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為右派時他還是個孩子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幹部會上點明瞭「右派要送勞動教養」，8月3日拋出《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又經過幾個月，作了一番籌劃，1958年初，丁酉春節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橋第一監獄、地藏庵監獄、北苑收容所、……都騰出了地方，開始了對右派的大逮捕。據說當時逮捕的右派人數約有七、八萬（有說十萬）之眾。破了北京乃至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逮捕記錄，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記錄！

筆者當時也落入了這場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橋第一監獄。

這些人幾個月來挨批判，受孤立，雖然心情沮喪而憤怒，進得監房卻又像「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難人」。立刻，三個一群，五個一夥聊遭遇，談政策，猜未來……

「不是說人民內部矛盾嗎？怎麼又送公安局、監獄了？逮捕了？」「想怎麼處理你就怎麼處理你，你敢說什麼？」……

談論間，忽然發現牆旮旯兒有個孩子，大約15、6歲，坐在一個小行李卷兒上，默然地聽著大家的議論。「哎，這小孩兒是怎麼回事？「我好奇地發問。

吳士俄（北師大講師）說：「這大概應該是最小的右派了，16歲「。

「這符合政策嗎？這可是未成年人呀！」「什麼叫政策？哪兒有政策？誰給你講政策？」劉佐漢（北大助教）說。

安樹大（冶金部幹部）笑笑：「劃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嗎，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半個月後，我們被發落到茶澱農場正式「勞動教養」。沒想到這個小孩兒和我分到一個組。他叫佟信順。北京冶金中專學生。

從開始，勞動強度就比較大，每天起床他都還在夢中。睡在他旁邊的劉佐漢經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一邊叫，一邊不免總要笑著說：「這叫什麼事兒？把咱們撩到這兒勞教，還把一個孩子也撩到這兒，還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點兒，上學了，起床。」你該這樣兒叫，安樹大調侃著。

石油學院調干生王惠雲湊到我身旁壓低聲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說：「哎，咋兒把這小的孩子也搞的這兒來了？我說，這還有沒有政策？這不成鬧著玩兒了？」…………

我們這個組十六、七人，成員是講師、助教、大學生，原來當幹部的也都是大學畢業，只有他是個中專生。也許他自己知道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師，文化程度和年齡的差異，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談。

後來，我擔任了組長，在勞動上也對他格外照顧，安排干輕活兒，不計較效率。所以有時候他還找我說說話。

不久，農場讓大家在小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謂「罪行」。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來是57年整風，他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封信，問美國的民主是怎麼搞的。他囁囁嚅嚅地說：「信擱郵筒了，不知怎麼那信又到書記那兒了，書記說，就憑你給我們頭號敵人——美帝的頭子寫信，就能打你個‘極右份子’，就把我送這兒了。」當時他談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館工程師）還脫口而出：「傻小子！」.

1960年，我們集體搬遷於家嶺分場，隊、組都打亂重編，小佟被編到其他隊，我們就分開了。陷入「大飢餓」已經有半年了，我們一群浮腫病號收工後蹣跚在回場的路上，沒料到小佟也在這群人中間。他看到我以後，兩腿艱難地快走了幾步，趕到我身旁囁嚅而結巴地說：「我，我，我餓，餓得晚上睡，睡，睡不著，倆腿都不聽使喚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動了，我，我……」我回頭瞥了一眼，這是那個孩子嗎？今年應該是18歲了，該進入成年了，怎麼還是那麼矮小？一身藍色棉衣經過風吹日晒，已經成了破爛不堪的土灰色「丐裝」。棉帽子的兩個護耳隨著走步，像兩隻翅膀，有節奏地扇動著，「翅膀」中間是一張小小餓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層乾癟老皮的臉龐，顴骨突起，兩腮陷下，面色黃綠，說話間已經感傷得泣不成聲。

迫於環境，我只能勸他：「不要哭，不要哭，讓別人看見不好，大家都一樣挨餓，沒辦法，只能盡力忍耐，這時候千萬不要亂說話。一定記住，不能亂說話。」大約一個月後，小佟終於倒下,再也不能起來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來收屍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淒慘，反覆哭喊著一句話：「他還是個孩子呀，他還是個孩子呀……」是的，他還是個孩子！孩子也被網進了「陽謀」政治惡網。還沒有成年，勞教了兩年,就被「餓刑」殘酷地輕取了他的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