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七)

                           會六國語又如何    作者 王佳佳

我的父親原是國民黨高官，1948年沒去臺灣。父親是大孝子，他要養活一大家子人。父親是抗日英雄，腿受過傷。他還是搞高科技的學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親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判刑2年，監外執行，接受群眾管制。我們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偽官吏，全家老小成為反屬，受盡歧視。不管怎樣父親是高級知識份子，後來還是在一家工廠找到了一個總工程師的職位。

然而好景不長，反右開始了。他們要父親提意見，不提意見就不散會。這樣的會開了一年多，就等著父親說話。我父親一看拖不過去，就提了一條意見，於是被定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我放學回家，看到大門敞開，人群把我們家圍得水泄不通。我問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大娘告訴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當時如聞晴天霹靂，差點暈了過去。進門一看，母親、兄弟姐妹都在哭，家裡亂作一團。

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最善良、最英俊、最慈愛的父親。他高高大大，是個很帥的男人。他經常帶我們去放風箏，教我們打籃球、滑冰、游泳，好像一個天才、全才。他會英文，通六國語言，會拉小提琴，經常帶我們去買衣服。這樣一個父親，為什麼要被抓走？母親告訴我們：「你們長大了，你們要瞭解你們的父親，他是個好人！」

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他的任何音訊。我們一次一次去找，只聽說他是高科技人員，被關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們在利用他一技之長的10年裡，我們一直沒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從此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都遠離了我們，連我的親姑姑也與我們劃清了界限，怕受株連，斷絕了來往。那時我們5個孩子還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親一人身上。母親是大家閨秀，父親在時，她很少出門，從未工作過。我是二女兒，我說我不要上學了，可以幫助她幹點活。母親不讓，她說我們還小，要學習，有了知識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來承擔。

我媽媽也是知識份子，為了養活全家，不得不放棄了公社記錄員的工作，因為那個工作掙的錢很少。她請朋友幫忙，在環衛局找了一份掃馬路的工作，只因為口糧定量高一點。每天半夜2點鐘上班掃路，白天保持，收路邊的垃圾。原來她沒有幹過體力活，我們一再勸她不要干，可她堅持要去。一天下來，母親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會掄那個大掃帚，可一掃就是4小時。她說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靜，可以痛痛快快流淚，沒有人看見。就這樣，她堅持了10來年掃馬路的工作，最後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繭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飢荒來了。那幾年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我們家倖存下來，沒有被餓死，是母親為我們付出了最勇敢的代價。那時每人每天二兩糧食，看著幾個孩子餓得是皮包骨頭，母親便在休息的時候背著口袋到菜地裡撿來大頭菜葉子，給我們煮著吃。春天，我們幾個大孩子上榆樹林擼榆錢，擼榆樹葉。母親摻著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錢、榆葉發糕。我們吃著樹葉，挖著野菜，竟然活過來了。

有一個場面我永遠不能忘記。那時我在中專上學，吃集體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個黑麵饅頭。我每天只吃兩頓飯，早晨那頓黑麵饅頭留下來。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週攢下的6個黑麵饅頭帶回家給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樓下的電線桿旁。一看到我，他就高興地跑過來抱著我說：「二姐真好，又給我們帶饅頭回來了！」一邊說一邊跑回家送給媽媽，先給媽媽吃。看著他那天真可愛又可憐的身影，我心裏無比的辛酸和難過。

剛剛度過難關，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來了。文革一開始，母親嚇死了，說：「我們又要開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們叫過去說：「你們在外邊要小心，少說話多幹活，不要參加任何造反派，因為我們家是黑五類。」說著母親點著爐子，把家裡的所有藏書，古今中外的，全拿出來燒掉。當時我們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親的技術書。母親說，一樣不留，統統燒掉。一本本的書全被扔到火裡了。眼看著我們喜歡的小說就這樣被燒掉，我們只想哭。整整燒了3天3夜，最後剩一本精裝英漢大辭典。母親抱著它不捨得扔到火裡，呆了半天，最後還是扔了進去。她說：「這一本書是你父親的，我們不能留下。如果叫他們看見了，不知又給我們扣上什麼惡名——最好還是扔在火裡燒了。」過了一會，母親又想從爐子裡拾出來，可是已經晚了。她流著淚說：「這是你爸爸的寶貝啊，將來怎麼和你爸爸交待啊！」這一幕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見我們家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我沒細看就一步邁進家，只見媽媽在傷心地哭。看見我回來了，她說：「剛才街道領了一群紅衛兵把我們家抄了。」我問拿走了什麼，母親說：「家裡破破爛爛，他們看沒什麼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後把我給你們出嫁時準備的首飾盒收走了。媽媽對不起你們！」　母親越哭越傷心，我一把抱住她說：「我們什麼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們身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過火，母親看到我們5個孩子，4個女兒1個兒子，越長越漂亮，很高興又很擔心。外邊的風聲越來越緊，打砸搶成風。母親怕我們出什麼意外，趕緊託人給大姐和我找對象，想把我們嫁出去避風險。我們姊妹雖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長。可是我們不可以考大學。大姐考音樂學院，術科合格了，最後政審被刷了下來。我三妹鋼琴彈得好，也報了音樂學院，術科也合格了，還是因為政審給刷了下來。我當時喜歡體育，冰滑得好，想考體院，最後因為成分不好，還是放棄了。

因為出身不好，沒人敢要我們。最後，我大姐找了個在外地工作的，清華大學的，是資本家臭老九。我三妹當時中專畢業，因為家庭問題，受株連被分配到山西一個三線工廠。母親對我說：「你給我們改改門風吧，還是找個工人吧。」當時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學校裡處了個男朋友，因為我成分不好，最後也跟我斷絕了關係。在痛苦之下，我答應嫁給一個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屆，正符合下鄉條件，最後下到農村，當了知識青年。家裡只剩60歲的母親和不到15歲的小弟。

我成家以後經常回家照看她們。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鄰居都在我們家，一個鄰居告訴我：「你媽媽和你弟弟被樓下老馬家的幾個大小夥子給打了。」我說為什麼，鄰居說他們說你們家是反屬，打的就是你們。我進屋一看，媽媽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氣得二話沒說，衝下去要跟他們拚命。媽媽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個姑娘家你打不過他們。這個世道沒理可講，我們不挨打誰挨打？我們就忍下這口氣吧！」看著媽媽可憐的樣子，我只好忍了，抱著母親和弟弟痛哭失聲——沒有地方訴苦啊！

1973年我們突然接到父親被釋放的通知書。這是個震驚我們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監獄接父親，可是當見到他時，我驚呆了。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個半身癱瘓，手腳抽搐，不能自理，拖著一條腿的蒼白衰殘的老人。這哪裡是15年前我的父親，我那英俊瀟灑的父親！我沒有馬上前去相認，還是他先認出了我們。他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叫著我們的名字。我們姐妹倆抱著他，叫著他，父女三個哭成一團。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哭起來。天哪！這是什麼世道！

父親跟我們講，他幾次死裡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築工地幹活，挑著兩大筐磚，走到4樓時，眼前一黑，栽了下來。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他沒有死。他有個心願，他要見到我們。還有一次在水庫干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裡，但他又沒死，他活過來了。

他說因為他懂高科技，會6國語言，讓他翻譯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頭髮全白了。他們告訴他，好好幹可以提前釋放，可是到頭來不僅沒有得到提前釋放，反而多關押了5年，釋放時已被關押了15年。父親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見到親人，但是當他真的見到親人時，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讓他唯一的兒子當一輩子農民。在農村是沒有出路的，他心裏痛苦極了。就這樣，到1976年，會6國外語的父親得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補白：我3歲時第一次在監獄裡見爸爸巫寧坤。爸爸是抗戰期間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翻譯。爸爸發來一封信，說趕快來見最後一面。當時3年大飢荒，他已經餓得要死了。監獄裡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兒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結果見了5分鐘，他就走了。當時以為是最後一面。文革時候看大字報，揭露爸爸的「反動歷史」，我一算，不對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號才出世啊，他4月17號就被抓走了，怎麼會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時一直有這個疑團，覺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紅衛兵叫我寫我爸的大字報。我那時候才8歲呀，小學2年級。不會寫。「沒事，我們教你。你寫。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們來打他。」把著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寫「打倒牛鬼蛇神、紙老虎巫寧坤」。把我那個署名的大字報擺在全校最顯眼的地方，那個大路口，所有的人來去都看得到。我們全家下放農村期間，夜裡關起門來偷聽美國之音，學英文。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哥哥雙雙考上大學。不過，成績優異的哥哥，由於父親是右派，再次受到株連，只能屈就於安徽師範大學阜陽分校。當時人家都羨慕死了，你們家一下子兩個知青兩個大學生。可我們家，哭，對不起我哥哥呀。

後來我衝破重重障礙到美國留學。臨走時，曾經百般刁難我的系黨總支書記還唸唸不忘教育我，說你現在去美國深造，將來要回來為祖國的四化做貢獻。我心裏說：「回來給祖國四化做貢獻？哈，我死都死在美國！我去要飯，我都不回來！」     巫一毛

同學相煎何太急   作者 王友琴

同學就是一同學習的人。1966年6月以後，同學不再一同學習，而是同學相煎的事時有發生。迫害同學的公開理由，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錯了什麼，而只因為他們出身於某種家庭。

以《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為首的報刊，當時發表了很多紅衛兵的大幅照片。年輕的學生紅衛兵，身穿黃軍裝，臂纏紅袖章，興高采烈。他們或喜笑顏開地簇擁在毛澤東身邊，或緊握紅色語錄本，眼含熱淚朝天安門雀躍歡呼。在各地放映的新聞記錄影片中，紅日東升，紅旗招展，紅燈高挂，紅光瀰漫，《東方紅》響徹雲霄，千千萬萬的學生紅衛兵走過天安門廣場，發出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呼喊，渲染出一種今天看來很是特別的文革場景。

對於這種文革場景，有人看了覺得煽情、迷狂，透著邪氣，有人認為熱烈紅火，激動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除了這種被報導的文革場景，還存在著另一種從未被報導的文革場景：紅衛兵的許多同學，不但被禁止參加紅衛兵，禁止遊行和慶祝，而且被罵，被侮辱，被體罰、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勞改隊。另有一些同學被迫自殺，無聲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學稍作抗爭即被同學嚴厲懲罰，甚至被亂棒打死，被判刑，被槍決。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學裡貼得最多的大標語，除了「毛主席萬歲」，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一位被訪者說，那時，她的中學裡，大門外大門裡，教學樓門外門裡，教室門外門裡，教室前面黑板兩側和後面牆報欄兩側，貼的都是這副對聯。整個校園，凡有門的地方都貼上這副對聯，包括食堂。其他中學的情況與此相彷。這副對聯由北京貼向全國，一位當時在廈門讀中學的受訪者說，他們那裡的學校裡也貼了很多。

當時官方報紙天天發表熱烈支持紅衛兵的文章，但是有關這副對聯的一切信息（被歡迎程度及其殘酷效果）卻從未見諸報刊。當時這副對聯還被叫做「鬼見愁」。鬼見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這副對聯，或怕這副對聯的人是鬼。很多幹部子弟狂熱宣揚這副對聯，他們認為自己的父親是英雄，自然而然，他們自己就是好漢。

該聯起源於北大附中（該校也是最早開始打老師和同學的學校）。1966年6月，有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的學生和出身於右派份子家庭的學生發生爭吵，前者自稱好漢，又把後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來，罵後者是混蛋，就這樣形成了這副對聯。7月1日該校開會慶祝共產黨的生日，以前這種會都是以班級為單位來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卻被隔離在一個角落裡。文革前也強調家庭出身，也給革命幹部子弟特別的優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開場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級分明。

與此同時，一些新詞也開始流行，如紅五類、黑五類、狗崽子。「只許紅五類造反，不許黑五類翻天」的標語到處亂貼。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這副對聯廣泛傳開。在北京，紅衛兵曾召開大會和舉行遊行，宣揚、鼓吹、推廣這副對聯。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的大會上，誰上臺講話，先報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學生牟志京，上臺對對聯表示異議，在台上就被幾個同學圍著毆打。鋼琴家劉詩昆不認可對聯，在會場上被人把襯衫的後背撕成兩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上臺表示擁護這副對聯，承認自己是混蛋，也被轟下臺去，因為這樣出身的人沒有資格上臺講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大會上，紅衛兵反覆大唱《對聯歌》，歌詞如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滾他媽的蛋！（呼口號）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媽的反！就滾他媽的蛋！」

北京的紅衛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態支持這副對聯。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時，非常明確地對紅衛兵的「階級路線」大加支持讚美，但是卻客氣地建議把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造反」。實際上，從北京傳遍全國、到處流行的還是原來的對聯。

後來這副對聯成為紅衛兵組織接納成員的標準。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頭頭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劉少奇和賀龍的孩子。劉、賀後來都被打倒並被關押虐待至死，但那時還在台上，是最高權力圈中人。革命幹部的定義有變化，起初凡共產黨員幹部都是革命幹部，後來變成1949年前入黨的共黨幹部或者1945年前入黨的共黨幹部才算革命幹部。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1945年以前參加中共的12級以上的幹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幹部出身。

一位被訪者說：所謂紅五類，其實是紅一類，就是幹部子弟，而且還得是高級幹部，連科長都不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一般的紅衛兵只在廣場上走過，被邀上城樓的是極少數。有幸上天安門城樓的沒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區工人最多，石景山區就沒有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

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紅衛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幫——打校長和老師；破四舊——燒書畫砸文物；橫掃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衛毛澤東思想——去天安門廣場接受毛的接見。這些都是特權，不是人人都能參加的。

在上海復興中學，紅衛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門口，要每一個進校門的人都報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學也有過同樣的場景。在北大附中，紅衛兵曾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交叉攔在食堂門口，進門吃飯要報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舉起木槍讓其經過，出身不好的要從木槍下鑽過。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大門隔成兩部分，窄的部分貼著「狗洞」，屬於「混蛋」系列的同學走此小門。一位被訪者說，當時她在大門內側看到這個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親剛被揪出來不久，雖然學校還未知曉，但是她不敢走寬的一邊，同時又不願走「狗洞」，轉來轉去，最後在圍牆上找個缺口跳出了學校。

家庭出身變得空前重要，鑒別家庭出身也變得十分複雜。許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迫寫了詳盡的關於父母、祖父母以及親戚的政治歷史狀況的報告，貼在教室裡，公之於眾。有的學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輩還是祖父母一輩的階級成分該算作一個青年人的出身？父親和母親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麼算？城市貧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參加紅衛兵？當時都被當作十分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種種特權是客觀事實，但是社會輿論對此總是持批評態度的。《水滸傳》裡有高衙內的故事，這個名字後來變成依仗父親權勢為非作歹的惡少的代稱。「老子英雄兒好漢」作為一句熟語，原來只是稱讚父親兒子二者都好的一種說法，並非實指父親好兒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這個熟語嚴重變質為：革命幹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親權力的特權，而且有迫害同學和同齡人的特權。這在古代文獻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惡，有些歷史上有先例，有些卻是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比如在這副對聯影響下所產生的罪惡。

當時既無電傳，又無電子信，大多數人也極少用電話，可是這副對聯卻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各地各校，箇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對這副對聯有特別狂熱的興趣，另有部分青年對這個說法默然承受，這種趨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紅衛兵在社會上打人抄家進入高潮的同時，打同學也更加厲害了。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打倒，其在清華附中讀初二的女兒，在全校學生排隊去開會時被拉出隊伍，眾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華附中高三631班的紅衛兵，在教室裡集體用銅頭皮帶和棍子毒打班裡4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其中一個是鄭光召，即後來的作家鄭義。這4同學被打成重傷，又被罰勞改。有人至今記得，鄭光召跪在學校操場上拔草，身後有紅衛兵舉著皮帶抽打他。高二學生郭惠蘭，父親是右派份子，被同學鬥爭後喝敵敵畏自殺。還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臥軌自殺，未死，致終身殘疾。

在北大附中，這幅對聯一出籠，出身好的同學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說話了，見面時理都不理。7月1日開會時，出身壞的同學被用一道糾察線隔開。再後來，就動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初一四班女生萬紅，父親是右派，該班男紅衛兵要打她，她從教室中逃出，躲進女廁所。男生追來，停在女廁門外。這時同學彭小蒙正在女廁所裡，她要萬紅出來。萬紅在廁所裡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結果卻先挨彭一皮帶。萬紅被拉到教室鬥爭，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學生用銅頭皮帶抽她，又有學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從凳子上摔下來。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間裡睡覺。她滿臉青紫腫塊，在陽台上淋雨。高三學生朱同，父親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傷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還曾被關在學校廁所旁的小屋裡，坐在遍地污水中，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被圍看。

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毛澤東曾寫信對紅衛兵「革命行動」表示熱烈支持，於是其他學校也紛紛跟上，展開折磨同學的競賽。在北京八中，初一實驗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陰陽頭，關在廁所裡打。在女生宿舍，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女生被關進廁所，不准回房間睡覺。初一學生李文淥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醫生，不但不准參加紅衛兵，還因批評了紅衛兵一句被鬥，在宿舍被管制，飯裡被撒沙子。

在北師大女附中，不少班裡鬥爭了出身不好的學生。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鬥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班會上，教室裡貼了「打倒狗崽子」大標語，全班45名學生，10名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他們的脖子把他們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壞的其他學生都坐在地上。每個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並要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有人打她們，有人把墨水潑在她們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動手打她們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鏡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強迫一位父母有問題的楊姓同學做以前學生輪流做的清潔工作，黑板上寫著：「楊狗，勒令你每天打掃教室！」該校的學生排球隊長，因為球隊在中學生全國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學校領導人曾和她談過話。文革中校長被當作黑幫打死了，該隊長的父親又有歷史問題，於是同學逼她揭發學校領導，又逼她揭發父母。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虧安眠藥量不夠大，昏迷了幾天。雖僥倖未死，但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

在北京四中，高二學生開會，強迫黑五類一個一個講自己如何不好、確實是混蛋等等。學生牟志京，還不算黑五類出身，和同年級的紅衛兵發生口角，被幾個紅衛兵按在地上打，一顆門牙被打壞。但是他不敢還一下手，如果還手，會被說成階級報復。在當時這是極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導致嚴重得多的後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一個初二女生哭著被一群紅衛兵追打，因據說其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無人敢出面阻攔或解救。在北京礦院附中，一個富農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頭。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學生，資本家出身，被罰跪在搓衣板上，後面還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學生鄭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帶一塊香菸盒大小的黑牌子，因為他家與清朝皇族有親戚關係。在北京一中（鼓樓附近），紅衛兵把原來學校食堂冬天用來儲存大白菜的地窖變成關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個地窖裡面被打死。學校周邊的地富反壞右資、校長、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被打。

在大多數學校，只有校長和老師被打入全校性的勞改隊，學生則多在年級或班級範圍內被打被鬥。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個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入學校的狗崽子隊集體關押，強迫勞改。高一三班有兩個學生被打入狗崽子隊，而這個班據說算是比較仁慈的。狗崽子隊的學生白天勞動，晚上到班裡挨鬥，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個學生，有一天在勞改隊裡不知說錯了什麼話，當晚在班裡被大打。最後還把一隻貓塞進他的褲子裡。貓在褲子裡面又咬又抓，他慘叫了一整夜。慘叫聲傳很遠，可沒人出來為他說話。

打同學之風從北京傳往全國。在上海外語學校，資本家出身的學生王一民被斗後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復興中學，初一女生李曉琳被吊打。她的父親是教授，算是壞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紅衛兵總部」發布通令，規定紅衛兵糾察隊「有權不准黑六類（地富反壞右資）子女任意到處跑」。

在長沙一中，該校紅衛兵到北京受毛澤東檢閱（1966年8月18日）回來後，通知所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到校內某處開會。一位當時是該校學生的被訪者稱，接近會場時，他聽見裡面有吼叫聲。從門縫裡看，紅衛兵正用皮帶抽打一個黑五類學生。他猶豫再三，終於決定逃開。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兩個學生吳倩和蔣宜萍，因為父母的問題在班裡被鬥。先命令他倆打掃教室，其他同學坐著看。打掃完以後，又命令他們寫交代，交代家庭問題。此後，他倆被罰天天清掃教室。

在廈門八中（現雙十中學），開會時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命令坐在一個角落裡。有個學生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的老師，被勒令寫交代，交代老子幹過什麼壞事。

據一些當年是大學生的被訪者說，大學生對打同學的興趣沒有中學生大。但是比如在清華大學，也貼過很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參加紅衛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陰陽頭，看管教師勞改隊，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學生才有資格做。電機系六年級某班學生去抄過班裡兩個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的家，但是沒有打這兩個女同學。

小學裡的情形和中學相彷。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五年級學生劉一之也被揪鬥，因為她不是紅五類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級當作範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嚇得哭。有個出身好的女同學（劉學燕）站到她身邊說：「劉一之的文章拿到別的班念，和她有什麼關係？」劉學燕叫人送劉一之回家，有同學還追著打，西紅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襯衫上滿是紅漿。

北京皇城根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學生，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同班的幹部子弟打他。他逃進廁所鎖上門，趁後面追趕的同學砸門時，他爬出窗戶，手扶落水管從三層樓下到平地逃走。此後他幾個月沒敢上學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慘的可能是北京大興縣的地富反壞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325人。被殺死者中，最老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被殺絕。

有的孩子被煽動或被強迫反對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的共產黨書記姜培良在學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學習的兒子參加了打父親。姜被打死後，兒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況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脫離關係而不被允許。他們必須跟父母一起受難，一起被鬥，長期充當社會中的賤民角色，甚至被殺害。

在這場同學對同學的大迫害中，理論（那幅對聯）儘管粗糙，但指向（黑五類出身的同學）很是明確。一大批學生由於其無法選擇的血緣關係被無情地從同學這一團體中切割出去，變成殘酷打擊的對象；沒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認為需要理由。

這種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嚴重程度不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迫害到處都發生，沒有例外。發生這類事，決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心理根源。

十幾歲的青年學生遭受同學的侮辱和虐待，有沒有反抗的呢？從收集的事實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為對反抗者的懲罰極為嚴厲。以下是四個反抗並遭嚴懲的例子：

例一：直接對抗。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高三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曹濱海的家。曹的出身原來是革命幹部，但此時已被打倒。曹濱海不像大多數黑五類子弟已經受壓多年，在文革更大壓力下還能忍氣吞聲；家被抄時，曹與來抄家的同學發生爭吵，並拿起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曹濱海被公安機關帶走並關了起來。紅衛兵把他的母親押往學校。在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親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該校紅衛兵在校園裡打死了3個人。另外兩個人是校黨支部書記姜培良和語文教師靳正宇。6天後，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這個學校的紅衛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例二：違抗紅衛兵的規矩。王光華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學生，該校離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紅衛兵在校內建了監獄，監獄牆上寫有紅色大字「紅色恐怖萬歲」，關押毆打學校老師和從社會上抓來的人，長達100多天。王光華在文革前是班長，文革開始後曾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表示異議。王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不能當紅衛兵。當北京紅衛兵紛紛拿著免費火車票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連」時，王光華不是紅衛兵成員卻也外出串連了。這被紅衛兵認為是犯罪作亂。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華從外地串連回家，一些紅衛兵立刻去把他抓進校內監獄的小院，一進院門就被十幾個紅衛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覺。當天夜裡，王光華被關在這個監獄裡，傷勢嚴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僅19歲。

例三：自殺。1966年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大量的人家並驅逐了近10萬人離開北京去鄉下。北師大附中初中學生聞佳和母親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強姦。絕望中，她來到學校，從窗戶爬進教學樓二樓的一間廁所。這間廁所因在文革中變得又髒又臭而被釘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裡面絕食而死。幾天後，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衛隊發現。根據當時貼出的批判她的大字報，她在被盤問時承認了她恨文革和毛澤東，承認了她在廁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語錄》。她立即被送進西城區的拘留所。10年後，1979年，她和全國所有因「惡毒攻擊」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釋放。

例四：理論上反對。典型代表是遇羅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遇羅克1962年高中畢業後，因家庭問題一直考不上大學。針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提出家庭出身不等於階級，家庭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這篇文章引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證明對聯的荒謬。當時正是各種革命造反派群眾組織可以被允許出鉛印小報的時候，《出身論》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字樣的《中學文革報》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其實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司令部，只是幾個中學生佩服這篇文章，以此名義印了這張報紙。1967月，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說成是反動的。1970年，遇羅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學的醜行儘管得到最高統治者的縱容、支持和默認，但就其細節和實踐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紅衛兵自己所為。他們為什麼樂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勞而獲高級地位。以家庭出身來決定等級，一部分人可不須付出任何代價和努力即可獲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澤東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作為青少年組織，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紅衛兵接納成員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團雖然也強調家庭出身，至少從未寫進公開的共青團章程。

清華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學生在對聯流行前成立一個名叫梅花的小組，參加文革的活動。小組成員是同班同學，同樣年齡，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組被紅衛兵強迫解散，理由是該小組陣線不清。文革前，幹部子弟只是在進入了分數線之後才有優先錄取權。文革開始，中共中央就廢除了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文革前學生幹部就有很多是幹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幹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幹部的孩子也有小幹部的孩子，不像紅衛兵都由高幹子弟任負責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紅衛兵頭頭的父親的地位陳列一下，就可知紅衛兵追求平等之說與事實相差有多遠。

這種自然獲得的高等級與紅衛兵對同學和老師的非人道迫害顯然有直接關係，因為他們把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權。紅衛兵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權的青少年。從1966年8月初開始，北京的學校都在紅衛兵組織的控制之下。他們在學校裡開會鬥爭黑幫和牛鬼蛇神，可以動用汽車等設施。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大字報並抄家打人，竟能動用汽車到各學校接人。他們也可動用北京的大型體育館，在那兒斗人甚至打人。容納十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紅衛兵可以用以召開鬥爭「小流氓」的大會。紅衛兵也有權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3萬戶，上海紅衛兵抄了10萬戶，武漢抄了2萬1千家。紅衛兵組織還有權發布命令，強迫一大批城市居民離開城市，掃地出門，去農村勞動改造。

紅衛兵得到的至高無上、史無前例的特權是可以打死人。在人類歷史上，自進入文明時代以後，除了戰爭時期，沒有人得到過這種權力。1966年8-9月，紅衛兵在武漢打死62人，游鬥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從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數。還有一些人在遣返到鄉下的火車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戶籍統計。

之三：暴力壓迫中有快感。好幾位被訪者都談到當時校園裡的狂熱亢奮氣氛。紅衛兵學生腰扎皮帶，高卷褲管，見了往日的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說起話來，不論男女，開口就是「他媽的」。有一位被訪者說，她班上一個原本嬌氣羞澀的女同學，這時學會了掄開皮帶打人，走路也變得挺胸抬頭，說話帶著粗口，高聲大氣。殘酷的行為也能使人興奮快樂，對人類來說這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體驗。

之四：虐待同輩可以彰顯自己。有的學生甚至對斗同學比對斗老師、斗黑幫更感興趣。比如，有的學生不厭其煩地四處調查同班同學的家庭情況，為的是將其打入狗崽子的範圍。紅衛兵到社會上四處抄家的時候，往往對同班同學的家更感興趣。比如上文寫到的北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的家，並打死同學的母親。

有些學生在文革前或因體育好，或因學習成績好，或因在競賽活動中得過獎，或因有特長而出過名，或個性比較外向，活潑，如果出身不好，會因這些長處而挨整。而且，他們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過其他同樣家庭條件的學生。

同輩人之間有比較，有競爭，自然也就可能有緊張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同輩忌恨是一種難以完全避免的情緒。但是，同輩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過自我認識和道德追求來得到克制。學生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方法來緩和、協調並解決的，但是文革期間卻是煽動誇大種種矛盾，並以革命的名義縱容陰暗的忌恨，讓一部分人用鬥爭的方法來對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輩間的競爭感轉化成同輩虐待。迫害他人可以顯示出迫害者的優越性，對同輩人的迫害更能顯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輩虐待相當有誘惑力。

紅衛兵的全盛時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紅衛兵運動導致的體制性變化和心理道德變化，卻影響中國社會10多年。影響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規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眾性打鬥來進行的暴力迫害，隨著紅衛兵的興起達到高峰。這種方式後來被反覆運用。1967年，一些共產黨老幹部被殘酷打鬥。煤炭部部長張霖被打死，彭德懷被打斷兩根肋骨。1968年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無數普通人被關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從此被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澤東還親自發明瞭「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專門術語，用以指稱因父母「有問題」而受歧視的社會群體。與此相應的是，個人的工作態度、專業訓練和才能被蔑視。這對年輕人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種情況直到70年代末才改變。

之三是公道毀壞，私德失落。在大規模的暴力迫害中，善與惡的標準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學是不對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脅面前，無可奈何。生活中較為平等、歡樂的同學關係被摧毀。壓迫和仇恨成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無足輕重。年輕人，有的學會了殘酷虐待同輩人以發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獲取社會地位，有的被迫學會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變得無比冷漠，對同輩人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對權勢者卑躬屈膝，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強權就是真理，謊言大話盛行。整個社會被操縱和挑動，成為人整人的屠宰場，人性墮落了。無數無辜的年輕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現在，在訪問中，難以聽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這種靈魂的創傷，何時才能治癒？

 

記住吳維尊    作者 蕭若枝

吳維尊1926年生於浙江東陽，清末名臣袁昶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2%81%E6%98%B6（庚子事變因主和被慈禧太后處死）的外孫，出生時母親為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與公元一世紀的聖保羅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年畢業於上海中華神學院，一生留下100多萬字的牧靈著述。

中共建政後吳維尊為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是一派胡言。當時上海虹口區政府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社會發展史，學習完畢時，每一個人都要寫總結報告，談自己對社會發展史的認識。作為該區一名中學老師的吳維尊，經過禱告，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政治老師說：「你們所信的神，是反對科學的！」吳維尊回答說：「老師啊，科學規律是哪來的？是人定的嗎？不是，沒有人能制定科學規律。真正的科學規律是神在創造天地萬物之前就制定妥當的。天地萬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規律運行。既然科學規律是神早已定妥的，為什麼神要反對自己所定的科學規律呢？今天的問題，不是神反對科學，而是人想利用科學來反對神。」

基督徒飯前必謝恩。1957年反右運動中，吳維尊仍然堅持每吃飯必謝恩禱告，中午休息時還要拿出《聖經》來默讀。星期天，全校教師要到附近農村勞動，他卻要請半天假，理由是《聖經》教導我們要守安息日。不久，吳維尊便被下放到郊區農村勞動改造。在那裡，他反而把勞動場所當作傳福音的禾場。小組學習，要把幹部改造成具有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的人，吳維尊卻公開發言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且永遠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轉變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沒法響應黨中央對我的號召。」

1964年四清運動時，吳維尊寫信給一位年輕人：「你既然已經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應該公開承認主的名，退出共青團，走主的路。」

這個年輕人的退團舉動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吳維尊「與共產黨爭奪下一代」的問題。1964年7月30日，他被捕了。從世人的角度看，吳的被捕入監完全是由於不識時務。吳維尊則心中確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歡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帶領。神要他在犯人這個崗位上做好一個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來聽從主的旨意。因此，一進監獄，他就為自己定了一個在屬靈的爭戰中必須堅持的原則：在被審訊時，「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

入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八次被審問，一直持定這個四不原則。第七次審訊時，他被要求用書面形式回答五個問題。他一面禱告，一面寫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個問題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確貫徹執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這種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國許多教會被取締、受打擊，許多神的僕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黨對神教會和神僕人的領導而被捕、下監、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監，則是一個新的證明。」

第五個問題是「你對全國基督教界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是如何認識的」，他寫道：「聖靈突然攔阻我，不讓我回答這個問題，並且光照我一節《聖經》。這段經文是：‘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將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因此，我就不從正面回答了。要說明的是，主耶穌所說的狗、豬，不是指真的狗和豬，而是指不把聖物當作聖物、不把珍珠當寶貝的人。」第八次審訊時，審問人員惱怒地說：「在我的手心裏不知經過了多少大牧師、大傳道，還沒有見過你這麼猖狂的！」

1967年2月，吳維尊被判無期徒刑。收到判決書後，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滿感謝：「僕人決不能大過主人。我的主耶穌，從父手中領受並喝盡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無期，而且是釘十字架，是最恥辱、最殘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給我喝的杯，不知輕了多少倍，還存留我一條命，身體至今還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時，尚且是心悅誠服地領受，我才是無期徒刑，為什麼不能也同主一樣心悅誠服、從父領受呢？主說過，‘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憐憫了我，給了我這個杯，我就應當把父所給的杯喝盡，無期到底。」
 

吳維尊飯前照常謝恩，不避諱，不怕人看見。監獄指導員向他宣布：「你要吃飯，就不許念（謝恩），你若念（謝恩）就不許吃。」吳維尊便把自己的碗筷還給管理員，不再吃飯。四五天後，他們厲聲斥責他：「不吃飯，絕食，是抗拒無產階級專政。」吳維尊堅持說：「我決沒有絕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謝恩吃飯。」

半年後，吳維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銬，他仍然堅持不讓謝飯就不吃飯。獄吏組織七八個犯人教訓他，其中一個犯人一拳打在吳維尊下巴上，致其滿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開弓，狠打他的臉頰。在這種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話一直縈繞在吳維尊的耳中：「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的話成了吳維尊爭戰時手中的得力武器。反覆毆打、折磨兩個鐘頭之後，那個犯人打累了，宣布批鬥會結束。看守所長問他：「大家幫助你改造，你覺得怎麼樣？服不服呀？」他回答道：「報告所長，無論政府對我做什麼，或是犯人對我做了什麼，我都沒有怨言，甘心樂意。」

有一次，吳維尊堅持禁食七天之後，獄方數人強行給他進食。他們把一個鐵器塞進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進胃裡。這個過程難受極了，但吳維尊絲毫不反抗。灌完後，膠管一抽去，鐵器一取出，他就站起來，舉目大聲感恩說：「感謝天父用這樣的辦法來養活我！」後來，監獄管理員只要硬往他口裡塞窩頭，他總是舉目望天大聲說：「感謝神用這樣的方法養活我！」

在檢察院對吳維尊的起訴書中有這樣的記錄：「該犯長期在監內，藉口飯前謝恩搞非法活動，破壞監獄紀律，甚至多次長時間以絕食行動對抗無產階級專政。」

後來吳維尊被轉至寧夏服刑當勞改。那時正是文革高潮期，吳維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堅決反對改造。他堅持不念毛主席語錄，不答問題，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萬歲。組長和同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頭，他拒絕。十多個人對他又踢又打，他乾脆躺在泥土地上，任憑大家踢打。這是他第一次在勞改隊挨打。此後，他無數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帶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雙頰，有人用木棒打他的頭頂，有一個隊長還用燃著的煙頭多次燙他的鼻孔。所有這些，吳維尊都認為：「既是主所允許的，都是於我有益的。」

在這裡，仍然是「你要吃飯，就不准禱告，你禱告就不准吃飯」。吳維尊決不吃不經謝恩的飯。不吃飯到了第五天，他已極度虛弱，還被迫受罰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個人毆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後是灌食，嘔吐。勞改隊長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穢物舔乾淨，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嘔出物舔乾淨。這樣的折磨持續了幾天，被打的創傷一年多後才痊癒。

中國史書記載著獄中各種各樣的酷刑，也記載著許許多多一代又一代受盡酷刑而不屈服的剛強硬漢。吳維尊雖然忍受酷刑，沒有屈服，卻不是剛強硬漢，他是柔弱的。那些毆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問他「你恨不恨我們」，吳維尊說：「一點也不恨，也不埋怨誰。因為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還為那些釘他的人禱告呢。」

後來監獄政委（最高領導人）對他說：「你要飯前謝恩，我們允許你心中默默禱告。若要表現出來影響別的犯人，我們就不許可。」吳維尊聽了，立刻警覺起來，主光照他，這一步也不能讓！他回答說：「報告政委，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與行動表現緊密相聯的。沒有行動表現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表現。我無法滿足政委所說的條件。」

1970年9月，吳維尊被調到管制最嚴厲的一個組。再難改造的犯人，到那裡後也都會被改造過來。組長對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飯前不禱告謝恩；二，念毛主席語錄。不要求兩個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個就行，隨他挑選。他立刻明確告訴組長，這兩個要求，任何一個，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頃刻之間，他成了全組犯人的鬥爭對象，組長和全組犯人集中火力，想盡各種辦法來刁難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們說，只要吳維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語錄，或是說一句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就可以讓他吃飯謝恩。吳維尊在主面前思考這個問題：《聖經》教導要「敬畏神，尊敬君王」，還教導「我勸你首先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當如此」。想清楚之後，他在小組眾人面前說：「我祝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他們都歡呼起來：「有門兒，有門兒！」也有幾個人不滿意，因為他說的不是萬歲或萬壽無疆。另有人說：「慢慢來，有希望！」那天他們對吳維尊好得不得了，三頓飯都給他吃得飽飽的。

第二天，組長和大家對他說：「今天，你要進一步了，不要說你昨天說的那句話，要說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這麼說。」豈料，勸了半天，等了半天，吳維尊還是不肯改口。他們氣極了，不給吳維尊吃飯。

有人在私下問他：「你為什麼肯祝願毛主席身體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呢？」吳維尊回答說：前者是向至高神禱告，為政治領袖代求，神是喜悅的，因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後者卻有把毛主席當作神來敬拜、把領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厭惡，不喜悅。萬歲是不可能的，連活一百歲也很難，毛主席決不會萬壽無疆，而是一壽有疆，我為什麼要說不合神旨意的胡話？」

靠著主的恩典，吳維尊守住了。此後，勞改隊的幹部不再干涉他吃飯謝恩的事，雖然謝恩仍然算是違規。在獄中，吳維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說：「感謝主！我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他堅持說「不」，堅持反改造，監獄裡那些種種規矩絲毫不能束縛、捆綁他。

到1979年，一同轉至寧夏的200多個無期徒刑犯人只剩吳維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陸續獲得減刑釋放。許多人勸吳維尊也申訴要求平反，他卻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堅決不申訴。

1981年春季，獄方宣布對他實行減刑，再過6年，他將被釋放。寧夏高級法院的裁定書上說，吳維尊勞動積極，遵守監規紀律，證明他「確已悔改」，因此予以減刑。

吳維尊決不認同這個說法。6年後的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迫出獄。當天他寫了致寧夏高院的《出監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沒有悔改，從來不曾悔改。「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無悔改的行動表現。」

他說他1964年7月3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自第一次預審起，除了確認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謂「罪行」的詢問，他「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半年後在中級法院審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個提問（問：你是基督徒嗎？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詢問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20多年至今，凡與「認罪」或「改造」有關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20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與改造有關的，（我）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他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我）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瞭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至於裁定書上所提到的，我‘服從管教’這一點」，「監獄對我所進行的數不清的改造與管教措施，我是一點兒也沒有服從，通通拒絕，而且頑固地堅持了二十幾年一直到今天」。

吳維尊說，服刑期間所做的一切，沒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語、一個舉動，「是真正從我悔改出發說的、寫的或做的」。對我「一個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為什麼一定要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硬加上一個虛假的‘悔改’名義，給以減刑並到期釋放呢？何況，我作為一個基督徒，更不應該趁這個錯誤裁定之機鑽空子，作出將錯就錯，冒‘名’頂替的惡事。我非但不是‘確有悔改表現’，而恰恰是‘確無悔改表現’，全部是不悔改表現，根本不具備可以獲得減刑的最起碼條件，而只能仍是個無期徒刑犯人。」

「既然這六年來，法院沒有收回這個不實事求是的、名不符實的錯誤裁定；而且我作為被專政的犯人，又根本沒有資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這種兩難情況下，‘逼’得我沒有別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我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後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願）。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於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19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我這樣作，是讓法院有充分的足夠時間，進行調查瞭解和重新考慮。如果有哪一天，那個錯誤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當然也意味著恢復了我所原有的無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則我將立即欣然結束這個禁食行動，該幹什麼幹什麼。」

被迫出獄之後，吳維尊拒絕離開監獄。獄方「被逼」無奈，最後只得在大牆外為他收拾一間14.6平方米的陋室中，讓他在監獄外「服」無期徒刑。他的邏輯很簡單：他沒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強加給他的因悔改而獲得的釋放。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寫下最後一封給自己的親人的信：我之所以堅持做一個「大牆外的無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順服和接受監獄（政府機關）的執法（與我悔改與否無關），出到大牆之外，又要我堅決拒絕和抵製法院的弄虛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說成是‘確實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麼程度，請你們各家各人都不要來銀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來，謝謝，千萬不要來）。我始終是監獄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窯，都是最正常的事。什麼都擋不住我在末日與眾聖徒一同復活。監獄單位只是我在世上長住又暫住的家，直到復活後穿上與主相似、永不朽壞的靈體，與主一同進入永遠的家。因為必朽壞的肉體只能仍歸土，而不朽壞的靈體才能與主同進不朽壞之神永遠的國。（出獄）十多年來，監獄一直待我好，照顧我；這一點，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謝政府，特別是感謝監獄單位。」「主若許可，我每年寫一封簡信給你們各家；何時死了，我請多年經常與我交往密切的劉萬新老弟兄，打電話告訴三哥家，並請三哥轉告你們各家。願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與你們各家同在。」

20天之後的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一對年輕夫婦前往探望吳維尊。敲門，無人應聲，翻矮牆入內，吳維尊服裝整齊，帶著眼鏡，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經被愛他的主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