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其他中共老幹部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周恩來與其他中共老幹部之間的關係也是以毛澤東的態度爲態度。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革」運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決接班人的問題。然而，這場運動卻是要由毛澤東自上而下發號施令，再由下層普羅大眾自下而上完成所謂的「奪權」鬥爭。這裡首當其衝的就是黨的各級幹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丶國家主席，下到基層黨支部書記都屬或被批判丶靠邊站或被打倒被奪權之列，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影響之巨，都創造了歷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幹部當屬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幹部當屬被衝擊卻要「燒而不焦」之列，這些無疑都在毛澤東的全盤考慮之內，有時要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調整，更要根據他們在「文革」中的具體表現加以區別對待，而周恩來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結束後，不少中共老幹部都曾深情地回憶周恩來對他們是如何保護的。筆者不否認周恩來的確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保護過丶關照過一批老幹部。但是，保護和關照的前提卻是要看毛澤東丶江青的臉色行事，絕非周恩來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鄧小平這位劉少奇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毛澤東並不想將其徹底打倒，而是區別對待，將鄧小平與劉少奇分割開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當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予以適當的關照。

劉少奇丶鄧小平雖屬同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劉少奇才能證明「文革」運動的及時丶正確，但是鄧小平原本就是毛澤東的自己人，是毛澤東曾經屬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鄧走到劉的一邊，引發毛的不滿，需要整一下，但是毛並不想徹底整死鄧小平。外邊大批丶特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鄧小平本人卻還住在中南海，安然無事，並未遭受劉少奇那般摧殘和折磨，後來因爲對蘇戰備，鄧被「疏散」到江西，但卻住進了將軍樓，還有夫人丶子女丶秘書等生活在一起，並未遭什麽罪。這些當然是出自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負責實施而已。王力回憶說：「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

這裡我們還必須論及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的關係。據王力回憶，大約在1966年的5月，中央成立了專案組，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專案組下設四個分組，分別由周恩來丶康生丶陳伯達等負責，而周恩來就是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以後這些專案分組的負責人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直到去世。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各省自治區丶直轄市等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其存在期間搞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案子，這些案子可以說毫無例外都是冤假錯案，這實際是中共極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結果。周恩來作爲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

具體而言，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都必須有毛澤東丶周恩來的簽字丶批准。何人應被軟禁在家丶劃地爲牢，何人要被軟禁在北京衛戍區或送到外地隔離看管，以及何人要被關進秦城監獄等，這些都要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視具體情況而定。

比如，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在對劉少奇的處理方面，周恩來是很嚴厲的。劉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離起來，劃地爲牢，再交由「群眾」批鬥，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以至後來劉被定性爲「叛徒丶內奸丶工賊」以及轉移到河南開封而死於當地，周恩來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賀龍是毛澤東「文革」開始時一直防範的人物，隨著劉鄧倒臺，賀龍也被毛澤東批准隔離審查。據知情人透露，對賀龍，周恩來則是自己直接負責，別人不得插手。賀龍被軟禁在國務院西山像鼻子溝的戰時指揮所，由周恩來的衛士長楊德中直接管理。賀龍因病未能得到及時的治療而死，周恩來要負最主要的責任。

另據知情人士披露，羅瑞卿是「文革」爆發前即被毛澤東打倒的軍隊領導人，羅瑞卿「文革」中的醫療管理也由周恩來直接負責，解放軍總醫院關於羅的治療事宜只向周恩來一人報告，其他人均無權過問。解放軍總醫院只能提出醫療方案，但無權決定，所有治療均需經過周恩來的批准方可執行。如果說羅瑞卿因爲不能得到及時的醫療而導致腿部殘疾，這不是正說明瞭周恩來應對此負有直接責任嗎？「文革」中軍內造反派曾經對羅瑞卿進行過殘酷的武鬥，甚至用籮筐將羅抬致批鬥會場。羅瑞卿當時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看管，若無毛澤東丶周恩來的許可，羅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鬥慘遭迫害。其他中共高幹則根據情況被分別關押在秦城監獄，如安子文丶陸定一等，他們在獄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黃吳李邱這幾位林系大將，在「913事件」後被送到北京市衛戍區隔離關押起來，這也是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旨意所辦。這裡我們只舉這幾個最典型的例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澤東是全盤政策的決策人物，周恩來則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具體執行之。

整體而言，周恩來在毛澤東允許的範圍內保護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黨外人士，還有一些毛澤東並不想真正打倒的人。當然在處理過程中，周恩來也根據具體情況予以適當的關照，但是總體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變的。然而，往往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關照」卻頗能打動人心，不少曾經慘遭迫害的中共高幹「文革」後都曾深情地回憶起周恩來是如何「保護」他們的，但是卻從不具體追究這些冤案是什麽人主持製造出來的，而那個時候的周恩來又在哪裡，他們只是籠統地把一切罪責歸結到「林彪丶江青反革命集團」身上。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羅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來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賊身上，一切恩情都來源於毛主席」。對照羅瑞卿一案的整體過程和周恩來在其中的所做所爲，這是一個多麽大的諷刺啊！

通過上述幾個部分對周恩來「文革」中幾個最主要的人際關係的論述，周恩來「文革」中的整體輪廓和脈絡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主要依靠的就是三個人：江青在前臺指揮造反派爲毛澤東打倒自己的政敵而衝鋒陷陣，林彪指揮解放軍爲毛澤東的「文革」保駕護航，而周恩來不僅負責貫徹丶執行毛澤東「文革」的各項戰略部署，且負責保障「文革」運動順利進行的經濟基礎，一身兼任了毛澤東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周恩來在軍隊事務上的發言權有時甚至大過林彪，如「三支兩軍」一事上，周恩來所起的作用就遠遠大於林彪。

正因爲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運動最堅定的支持者丶擁護者，同時又是最得力的貫徹者和執行者，再加上林彪爲首的軍隊系統的大力支持，周恩來成爲中共高層中一個無可輕易取代的人物。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善於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及時杜絕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險，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點，有時甚至不惜犧牲他人而保存自己。雖然，周恩來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難，但卻總能及時地化險爲夷。最關鍵的一點是，周恩來更善於隱忍，機巧地把握好與毛澤東丶江青的政治關係，永遠把自己擺在臣子丶屬下的地位，對於來自毛澤東丶江青的批評丶指責甚至詆毀丶謾罵，從不會公開說「不」，且時時處處地檢討自己以往的錯誤，唾面自乾，向毛丶江輸誠表忠，甘於作毛丶江的奴才和工具。這正是周恩來之所以能夠在那波詭雲譎丶險像環生的條件下生存下來的最主要的原因。

筆者認爲，國內官方的御用史學家們對周恩來的那些正面論述和評價有些並非全無道理。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鄧小平的是非爲是非來論述歷史，以中共中央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爲標準，按照黨的意志來解釋歷史。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丶篡改歷史的處境當中。以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爲例，當1980年8月鄧小平在回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鄧小平將周恩來定性爲「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而將林彪定性爲「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丶‘四人幫’的罪行。」1981年6月中共中央按照鄧小平定下的調子作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提及周恩來時該決議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爲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爲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爲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丶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這顯然不是真實的歷史。

歷史證明，周恩來在「文革」中顧全的並非國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大局，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局；周恩來爲了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同時也是爲了自保，周恩來在「文革」初期點名打倒了很多老幹部，其數量之多絲毫不亞於江青丶康生等人；所謂「周恩來與林彪丶江青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一說，更是一個天方夜潭。對於鄧小平的「違心」之說，身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顯然是不認同的，陳伯達說；「人的認識需要有個過程。周總理有時也說了些錯話，現在說他說了違心的話，違心的話是有的，我也有過。可是人不可能經常說違心的話，主要還是認識上的原因，當時就是那樣一種認識。」

「違心說」不僅不能減輕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墮落成一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通過前文的論析，我們對周恩來「文革」中的作用就會有較爲全面的認識與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