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四)

2010-06-04 08:35 作者:呂維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第四章 謀生初嘗試

十五

初中畢業後，很長一段時間陷入迷惘之中。就算我們當時對那位紅旗班主任有些看法，或者因每人出了兩元錢，送了呂國瑞老師一面錦旗，引起他強烈的嫉妒，也只能說明年輕人考慮問題欠週到，如何能看作組織「反動小集團」？，退一步言，即使對他個人有些意見，也僅僅是個人之間不同見解，他是黨組織嗎？招生委員會為什麼不通過學校領導瞭解一下真實情況，只聽他一個人的片面之詞呢？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想不通有什麼用，人家是黨員幹部，代表的是黨，我只能面對這嚴酷的現實了。

升學的希望破滅後，便開始為生計奔波，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無論如何不能回到村裡。由於家庭成分的緣故，回村不僅僅是貧窮，那永無休止的欺壓將使人一輩子抬不起頭。加之那時父親久病在身，需要治療，我必須出去賣苦力，換幾個錢回來為家庭排憂解難，於是到內蒙古集寧市去找出路。這裡有爺爺、奶奶、叔父們在，首先有吃住的地方。到了集寧，便不停地往各個工地上跑，想去當一名建築小工，搬磚、和泥，或者拉小平車運輸水泥沙子等。但沒有一個工地接收，人家回答說，當小工要有本地戶口，必須有居委會的介紹。幾次碰壁後，開始有些灰心。住在爺爺奶奶家裡，他們肯定不會嫌棄，可我已經成年了，還能讓他們養活？況且，他們的境況實在也無力長期供我。自公私合營後，奶奶被分配到一個小雜貨店當售貨員，每月工資二十元，爺爺則成了無業遊民，在通往煤建公司的路上揀煤塊，除了供兩家做飯、取暖用外，所餘無幾，也賣不了幾個錢。二叔在一家雜貨總店當會計，每月工資三十多元，那時已有了三個孩子，依舊租房住著。前一年，爺爺被押回原籍重新鬥爭，為贖他老人家回來，二叔還欠了債。三叔則剛剛參加工作幾個月，在興和縣一所學校當見習教師，每月收入只夠維持自己。每天，爺爺早早出去揀煤塊，奶奶去了上商店，我一個人在家裡呆不住，依舊到各個工地上碰壁。每當看到爺爺背著半口袋碎煤蹣跚著走回家時，平生第一次感到生存的壓力是多麼沈重啊！，他們當年從山西流落到這裡，靠做點小本生意維持生活，幾年下來才稍有積蓄，和別人合買了一輛馬車，原指望通過跑運輸再攢點錢蓋房子，結果爺爺被強行弄回，賣掉馬車的錢全部給了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至此，兩家又一次陷入困境，每月的工資，只能維持日常生活。看著這一切，我又如何能閑得住？然而，沒有此地的戶口，什麼工作也無法找到。直到這時，才第一次感到戶口制度和糧食供應政策，對我們有著多麼強大的約束力啊。毫無疑問，它剝奪了每個人自由流動的權利。

正在走投無路打算返回老家的時候，有一天晚上聽奶奶說，商店裡已經有半個多月進不回捲煙，市面上煙很缺乏，隨即萌生出一個念頭，我們當地農民自產的蘭花煙不少，可以販賣一些到此地來賣，或許能賺點錢。爺爺諳熟此道，對我的想法頗為贊成，但他又擔心煙的存放地。他們依舊住著過去擺小攤時那間臨街的小屋，存放煙當然招人耳目，加之公私合營後，奶奶進了商店，他憑著自己的自由身份曾幾次販賣過一些物品，在當地工商部門也算挂了號的投機倒把分子，當然不能再給他添麻煩。於是提議放到二叔家裡，那裡離市面遠，一時短暫不會被人發覺。奶奶也表示贊同，第二天便動身返回老家。

十六

收購菸草進行的相當順利，幾天工夫，便買下二百多斤。我的家鄉，在農村裡普遍種著一種叫做蘭花的菸草，長得有一米半高，多數人家種在房前屋後，利用一塊很小的地盤，收割時往往不等葉子發黃，割倒放在背陰的地方，慢慢晾乾，然後連桿帶葉用石碾碾碎，再將籽兒上鍋炒一下，碾壓成細面，很有油性，混合在一起，呈黃綠色，用煙鍋來抽，比市面上銷售的劣等捲煙味道強多了。農村裡大多數成年男子都抽這種菸，對於窮困人家來說，它又比較實惠。但這種菸草流通性不強，家家戶戶只種少量，專供自家消費，即使有富余，可以放到下一年，很少有人拿去賣它，間或有人買賣，每斤也只賣兩三毛。我專門來收，東家三斤，西家五斤，不費多少力氣便可奏效。然後將煙末每十斤裝一包裹，通過郵局寄往集寧。另外，隨身在火車上捆成行李的樣子，還有提包等，總共可以攜帶七八十斤。下車後，不走檢票口，順鐵路走一段，隨便找個小口出去，萬無一失。上高小時，學校位於城南的黃家梁，從爺爺家到學校，必須穿越鐵路和火車站靠南的一段，對這一帶地形相當熟悉，這樣，輕而易舉就將二百多斤菸草運抵二叔家裡。接下來就是銷售的問題，二叔一再囑咐，要找偏僻的地方去賣，市面上查的很緊，到處都在打擊投機倒把。今天的人們聽了這話，也許覺得可笑，但那時就是這樣，公私合營後取締了小商販，凡私人經商一律視為非法，是政府嚴厲打擊的對象。

開始銷售時，問的人多，真正買的人卻很少。因為當地人，特別是城裡的市民，並沒有抽這種菸的習慣，我便買了幾個菸斗，讓他們品嚐，漸漸賣去一小部分。有一天正在給一名顧客稱煙，不小心被一個中年男子突然緊緊抓住臂膀，隨即帶到一個沒有掛牌子的辦公院落裡。進了門，他便盤查我是從哪裡來的，我如實告訴他，從山西來探親，又說家裡困難，只想賺點來回的路費，他也懶得仔細去聽，剛一說完就衝我吼道：「你知不知道這是犯法，今天念你初犯，先交二十塊錢作為稅費，以後不准再賣」。我說沒有那麼多錢，隨手把兜裡的錢全部掏出，還不到五元，給他送上。過了一會兒他又問我：「還有嗎」？「真的沒有了，總共才賣了這點錢」。 「家裡還有煙嗎」？「沒有了，這是我們家自產的，我帶了十來斤，只是為了掙點火車費」。他聽了將信將疑，然後進裡屋和另一個人商量了一會兒，出來對我說： 「煙和秤按規定沒收了，你走吧」。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過了片刻，那人不耐煩地看我一眼，大聲斥責道：「怎麼還不走，是不是想讓關兩天」？我再三懇求說： 「秤是借的，你無論如何要還給我，保證以後再不做這種投機倒把的勾當，如果被發現，任憑怎樣處理都行」。那人正在思量，裡屋走出一個近五十歲模樣，面目白白的人，狠狠瞪了我一眼，用訓斥的口氣說：「年紀輕輕的，幹什麼不成，非要投機倒把，以後再讓我們抓著，小心你的後果」！說完向那個三十多歲的人努了努嘴，那人用食指指了一下秤，我趕忙走上去，提起就走，再沒敢多嘴，一溜煙逃了出來。

接著，便把煙末用牛皮紙分成小包，有一斤的，也有半斤的，裝在一個書包裡，在小巷裡悄悄向行人兜售，十幾天過去，總算銷出一半，拿回所有成本。正在暗暗慶幸頭一次販湮沒有賠錢，市場上突然來了大量「好收成」牌捲煙，一角二分一盒，當時的我，簡直像從頭頂澆下一盆涼水，一切的希望全完了。和爺爺二叔商量，想把剩餘的煙存起來，以後等機會再賣，他們都不同意。賣煙的事附近已有人知曉，因為我曾在這裡上過一年半學，無論爺爺家附近的人，還是二叔家的鄰居，大都認識我，萬一有誰告發，必遭重罰。他們都主張把剩餘的煙拿到鄉下去處理。在離城不到二十里的東北方向，有一個村子裡，住著兩位本家大伯和我的三舅爺，他們都是統購統銷後，因為沒吃的流落到此地農村，在此安家落戶。去到三舅爺家裡，說明來意，他動員幾戶雁北老鄉，每家五六斤把煙留下，一斤煙換一斤半莜面，很快將剩下的煙全部出手，換回近二百斤莜面，這就是我販煙的全部利潤。

謀生的路就這樣又一次斷了。

十七

依舊像先前那樣，又開始碰壁式的東奔西跑，好容易找到一處打石子的工地，但離家十五、六里，來回耗在路上大量時間，打不出多少，只好作罷。直到有一天，走過運輸公司門前，看見有幾個人背著草往裡走，頓時心裏一亮，跟著走了進去，只見他們把草放在一個磅秤旁，一會兒從房裡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矮個子，將草一一過磅，然後開了票交給每個人，這幾個人到一個窗口前敲了幾下，裡面的人接過票一一付款。他們走後，我馬上走進過磅員的房間，客氣地問道：「同志，請問賣草要什麼手續」？那人抬起頭瞪我一眼，待理不理地答道：「什麼手續？我只管過磅收草」。我又問：「收什麼樣人的草」？這次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隨口說：「我是收草，又不是收人，誰割來的草也要「。「我能到這裡賣嗎」？「咋不能」！聽到這樣的回答，滿意地走了出來。那時，一般小城市汽車極少，運輸公司以馬車為主要交通工具，需要的草自然比較多。加之城裡人誰幹這種苦力活兒，我於是萌發了賣草的念頭。早在初中時，每年暑假回家，經常給大隊割草。聽過磅員說，每斤草二分，每天掙三元錢是不成問題的。一進家門，就把這一打算說給爺爺，聽說一斤草能賣二分，很贊成我的想法，並表示要和我一起去割。第二天，便買了兩把鐮刀和兩根麻繩，並找來一塊平坦的細沙石作為磨刀石。剛開始的時候，爺爺對我說：「一開始不要割的太多，每天不得超過一百斤，人背東西要有個過程，開始時背的過多會壓壞的，越背越能背，往後慢慢加碼」。我說：「知道，論割草我也算老手了」。

於是和爺爺開始賣草。以前他揀煤塊，只是出於無奈，現在好容易有個掙錢的機會，非常高興，他是那種從小受慣苦的人，割草對他來說，實屬稀鬆平常的小事。
第一天出到城外，走了很多路，主要觀察哪一帶草多，每人只割了八十多斤，而且回來很晚，收入三塊多，爺爺已經樂的眉開眼笑，因為他很久沒有掙到錢了。以後幾天，逐漸加碼，一個星期後，每人每天往回背一百五、六十斤，大約有十幾里的路程。割草倒是不累，主要是背這十幾里，一路上須歇息四、五回，汗水從發畔流下，常常流到眼裡，蟄得生疼，真不知要流下多少。每當我把背上的草放到磅秤旁時，整個身子骨像散了架一般，衣服全被汗水濕透，背上一溜一溜的白道子，都是汗的結晶。而當我從付款窗口取來那六塊多錢時，一切疲勞都算不了什麼，甚至調侃地對爺爺說：「咱爺兒倆的收入大概比得上縣太爺了吧」！爺爺也很欣慰。我知道，他不僅因為有了收入，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後代不是那種稀泥軟蛋，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受苦人。他是村裡有名的最能吃苦的人，也喜歡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別人。正因為如此，對我和三叔上學的事從未問過，甚至連我們的考試成績也沒有瞭解過一次。當然我也從未抱怨過他，爺爺就是這個性情，對唸書的事情從來不感興趣。

中秋節過後，地裡的草越來越少。每天早早出門，帶點乾糧，很晚才能回來，數量依然保持在每人一百五、六十斤，但走的路程要更遠一些，足足有二十里左右，真的是越背越能背，儘管累得滿頭大汗，兩人都很滿意，也很滿足。這時的草，每斤漲了五厘，我們的收入也在增加。記得有一次中午歇息時，爺爺對我說：「咱爺兒倆還是頭一次一起幹活兒，要是今後能經常割草，自由自在的，比那些按時上班的人要強得多」。誰想爺爺的話，無意觸到我心裏長久的不安處，這種活兒只能幹一時，哪能長久呢，頂多再幹上一個月也就拉倒，真不知往後的路該怎樣走。我再也不是學生，無憂無慮的日子永遠結束了，將和父親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擔，拉扯弟弟妹妹們慢慢長大，等到年老時，也像爺爺這樣依然辛苦，依然節儉。我突然感到人生的悲哀，真不知道，為什麼要來到這苦難的世上，如果有選擇的權利，下輩子寧願轉世為鳥。

「你在想啥」？爺爺見我不說話，主動問我。我說：「沒什麼」。接著操起鐮刀，向一塊黃綠色的地段走去。自此以後，變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也彷彿猜著我在想什麼，又是一天中間休息時，他安慰我：「你戶口在老家，總歸是要回去的，你爹身體不好，多一個勞力，總能多掙些工分」。「那頂屁用，一個勞動日幾分錢，一年下來，連口糧款也不夠！再說，咱這成分，主要是被欺負得不行，我不想受那份閑氣」！老人默然了，一說到家庭成分，往往這樣，他用負疚的眼光看了我一下，低下頭再沒啃聲。我自知失言，不該觸及到他的傷痛處，然而這又是無法迴避的話題。

轉眼間一個月過去了，寒風開始頻繁地光顧著小城，地裡的草大都枯黃。每天，儘管仍然早出晚歸，能割到的草越來越少，終於有一天意識到該歇手了。接著，爺爺又去揀煤塊，他是個一天也不肯休息的人，而我再也找不到活兒可干了。集寧的冬天非常寒冷，有時會達到零下三十多度，呆下去也是枉然。擺在面前只有一條路，回去，回去，回到父母身邊，回到那個我一點也不喜歡的村裡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訴兩位老人，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臨走時，奶奶拿出厚厚一迭鈔票，對我說：「這全是你自個兒掙的，我給你保存著，帶回去交給你爹」。我不要那麼多，在這裡幾個月不也要吃飯麼，況且，裡面還有爺爺的汗水哩。奶奶執意不肯，一定要我全部拿上，方才滿意，她拉著我的手，不住啜泣，爺爺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一臉愛莫能助的樣子，更讓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淒然，終於告別兩位老人，很不情願地踏上歸途。。

回到家鄉，首先把戶口轉回村裡，才能分口糧，於是到學校辦了手續。經過幾個波折後，真像人們常說的，從哪裡來又回到哪裡去，命運早為我安排好一切，所有的掙扎都是徒勞的。

十八

回到家裡，母親說，每月買咸鹽和煤油的錢，全等著那五隻母雞下蛋去換，餵雞的粗糠大都被人摻在糧食裡吃了，下蛋很少。至於父親的病，只能強撐著，扛一天算一天，哪能吃得起藥！我帶回的錢，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母親顯得格外高興，她只是心疼我，說是比先前瘦了許多，問這問那的。而父親卻默默抽著煙，很久才說：「你不該回來啊，哪怕是找個吃飯沒工錢的地方也成，有口飯吃就行，總比回來一起餓肚子強得多，這年頭逃一個算一個，家裡又不指望你啥的」！通過他們的敘述，才知道自上年吃食堂飯以來，家裡常處於半飢餓狀態，食堂關閉後，每人每天只分給六兩粗糧。曾記得，後來每逢人們說起餓肚時期，總是從六零年算起，其實早在五九年的秋冬已經開始了。正像天氣預報說某一天要有寒潮襲來，頭天晚上已初露端倪，感到絲絲寒意，這或許就是大飢荒的徵兆吧。看著幼小的弟弟妹妹瘦子子髒兮兮的樣子，真正心灰意冷到了極點。原先在學校時，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總想將來考上大學為國家為社會做一番事業，而今卻落到這步田地，自顧不暇，真不知道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僅僅在家呆了兩天，就被派到前進大渠的工地上去勞動。

前進大渠，是我們縣當時最大也是最緊迫的工程。恢河發源於寧武縣管涔山北麓，流出陽方口進入朔縣境內，由南向北，流過縣城東南，折向東北方向流去，最後匯入桑干河。我們縣的地勢由西向東傾斜，斜度多大，我也說不清，只是用眼看去，成坡形狀態。由西山下來的雨水，經過大大小小几十條溝壑流進恢河。現在要修的前進大渠，是在離西山不遠處由南向北橫跨幾十條溝壑的灌溉水道，據說，將來大壩建在從陽方口剛出來的地方。這是大躍進時規劃的，一直到五九年的秋天才正式開工，其設想，其規模可謂宏大矣!回到村裡時，正趕上開工不久的初冬時節，隨大家一起來到離村二十五里的工地上，住在附近一個叫做井子窪的村子裡。村裡派人還為我們專設了食堂。

原來設想，所謂工地，大概像在學校裡大煉鋼鐵那陣，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大家爭先恐後，你追我趕的熱鬧場面。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已非前一年可比。人們懶洋洋地出工，懶洋洋地歸來，絲毫沒有一點朝氣蓬勃的樣子。到了工地，每十米為一段，可以一人單干，也可以多人合干，自願結合。我正躊躇著，賈成走過來碰了我一下，說：「咱倆合干」!我隨口答應一聲：「好的」。便跟著他自動選了一段幹起來。賈成和我同齡，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耍，自五四年出去上高小到初中畢業，我們之間接觸的機會少了，起先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但不久就融入到一起了。他家成分富農，在村裡同樣屬於低人一頭的角色。

剛幹不久，用鐵鎬揭開鍋口大一片凍土皮，賈成便招呼我休息。我說：「咋就要休息「?他順手指指遠處，隊長已向村裡走去，順便說道：「隊長一走，誰還給干」！我下意識地向前後望去，大家都在抽煙、閒聊，正納悶著，賈成又說：「現在的勞動，對得起那六兩糧食就不錯了，你還要咋的」！經他一說，頓時覺得肚子的確餓得慌。在集寧割草時，雖然累得賊死，背上的草像山包一樣壓著，但可以放開肚皮飽餐莜面，如今活兒輕的不能再輕了，肚子卻也空的不能再空了，正如賈成所言，這叫身閑肚也閑嘛。就這樣半個月過去了，兩人挖的土也就兩方而已，只有炕大一個淺坑。隨著一場大雪的來臨，雪後北風驟起，整個大地進入冰凍三尺的嚴寒期，挖土再也沒有什麼進展。每天上午十一點左右出工，下午兩點回來，在地裡各人呆在挖好的淺坑裡，用皮襖緊緊裹著，蜷縮在那裡瑟瑟發抖，碰到好天的日子，幾個人湊到一起，各自談論著過去吃過什麼好東西，或者互相交流著最希望吃到什麼等等，總之，話題從來不會離開吃。每當這時，我也常常想到，多年來在鄉間流行的那句話「一二三四五，只往嘴上數；六七八九十，活著就為吃」。古人所言，民以食為天，倒是一條顛扑不破的真理。更有一些上年紀的人，不顧禁忌回憶著從前當長工的日子：「那時，早上小米干飯，中午莜面餄餎，誰像現在這樣，頓頓喝糊糊，撒幾泡尿肚子早扁了」。聽著他們的議論並不想說什麼，我雖然只有初中畢業，卻已帶上幾分書生氣。記得有一次，竟向大家提出一個與吃毫無瓜葛的問題：「你們大家說，咱這前進大渠啥時能修成」？眾人先是愣了一陣，然後有人發言道：「虧你還是中學生呢！你想想，河道那麼低，咱這裡又這麼高，要把水引上來，沒有幾十丈高的大壩怕是不行，真要是修起那麼高的大壩，別說陽方口，連寧武城也早泡在湯裡了」！接著又有人說：「這渠要跨過幾十道溝，那要多少鋼筋水泥呀！我看十有九是白干」！更有一個中年人站起來，揚起左手大聲嚷嚷著：「這渠要是能修成，你們把我那王字倒過來寫」。一看是王三，我笑著對他說：「你那王字倒過來不還是個王字嗎」？隨即爆發出一陣哄笑，這久違了的笑聲散落在清冷的空氣中，很快又歸於沉寂。看大家的表情，彷彿都在思索著這個問題，明知不可能的事，為啥還要強幹呢？

收工回來的路上，賈成悄悄對我說：「以後不要說叨修渠的事，聽說早先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還受到批評，管他呢，人家讓幹啥咱幹啥算了，修成修不成，與咱啥相干」！我點點頭，果真從此再沒有和人們談論過這類事。

冬天終於過去大半，春節來臨了。小時候過年的熱鬧景象還在腦際依稀縈迴，但這個年過的實在是清冷極了，人們各自呆在家裡，鄰里也很少互相串門，我於百無聊賴之際，只有埋頭以小說之中，在遠離現實的幻境中漫遊……

過年後，父親終於請准假前去內蒙探望親人，並準備看病。父親走後，不久，村裡的男勞力開始三五成群地流向口外，人們終於忍受不住飢餓的折磨，在又一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各自尋找著生路。前進大渠的工地上，大多是五十開外的老年人，年輕人只剩我和賈成等五個。正打算向外走時，傳來消息說，北去的火車票須得公社一級的證明方才售給，急忙給二叔寫了一封信，約莫父親很快就會回來，讓他給我帶一張空白介紹信，只要有公章就成，因為二叔是雜貨總店的會計，想必不會為難的。

幾天後，父親回來了，他又被分配到挖渠的工地上，悄悄告訴我帶回了介紹信，催我快走。擔心給父親帶來麻煩，並未馬上動身，大約又過了半個月，一天收工後，向領隊的頭頭請假，聲稱回家取點咸蘿蔔，晚上回去，第二天天黑前，準定來到工地。領隊的頭頭將信將疑，問我：「你是不是也想走口外」？我說：「哪裡的話，買火車票不是要公社的證明嗎，我家成分不好，能開上嗎」？他想了想，自言自語道：「說的也是」。便准了假，誰知第二天晚上我已坐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回到家裡，在空白介紹信上，寫上我是雜貨店的店員，回鄉探親，假期已到，請當地火車站售給車票，只是那印章讓我有些擔心，是雜貨總店的財務專章，並不是店裡的公章，懷著惴惴不安的心，將介紹信和錢遞進售票口，那時正是後半夜三點多鐘，女售票員似乎剛起來不久，還連連打著呵欠，只簡單看了一眼介紹信，就把車票遞了出來，我如獲至寶一般，當夜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十九

到達集寧，只停留了一天，緊接著又登上西去的列車，奔向包頭。

一九六零年的包頭，成了各省農民外出找工作的集散地。這裡有其他省份來的招工人員，也有各地逃難的農民，而後者的數量恐怕誰也無法統計出來。每天，火車一到站，大都是扛行李的、提包袱的、衣服襤褸的農民往外擁，到了晚上，又一批一批地被裝進悶葫蘆車廂運往外地。招工的人一般不告訴被招者將去幹什麼，連要去的地方都不讓知道。報了名，夠一批便拉走，而被招者誰也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只要有口飯吃就跟著走，一切只有聽天由命。歷史上曾有過的大移民，像山西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據說就是當時移民的集散地。一九六零年的包頭，與當年大槐樹下頗有相似之處，為飢餓所迫，從全國各地外流出來的人們，豈能有選擇命運的權利！

我到包頭，是上午九時左右。剛一出站，映入眼帘的到處是人，馬路兩旁，有站著的，也有坐著的，甚至還有展開被褥睡著的。稍有空地，便有一夥一夥的中年人在焦灼地議論著什麼，也有學生模樣的少男少女們在複習功課，只有少數年輕人在悠閑地打著撲克。還有一些看去像是一家人，湊在一起，吃著黑不溜秋的饅頭模樣的食品，也有敞著胸脯給孩子餵奶的婦女。密集的人群中，不時有七八歲或十幾歲的孩子們往來穿梭其間。這些人給我的第一印象，都是窮人。其次便是髒，臉好像很久未洗，蓬頭垢面，手上滿是黑污，衣服大都是補丁摞補丁，人人顯出一付疲憊相。他們之中，有的人大概來了很久，長時露宿街頭；有的人則剛剛經過長途跋涉，面色憔悴，尚未休息過來。街道兩旁的空地上，用葦席搭成許多棚子，不斷有人進進出出，不用問都是臨時賣飯的地方。角落裡到處是人們小便後留下的痕跡，間或也有糞便夾雜其間。尿臊氣、糞便味、汗臭氣和行人過後掀起的塵土混合在一起，給人一種極其難聞的感覺。有時一陣黃鳳吹過，捲起地上的碎紙屑等雜物，往往把人攪得迷迷糊糊，簡直連方向也難以辨清。
我一邊走，一邊打聽那裡招工，人們都說三旅館最多，。三旅館離車站不遠，不多久便到。進到院裡一看，這哪裡是旅館？也沒有什麼客房，只有三大間像庫房模樣的房間，大門敞開著，裡面坐滿了人。還有幾間小的房間，窗戶前擠得水泄不通。

旅館院裡也像街道兩旁一樣，同樣是站著的、坐著的、躺著的人，一片吵雜聲，南腔北調，有聽得懂的，也有聽不懂的，總之，到處是人。所不同的，這裡比馬路旁的人更密集，每走一步都須小心翼翼，否則會踩在別人身上。費了好大的勁，擠到一個窗口前，想打聽在招什麼工，問一個人搖搖頭，再問一個還是搖搖頭，一直問到第五個人，才得到回答，那人說：「別問了，排隊的人誰也不知道，這裡只是登記，登記上就給飯吃，至於幹什麼和去哪裡，人家是不會告訴你的，大庫房裡地面上坐著的都是登記過的人，有專人看管著，怕你光吃飯不去」。至此才證實了先前在家鄉聽到的傳聞。於是拿定主意先找個吃飯的處所，使勁擠到一個窗口前，把唯一的身份證件——初中畢業證遞了進去，裡面的人看過後隨即推出：「不行，不要山西人」！「為什麼」？我急忙問道，人家理也不理，又接過另一個人遞進的選民證。我又慢慢地擠到另一個窗口前，同樣回應一句「不要山西人」。這時，心裏很是著急，也很納悶，正好附近有兩個山陰縣口音的人在說話，等人家停下來時，我問：「同志，知不知道為啥不要山西人」？那兩人同時打量著我，其中一個問道： 「是朔縣來的吧」？「是」。「剛來的吧」？「今日下的車」。他倆一看是雁北老鄉把情況告訴了我。原來雁北的農村，大量男勞力外流，給春播造成很大的困難，為此，雁北地區將這一情況反映到中央，包頭市政府下令，凡山西人今後一律不准招收。是否屬實，當時都這樣傳言，誰也無法搞清實情。後來聽一個大同口音的年輕人對他的同伴說，有一個窗口招收學生，哪裡人也要，我便在他們身後尾隨著，看他們報名後，也將畢業證遞進去，隨即有人收入抽屜，遞出巴掌大一張紙片，告訴我：「明天上午九點來這裡集合考試」。拿著紙片擠出人群，一看上面一個字也沒有，只有一個公章印記，是包頭市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辦公室的，心裏初步有了著落。走出三旅館，天色已近正午，忙到一個蓆棚裡買了兩碗蕎面吃過，也像其他人也一樣，將行李放在路邊的樹旁休息起來。

下午，背著那卷簡單的行李，按照四舅給的地址，邊走邊問，一直走了五六里路程，在市東北角一座公墓旁，找到四姨的住處。四姨是母親的堂妹，二姥爺的女兒，熱情地接待了我，她也是統購統銷那年，因為家裡無糧，隨姨夫流落到此，姨夫在耐火廠趕大車。那時，戶口尚屬不嚴，不用辦理遷移手續，暫住半年以上，即可轉為城市戶口。

第二天一早，吃過飯急忙趕往三旅館，等了半小時左右，開始點名，一直到點完，沒有叫到我，正要上前去問，點名人宣布：「凡是點到的，隨我們走，馬上進行考試，未點到的，因為是山西人一律不招收」。我和其他幾個未點到名的年輕人一起走上前去向那人索要畢業證，那人說;」昨天已送教育局，自己去找」。於是又和那幾個不相識的山西青年一路打問著找到教育局的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辦公室，要回畢業證書。返回四姨家的路上，懊喪極了，真不知該咋辦才好。成千上萬的人外流出來找到了出路，我怎麼偏偏碰上這個倒霉的時候？

四姨聽我講過後，她也說：「聽人們說，咱們雁北地區還和包頭市政府打了官司哩，好像一直打到北京，這才不要山西人。」說過後，突然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對我說：「前一陣子，電力學校招生，那是個新成立的學校，你姨夫一個本家侄兒叫李文的在那裡報了名，人家收下了，要不，趕明兒我和你一起去試試看。」。說起李文，他還是我初中的同學。不過，四姨說了，那是前一陣的事，現在如何，還是放心不下，準備下午就去看看。四姨一定要我先休息一下，以免急得上了火，只好聽從她的安排。

隔天，也就是我來包頭的第三天，四姨執意要陪我去，我硬是推辭掉，往來要走十幾里路程，我自己會找著的，她也不再堅持，於是一個人到了電力學校。問清招生辦公室，逕自走了進去。一個四十多歲的戴眼鏡的男老師獨自坐在那裡，我走上前去，很有禮貌地問道：「請問老師，現在還招生嗎」？他打量一眼說：「招，你想報名嗎」？我說想，他表示要驗看畢業證，我雙手恭敬地遞上，他先看了前面，又翻過去看了背面的成績，然後問我：「這真是你的畢業證嗎」？我笑了，「老師，請您看看照片，那不是我麼」!他點著頭放下畢業證，又問道：「你知道初中的化學課是什麼時候上的」?」初三」。我脫口而出。「我再問你，硫酸的分子式怎樣寫」？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嘴裡蘸了點唾沫，順手在桌子上寫下了它。他隨即笑了笑說：「看來是真的，行啦」。拉開抽屜，拿出一張紙，飛快地寫上：「動力一零六班，新生呂維分配到你班’。接著蓋上章，讓我去找該班班長。走出招生辦公室，如釋重負，真沒想到，事情容易起來，竟是如此簡單。

下午去四姨家取了行李，住到學校指定的一座名叫「三星旅館」的店裡。

本來，此次出來是要找工作，掙錢餬口，替父母分憂。結果事與願違，陰差陽錯，無奈又走進了學校的大門。其後幾天，又出去打聽過幾回，終沒有招收山西人的地方，不久學校開始正式上課，只好先安下心來讀書，總算有了個吃飯睡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