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和諧社會與鋼叉校園（圖）

校園配備警用鋼叉 應對突發事件

五年來，「和諧」只停留在報紙與電視上，而「榮恥觀」則只存於官員的講話裡。

在「和諧社會」的口號高喊了五年之後，鋼叉進入了小學校園。連續幾起的行凶事件，讓所有父母與學校都陷入了恐慌。不安全感，從看似遙遠的煤礦、新疆的騷亂、慢性中毒的奶粉與疫苗，擴展到校園門口的砍殺。

在一則關於深圳的新聞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員正手持鋼叉集體受訓，期望能制伏未來的對手；在北京，很多小學配備了一名警察、一名社會聯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們不再能自由在校園內追跑打鬧，他們被要求呆在教室裡。人們會逐漸感受到，軍事管制化的風潮向整個社會襲來。拉薩與烏魯木齊的模式不再遙遠——人們心懷恐懼，期望街道上佈滿警察。

中國社會像進入一條惡性發展的單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統的擴張成為社會疾病的主要來源，它窒息了商業創新，敗壞了教育系統，造就了無窮的浪費，侵吞了中國人創造出的主要財富，摧毀了文化傳統，壓抑了輿論自由，逼迫拆遷戶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了安全感的唯一來源，人們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數、壓低房屋價格、打擊腐敗、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政治人物已經熟練的玩弄這套遊戲。他們一方面縱容官僚系統對於商業、社會、文化的無節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斷給出新的許諾：我們要給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嚴的生活。一種普遍性的思維混亂則瀰漫於中國社會。人們在這一刻痛罵權錢交易、制度性腐敗，下一刻又盛讚專制體制的高效，它令中國迅速崛起；人們還會說，一切問題緣於地方官員，中央仍想為民做主，無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國如此龐大，哪能不加強管理。校園的悲劇，無疑會加劇這思維的混亂，社會恐慌令政府與警察變成了安全的象徵。但它能見效嗎？

很有可能，它像是「和諧社會」與「八榮八恥」的口號，你越大聲強調它，這個社會墮落得越迅速。五年以來，「和諧」只停留在報紙與電視上，而「榮恥觀」則只存於官員的講話裡。讓我們正視這個現實吧。中國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危機，主要緣於官僚系統的膨脹，它只能加劇問題的惡化，而非帶來解決方案。在福建南平、江蘇泰州，凶手令人憤然，但是官員的反應同樣令人髮指，他們甚至拒絕家長做最後的探望，更期望遮蔽孩子們的死亡，因為它可能影響到「和諧社會」，丟掉自己的官位。

官僚系統信奉的是徹底的虛無主義，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比眼前的權力更重要，生命、尊嚴、自由，都毫無價值，最多是一種技術手段。那怎樣能指望他們來保護任何人？

五年來，對意識形態的重新強調，繼續加劇了虛無與犬儒主義的盛行。「和諧社會」變成了輿論控制的新藉口，媒體的揭露與監督能力進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統更為傲慢。國有化浪潮，則使官僚系統變成了權力與金錢的共同化身，它令整個社會越發依附於官僚系統。政治人物操縱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浪潮，化解政治改革的壓力，把它變成了民族主義甚至漢族沙文主義的狂熱。而與此同時，所有的社會組織都遭遇了嚴重的打擊，因此多元價值觀無法建立。它正在催生這樣一種現實，作為普通人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帶被蕩平了，只剩下單獨的個體和龐大的官僚。也沒有組織能為普通人緩解壓力、聚合力量，來共同對抗難題；你只能依賴於政府組織。所以，加入國有系統分一杯羹，加入民族主義狂熱暫享片刻的虛榮、忘記孤獨，變成了自然的選擇。

但也因此，官僚系統的邏輯開始支配整個社會與每個人。自發性、獨立性消失了，個人也不覺得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社會不僅變得越來越不安全，也變得越來越乏味，越來越喪失創造力與同情心。言論與行為的極端化，在這片荒漠上則迅速生長，人人都陷入心理失衡。似乎生活中只有兩種角色，成為壓迫者或是被壓迫者。

我們正在陷入飲鴆止渴的怪圈。社會越來越官僚化，人們的自主性減弱，社會的黏合度與信任度繼續降低，人們將期望政府來解決更多的問題，政府則更加膨脹、傲慢與官僚化。而政府所能做僅僅是為騷亂者身上貼上「疆獨」與「藏獨」的標籤，指責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生產更多的鋼叉、發展更多的警察，讓這個社會更加窒息，產生出更多的迷狂者。

倘若政治領導人真有某種抱負，他應該意識到給予社會以自由，才是對抗他也無法控制的官僚系統的真正手段，只有讓爭論浮出水面，才是通往和諧社會的前提。倘若人們真的要保衛自己的生活，我們就必須要進行一場艱苦的重建社會的旅程。媒體要爭取更多的自由，暴露更多的不公，探討社會危機的深層原因，孤立的個體們締結各種社會組織，為彼此提供幫助。安全、民主、個人自由，都依賴於每個人的爭取，賞賜而來的東西永遠不真的屬於我們自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