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靈魂擺渡者學弟的《我們北大學子不吶喊、集體禁語的真實原因》一文，看到他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神態，我悲從中來，忍不住有幾句話要說：
其一，溫家寶到一慣自我標榜「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發表關於教育體制改革問題的講話，並希望與北大師生溝通，竟遭遇北大師生的「集體禁語」。這怎麼說，都讓溫家寶感到失望和失落。
是北大師生根本提不出什麼問題？還是有所忌憚而不敢提出什麼問題？在我看來，很像是前者。
就算是後者，那也是北大的恥辱，根本沒有值得沾沾自喜的理由。
其二，西方的大學，其前身是基督教的神學院。由於歐洲的教權大於世俗權力，因之，歐洲的大學逐漸發展成一種「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權力不能進」的辦學傳統，才造就了璀璨的近代文明……而大學到了中國，卻成了「學府」了。即成為與官本位思想體系相對應的官府了。
其三，我所說的「北大死了」，是指中共建政之後，就按照蘇聯的「產品流水線的方式」來辦學，按照精神控制、思想禁錮的思路來「院系調整」，北大早就沒有靈魂了。
我們知道，生命是靈魂與肉體的有機體。沒有了靈魂的北大，早就是一隻空殼了，早就是一具行屍走肉了。因為大學的「大」字，就體現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上。請問在中共建政之後，大學還有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否？
沒有精神獨立，沒有思想自由，遂使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學（當然包括北京大學）墮落為職業培訓所，墮落為國外二三流大學的學前班，墮落為禁錮思想、扼殺精神的流水線，墮落為滅絕靈性、踐踏良知大染缸。
這讓我想起自己曾於2009年11月30日寫下的一篇短文——《記馬寅初的一件趣事》，其文略曰：
2009年年4月上旬，我陪孔令平先生去西昌、鹽源、甘洛等地去拍攝《血紀》一書的實景插圖。第一站就去了讓孔令平先生留下一生辛酸和苦難記憶的母校——重慶大學。
由於馬寅初先生在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故在重慶大學校園內樹有馬寅初先生的花崗岩雕像。在花崗岩雕像的背後，還建有一個「寅初亭」。
看到馬寅初的這尊雕塑像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馬寅初在北大的一件趣事：
馬寅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於54年發表「新人口論」。北京大學奉毛之旨，展開對馬寅初的炮轟批判。一時間，北大校園內貼滿了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
於是馬寅初很耐心地閱讀那些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認真看完這些大字報後，不禁悲從中來——這麼多大字報，竟然沒有一個人從理論上來駁斥他，只有謾罵和橫蠻。
馬寅初看到這一切後，喃喃地說：「這是我這個當校長的失職啊！我不配當這個校長啊！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竟然在知識和理論上是如此低能和貧乏……」然後，馬寅初只好無奈地拿上毛筆和墨水，認認真真地在大字報前改錯別字……
通過這件「趣事」，可見中共對中國教育糟蹋破壞到了何種嚴重的地步！北大可是中國的一流大學啊。這可是中共篡政之初，原有的教育方針尚未遭到完全破壞之時啊！更別說嗣後的中國高等教育了……
其四，記得我在《假如我是一個大學校長，我就屙泡尿淹死克（去）》一文中寫到：「北大存在一個把不同觀點的教授踢出去的機制，存在著一個把舉世公認的才子焦國標趕出去的黨棍混蛋，想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那是白日春夢！南轅北轍！」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學術文化的神聖高貴，是這個民族或國家的創造性和開拓性活力的重要體現。而反過來，學術文化的虛偽、造假、腐敗、墮落、信譽掃地，這絕對是這個民族將要跌入萬丈深淵的歷史前兆。」
「歷史的弔詭之處還在於，原蘇聯人民在專制強權的奴役下獲得瞭解放，馬上就拋棄了這種「產品流水線」式的大學管理模式。而中國從蘇聯那邊生吞活剝過來的東西，仍然還在堅持、堅持、再堅持。」
對於這些問題，不知道靈魂擺渡者有所思考沒有？如果有所思考的話，我相信你就不會那樣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
其五，中共建政後的北大歷史，是一部說謊的歷史，是一部恥辱的歷史。可北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我在《從三倫看毛澤東之為人及答朋友問》一文中所言：「謝靜宜是毛的陪睡丫頭，連小妾都夠不上格。被派去監管北京大學，來羞辱那些著名的知識份子，報了毛的一箭之仇。引得北大許多著名學者都為之折腰，都為之執鞭提蹬。這實在是北京大學最『輝煌』的一段歷史。不知道今天的北大，為此感到羞恥不？」
「要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著名校長活著看到這種情況，肯定一頭往牆上撞死，或者挖個地洞自己鑽進去。」
其六，全國的學術腐敗、靈魂墮落，自北大始，或者說北大難辭其咎。北大仗著「皇城根兒」的優勢，仗著優先獲得納稅人的巨額撥款的近水樓臺，為有權勢的庸俗官僚授予「博士」「碩士」的文憑。在張維迎的「經營」下，日進萬金。嗣後才在全國全面鋪開。難道北大人不為此感到羞恥？
今晚就寫到這裡吧。那天有興致了，再加以補充。
寫於民國99年（2010-6-14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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