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又经过几个月，作了一番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都腾出了地方，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象“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哎，这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这大概应该是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从开始，劳动强度就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撩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撩到这儿，还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点儿，上学了，起床。”你该这样儿叫，安树大调侃着。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我说，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成闹着玩儿了？”…………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成员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也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上也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到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当时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傻小子！”.
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他队，我们就分开了。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饿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层乾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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