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一)

前言  

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類時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已經結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話語上迄今未被充分記載和言說，在實際中雖然特定的黑五類不存在了，而黑五類性質的政治賤民並未在中國絕跡，因而我們有必要打撈黑五類這個現象和話題。

十三億中國人裡，起碼有一半人到死都不會忘記什麼是黑五類，無論其本人是不是黑五類。為另一半人口計，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黑五類。黑五類又叫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份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分子，即五類分子中的前四類。1957年反右之後，右派份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等98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覆到原先的四類。1984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澤東中國此前幾十年製造的所有政治賤民都在政治上獲得同等國民待遇。

這只是理論上的黑五類。實際上，黑五類的子女也被稱為黑五類。官方資料稱，中國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有50多萬名第五類分子（即右派份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佔當時總人口的15%。

其實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比如，我的家鄉（河南開封）那時有「四大親屬」之說，具體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四大親屬成分高（是黑五類），那麼他在升學、招工、招干、尋（xin）媒、當兵、當鄉村教師和村幹部等等方面，都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受黑五類牽連的絕不止超過1億，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不乾淨」。
我們現在隨便拉出一個40歲以上中國人「盤查」一下，就會發現他不是黑五類就是黑五類的親戚。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父親屬於壞分子，以至於父親去世時，他從遙遠的青海回家奔喪，在縣城請客吃飯都請不到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父親屬於反革命，他本人曾連寫十次入黨申請書都不被批准。前總理朱鎔基是右派，前《人民日報》總編輯範敬宜是右派。劉少奇一家和鄧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類。民主黨派領袖、文化精英和學術大師，幾乎個個都是右派黑五類。

絕大部分黑五類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地主富農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識精英，壞分子裡固然有地痞流氓惡棍懶漢，也有許多人是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須諂上的人。1949年以後幾十年中國社會之所以全面沉淪墮落，與各界精英的全軍覆沒息息相關。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後勁，某種意義上說，也直接來自這批人的反彈和發功。黑五類遭受的苦難和屈辱，成為黑五類二代（如家電業巨頭張大中、地產大亨潘石屹、著名畫家陳丹青和藝術家艾未未等等）從苦難中奮起拚搏、改變人生命運的不竭動力。

《黑五類憶舊》是一個期刊性的故事匯。當你閱讀其中一個個故事的時候，請不要僅限於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時走進故事主人翁（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內心：在那樣一個荒誕的時代，在那一個個罪惡的時刻，他們的心靈何其荒蕪，何其野蠻，何其淒慘，何其無助！鄧小平曾說，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發生。我們不妨接著假設：黑五類現像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現嗎？不信上帝的族類，內心像西紅柿一樣多汁。不過這豐沛的汁液不是別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雖然黑五類走進了歷史，可決不意味著政治賤民現像在中國徹底消失。1984年四類分子摘帽以來的二十幾年裡，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的政治賤民？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時代的黑五類？讓我們記住黑五類，讓我們記住政治賤民！我們曾經從那裡走來，我們的災難曾經如此深重，我們的人性曾經如此不堪，我們的墮落曾經如此可恨！然而，我們更要反省、檢討源源不斷製造政治賤民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

黑五類是全中國的替罪羊，是中華民族長大成人的階段性祭品，他為全體中國人背了十字架。

感謝你，黑五類！
黑五類，對不起！

焦國標  2010-7-30

表姨爹   作者 敖順康

那是1970年的春天，表姨爹從一個貧下中農走進了黑五類的行列，成了大隊小隊開批鬥會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產隊的保管員。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隊長的指示，找來3個社員，把谷種從倉裡撮到搭斗裡，挑來幾挑水，先進行浸泡，撓出懸浮在水面上的秕粒，進行一番清洗篩選，再加點石灰水，給谷種消毒殺菌。消毒完畢，又去燒些溫水再浸泡。待水流盡，再蓋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畢了。
此後每天都要淋幾次水，待谷種長出淺淺的新芽新腳，就拿到秧地均勻地撒在田地裡。

不知是怎麼回事，谷種竟長不出腳芽來。是天氣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沒注意天氣變化？還是溫度過高谷堆發熱燒壞了？往年也是這樣操作的，是谷種本身有問題？表姨爹還在思索尋找答案的時候，幾個革命者已帶著黑牌闖進他家，上面寫著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著紅叉。

只幾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壞分子。說他故意把谷種泡壞，誠心擾亂社會主義，企圖搞垮集體的事業，是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是專政的對象，要把他批倒批臭，讓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鬥中，革命者們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來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麼也交不出來。真是潑天的冤枉！從此，表姨爹白天在生產隊出工，晚上去接受批鬥。一家老小提心吊膽，在家門口目送親人離家去挨鬥。

「把壞分子揪上臺來！」主持會議的人叫道。兩個彪形大漢押著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壓90度。「打倒壞分子！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遠不能翻身！」口號連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獨自仰天長嘆：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貧下中農，世世代代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怎麼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惡極的壞分子呢？一次工作失誤就成了人民專政的對象，這壞分子的帽子也來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幹活幹得筋疲力盡，晚上還要挨鬥，身體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兩年時間，因積勞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帶著冤屈，留下遺憾，永遠地走了。
一個壞分子就這樣誕生了，就這樣滅亡了……

補白：那次填寫《中學生登記表》的經歷我永生難忘。放學前，班主任們拿著這張破紙，拉下驢臉，對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聲嚇唬：「為了保衛偉大領袖，為了保衛紅色江山，密切注意階級敵人新動向，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家庭有問題的同學一定要如實填寫，不許錯填，不許漏填，不許隱瞞。

我們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問題的同學」，個個都嚇壞了，湊在一起，愁眉苦臉地商量：民族出身這一欄最好填，照實寫。可是個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欄該怎麼填呢？我們大眼對小眼，個個都傻眼了。有的說：個人出身乾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證萬無一失。可立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這樣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師看了可能會覺得好笑，可我們可能從此就永別校園了。

什麼事都難不倒狗崽子們。最後我們終於做出集體決定：個人出身統一填「小學生」，家庭出身欄各填各的，因為太亂七八糟了，有走資派、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偽滿官僚、外蒙特務、民族分裂分子，無法統一。鬧了半天，小事一樁，順利解決。狗崽子們臉上陰雲散去，又玩起摔跤、馱馬架的遊戲。直到天黑，狗崽子們玩餓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鐵勇

 

                          父親的骨灰在哪裡   作者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剛滿六歲。天氣很好，中午的太陽在天上亮晃晃的，鳥兒在街道邊的樹上跳來跳去唱得正歡，我提著外婆交給我的菜盒子給爸爸送飯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現在叫飯盒。那是個三層搪瓷盒，藍底紅花。我喜歡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寶藍色，總是一邊走一邊仔細看。有時將掛鉤弄脫，無法再掛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當經理，離家不遠，只有一條街的路程。開初是外婆帶我去，後來我就爭著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辦公室，他總是誇張地張開雙臂，接過菜盒子聞一聞，放在桌上，然後在我臉上親一下說：「好香！」然後再牽著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門。走到街道拐角處，我總會回過頭去張望，他總站在那株老黃桷樹下向我揮手。

今天卻有點不對頭，跟我很熟，喜歡我的叔叔阿姨們，好像都不認識我了。進了大門，又看見牆上貼著一排用毛筆書寫的大字（後來知道這叫大字報）。雖然還沒上學，可爸爸已教我認識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認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劃了大叉。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走進爸爸辦公室，一個陌生人坐在辦公桌後面。我有點驚慌，不過還是做出勇敢的樣子問他：「我爸爸呢？」那人並不回答我，只說：「把飯給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後一藏：「不！」掛鉤脫落下來，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過來幫我撿起盒子，帶我走出辦公室，拐彎抹角去了一間有點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兒來回踱步。他一下子顯得很瘦，鬍子都冒出來了（過去我從來沒見過他臉上有鬍子），眼睛比平時更大。他看見我，便停止踱步，趕緊走過來抱起我。我覺得他好用勁，抱得我雙臂都發痛了。他在我臉上狠狠地親了一陣，然後放我下地，說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裡面分明含有淚光。

當天爸爸沒有回家，此後我和兄弟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從媽媽鐵青的臉上，我們知道出了大事，可誰也不敢問。後來我長大了，回想當時的情景，或許當時爸爸已經意識到和我的那次見面將會成為永訣。

過了幾天，家裡來了一群大蓋帽，叫住媽媽，問了許多問題，又在爸爸書櫃裡翻了好一陣。爸爸書櫃裡大部分是外文書，有英文法文的，還有俄文的。我靠在門邊看他們折騰，心裏卻蔑視他們：諒你們也看不懂這些書！

那時，我家院子裡只住著幾戶人家，孩子很少。院裡裡有幾棵樹，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樹。四五月間柚子花開的時節常有夜雨，早上起來，滿院的落葉，一地的碎花。我仔細地在落葉中尋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絹包好放在枕邊。晚上，爸爸會走來坐在床邊，給我念英文「五十一個少女」的故事，念過英文再講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來越遠的音樂般優美的唸書聲中沉入夢鄉。

我家是父親隨和，母親嚴厲。此後的日子裡，我們家再也聽不到父親快樂的哼唱京戲的聲音，變得死氣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終於有一天，媽媽給我穿戴好，帶我出門。她拿個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車，繼而又坐三輪車，最後到了「寧夏街」。這是我從街口的牌子上認得的，是我幾十年來印象最深的一個街名。媽媽沒告訴我，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去給爸爸送東西。想著就要見到爸爸，我又高興又激動，只是怕媽媽不高興，沒敢顯露出來。

三輪車載著我們在一個很高的門口停下。門前有人站崗，手裡拿著槍。媽媽拎著包袱進了旁邊的小門，片刻之後又空手走出來。我呢，呆呆地望著那兩道高牆夾著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通道，眼淚像兩條小蟲在眼角蠕動，最後終於滾下來。我知道，我是再也見不著爸爸了。

記不得我們是怎麼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動著那條高牆夾著的灰色通道，還有那天爸爸抱我親我的情形。

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裡，生活的艱辛和每次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與爸爸的「問題」有關。在學校和鄰里，我們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們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被壓垮。但我和弟兄們也從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種默契，誰都不敢去觸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癒合的傷口。我內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越輕，這樣才對得起他的愛。

爸爸仍然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告訴我們她已辦了離婚手續。雖然年紀很小，我們都明白她是為了保護我們，儘管後來證明那是徒勞的。我們家裡那時有許多爸爸媽媽在教堂結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裝打領帶，媽媽披著雪白的婚紗一臉燦爛。連我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離婚是無奈之舉，別人豈能相信？媽媽幾十年單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質嚴重匱乏的年代，我們4個不到10歲的孩子首先學會了生存。我們撿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補漏，下河撈魚。上小學時就在寒暑假期間找些零工做，掙點角票分幣補貼家用。我們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並且學會了勤勞簡樸的品行，希望用我們的努力換來與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間。媽媽單位的革委會通過內查外調，將媽媽定為「國民黨師長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屬」。依據是我爸爸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了國民黨，並在抗戰初期擔任過該黨漢口區分部書記和特黨委員，在擔任合作社經理期間又用集體基金給每個職工發了10元困難補助，這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他們原打算把我爸抓來和媽媽一起批鬥，調查的結果竟是我爸早在進監不到一年的時候已告別了人世（到底真像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們只好單獨揪鬥我媽，有些掃興。兩次揪鬥之後，沒什麼新東西，就限制媽媽自由，讓她去車間裡干最髒最累的活，兩年後媽媽才脫離「牛棚」。

文革過後，許多受迫害的當事人或家屬紛紛奔走於平反昭雪的路上，我們家沒一個人動過這個念頭。1986 年，大規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聲。某天下午，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讓我趕快回家一趟。原來，法院來了兩個人，帶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聲稱當年把內部矛盾錯判為敵我矛盾，現予糾正。我很不客氣地問：「他人呢？」他們說，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勞改農場。

「那麼把骨灰交出來，我要看。」

「這個，恐怕找不到了。再說那是監獄方面的事，不歸我們法院管。」

我冷笑一聲：「一條人命和我全家幾十年的苦難，給張巴掌大紙片就一筆勾銷了？」

他們顯然見慣不驚，神態自若地說：「糾正通知書交給你們，一方面可以給你們的單位備案，對你們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親原單位作些經濟補償。」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還要什麼政治前途！我將繼續背下去，一直到死。至於所謂經濟補償，更不值一提。當初一個婦女帶著4個孩子瀕臨凍餓死亡的邊緣，僅靠健康的基因和頑強的性格熬過來，誰考慮過什麼補償？莫說叫我拿這單子東奔西跑上下遊說得點恩賜，就算給我送上門，我也不要。我會噁心，覺得我在喝父親的血！」說完，我衝進母親房間，讓存積了多年的淚水在臉上氾濫洶湧。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親與我最後見面那一瞬間欲說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終生的記憶裡。現在我的年齡和當年父親的年齡差不多。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我們家已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也沒有他的任何遺物。時近清明，人們都會去祭掃親人的墳墓，可我爸爸的墳呢？我想為他筑個衣冠塚，卻連照片也沒有。我只能在靜靜的夜裡，獨自重溫那永恆的瞬間……

侯振亞的兒子      作者 海寬

1966年，我在福建師大附中念初一。當時發生一件很令學校長臉的事兒：一位高中同學被選送進空軍航校。他的父親是當時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侯振亞。侯同學在附中也是個風雲人物，大家都很為他感到驕傲。我們班裡有兩位認識他的女同學，那幾天都把頭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們的親哥哥當上了飛行員也不過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學敲鑼打鼓把他送到校門口。不知多少愛慕的眼光伴隨著他上了軍車，也不知多少像我這樣的小男孩幻想著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綠軍裝。

文革一來，省委領導們也被打倒了。有時在報紙或者街頭大字報上看到侯振亞的名字時，我心裏會想到我的這個校友，不知他還能不能上天。

大約是1974年，我跟姑父到他廠（在閩北山區）裡的澡堂洗澡。他告訴我，隔壁搬來個新鄰居，讓我猜是誰。沒等我開口，他就說了：「我諒你也猜不出來。告訴你吧，侯振亞的兒子。」我當時有點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軍嗎？他跑到這山溝溝裡幹嗎來了？

原來，侯振亞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牽連，文革後不久即被定為叛徒，關進監獄。當時侯大哥已在長春航校學習一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他被迫離開航校，自己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落戶。1974年他父親的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他被當做復員或轉業軍人處理，安排到閩北山區這個三線工廠。

後來在姑媽家我見到了侯大哥。他的臉上已經沒有當年離開學校時的意氣風發，只剩下與年齡不符的滄桑。我跟他說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興地請我到他家坐。他當時已經結婚了，小倆口的小窩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窮二白。

當時的我頗有些陰暗心理，對侯大哥的景況很有點幸災樂禍。當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許多革干、革軍子弟一樣，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學面前很有點趾高氣揚。幾十年的中國政治，每次重新洗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經過這樣的家庭變故後，侯大哥們應該會長大許多。中國何時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不要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才算是從這方面擺脫了幾千年來封建主義的影響。

一篇網友跟貼：

我們公社後來還來了一批福建知青，他們都是福建省的幹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幫，當地老鄉不敢接收他們插隊。在福建境內無法分配，他們便跑到內蒙，在錫林浩特靜坐絕食，要求到牧區插隊。他們的行動打動了盟領導，終於同意接收。他們一部分人被分到西烏旗，另一部分被分到東烏旗。分到東烏旗的最終到了我們烏拉蓋公社哈達吐大隊。

來我們隊的福建知青，有一個是已經在長春航校學習了一年的飛行員。他的父親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亞。他人很開朗，會拉小提琴，我們經常聽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歡給我們講他的故事，講他第一次跳傘時的情景，講他從國家的驕子飛行員，一時間成為無人理睬的黑幫子弟時的心情。他想過自殺，他說他沒有想到草原會接納他！

他還帶來他在山東支左時結識的女朋友，一個個子嬌小，皮膚白皙，長著一張圓圓臉的很可愛的山東姑娘。後來他們結婚了。這個山東姑娘是個心地善良而樸實的農村姑娘，是生產隊長的女兒。當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遠離家鄉和親人，追隨著當時已經是黑幫子女的侯，來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幹。我們每次去她家，她都熱情款待我們，給我們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絲。正是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生活的勇氣和安慰。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草原給了他們這對患難夫妻一個棲身之所，讓他們從此遠離白眼和冷漠，過上了普通人應該過的日子。後來他們雙雙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