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為右派時他還是個孩子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幹部會上點明瞭「右派要送勞動教養」,8月3日拋出《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又經過幾個月,作了一番籌劃,1958年初,丁酉春節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橋第一監獄、地藏庵監獄、北苑收容所、……都騰出了地方,開始了對右派的大逮捕。據說當時逮捕的右派人數約有七、八萬(有說十萬)之眾。破了北京乃至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逮捕記錄,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記錄!
筆者當時也落入了這場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橋第一監獄。
這些人幾個月來挨批判,受孤立,雖然心情沮喪而憤怒,進得監房卻又像「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難人」。立刻,三個一群,五個一夥聊遭遇,談政策,猜未來……
「不是說人民內部矛盾嗎?怎麼又送公安局、監獄了?逮捕了?」「想怎麼處理你就怎麼處理你,你敢說什麼?」……
談論間,忽然發現牆旮旯兒有個孩子,大約15、6歲,坐在一個小行李卷兒上,默然地聽著大家的議論。「哎,這小孩兒是怎麼回事?「我好奇地發問。
吳士俄(北師大講師)說:「這大概應該是最小的右派了,16歲「。
「這符合政策嗎?這可是未成年人呀!」「什麼叫政策?哪兒有政策?誰給你講政策?」劉佐漢(北大助教)說。
安樹大(冶金部幹部)笑笑:「劃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嗎,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半個月後,我們被發落到茶澱農場正式「勞動教養」。沒想到這個小孩兒和我分到一個組。他叫佟信順。北京冶金中專學生。
從開始,勞動強度就比較大,每天起床他都還在夢中。睡在他旁邊的劉佐漢經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一邊叫,一邊不免總要笑著說:「這叫什麼事兒?把咱們撩到這兒勞教,還把一個孩子也撩到這兒,還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點兒,上學了,起床。」你該這樣兒叫,安樹大調侃著。
石油學院調干生王惠雲湊到我身旁壓低聲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說:「哎,咋兒把這小的孩子也搞的這兒來了?我說,這還有沒有政策?這不成鬧著玩兒了?」…………
我們這個組十六、七人,成員是講師、助教、大學生,原來當幹部的也都是大學畢業,只有他是個中專生。也許他自己知道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師,文化程度和年齡的差異,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談。
後來,我擔任了組長,在勞動上也對他格外照顧,安排干輕活兒,不計較效率。所以有時候他還找我說說話。
不久,農場讓大家在小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謂「罪行」。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來是57年整風,他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封信,問美國的民主是怎麼搞的。他囁囁嚅嚅地說:「信擱郵筒了,不知怎麼那信又到書記那兒了,書記說,就憑你給我們頭號敵人——美帝的頭子寫信,就能打你個‘極右份子’,就把我送這兒了。」當時他談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館工程師)還脫口而出:「傻小子!」.
1960年,我們集體搬遷於家嶺分場,隊、組都打亂重編,小佟被編到其他隊,我們就分開了。陷入「大飢餓」已經有半年了,我們一群浮腫病號收工後蹣跚在回場的路上,沒料到小佟也在這群人中間。他看到我以後,兩腿艱難地快走了幾步,趕到我身旁囁嚅而結巴地說:「我,我,我餓,餓得晚上睡,睡,睡不著,倆腿都不聽使喚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動了,我,我……」我回頭瞥了一眼,這是那個孩子嗎?今年應該是18歲了,該進入成年了,怎麼還是那麼矮小?一身藍色棉衣經過風吹日晒,已經成了破爛不堪的土灰色「丐裝」。棉帽子的兩個護耳隨著走步,像兩隻翅膀,有節奏地扇動著,「翅膀」中間是一張小小餓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層乾癟老皮的臉龐,顴骨突起,兩腮陷下,面色黃綠,說話間已經感傷得泣不成聲。
迫於環境,我只能勸他:「不要哭,不要哭,讓別人看見不好,大家都一樣挨餓,沒辦法,只能盡力忍耐,這時候千萬不要亂說話。一定記住,不能亂說話。」大約一個月後,小佟終於倒下,再也不能起來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來收屍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淒慘,反覆哭喊著一句話:「他還是個孩子呀,他還是個孩子呀……」是的,他還是個孩子!孩子也被網進了「陽謀」政治惡網。還沒有成年,勞教了兩年,就被「餓刑」殘酷地輕取了他的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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