磨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痛苦日子裡，她記下兩個畜生對他施暴的日期。屋子裡沒有筆沒有紙，她就檢一根樹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劃在牆上。凡是牆上劃有叉號，下邊寫上日期的，就是趙士傑對他施暴的時間。凡在牆上劃V符號的就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賈作仁對她施暴的記號，每個記號下邊都記錄了日期。一個V符號下記著兩個時間，這就是賈作仁一天兩次對她暴。
賈作仁、趙士傑的胡作非為使這名女知識青年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折磨和摧殘，肉體上遭受踐踏和蹂躪，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多次想自殺。
根據這名女知青提供的舉報線索，人們發現公社那間關押女知青的倉庫牆上確有叉號和V符號。比如叉號下邊有7，3，8，30，就意味著是七月三日八點半。
賈作仁奪權之後，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他覺得自己出身好，歷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結合的工農幹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擁護他，因而變得有恃無恐。賈作仁姦污女知青的消息傳出，真有點石破天驚出人意外。經公安局對趙士傑和賈作仁突擊審查，二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賈作仁臉色鐵青，往日的驕橫沒有了，低著頭走進了警車。
補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早已破敗的地主家庭。六歲時母親牽著我的手去村裡的小學校報名上學，那時報名上學的條件是能數一百個數，能完整寫出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一百個數倒是背下來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卻沒能完整寫下來。被學校拒絕了。我是開學半年後入學的。入學要帶戶口本，同學們相互傳看著各自家庭的戶口本，主要是看戶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貧農、雇農的同學格外驕傲自豪，是中農的也挺胸昂頭。我們幾個地主、富農的狗崽子就慘了，先是猶猶豫豫不肯拿出戶口本，而後就直接被同學搶了去。自然我們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無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後我們幾個地富後代總是受貧下中農後代的欺負，老師也堅決站在了他們一邊。日子很難熬，地主富農的後代們陸續轉學走了，最後只剩下我一個被革命的對象。讀小學時我的書包經常被同學們扔出去很遠，每次我都等同學們走遠了再偷偷撿回散落一地的書。記得下雨天家裡的玻璃窗上時常被同學摔上稀泥，有時家門口還被挖幾個陷坑。我實在無法忍受地主成分給我帶來的種種屈辱，在一次學校要學生帶戶口去上學時，我悄悄把戶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舉給父親帶來了巨大麻煩，先被派出所抓去關了起來反省，後來經常被批鬥。在階級鬥爭還十分嚴峻的年代裡，改成分成了父親的一大罪狀。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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