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古代中華民族的文化基礎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眾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夠在近代聯合成一個共同體，就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化基礎。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的結構，其中56個民族各自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是中華民族「多元」的方面；而56民族在歷史上又有一個主體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結構「一體」的方面。統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發展歷史，能夠承擔這個「主體文化」使命的，只能是儒教即儒家文化（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中國化的佛教，也是凝聚中華民族的重要力量。但是由於只有儒教成為古代國家的意識形態，為此儒教在政治凝聚方面起主導的作用）。儒教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於儒教對於構成中華民族共同要素的生存地域、血緣 祖先、語言交流、文化性格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儒家的「夷夏觀」和「一統觀」規劃了共同的生存環境。地域問題對於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地域是共同血緣、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形成的基本前提。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地域環境的形成，主要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立夷夏之防」。春秋時期，夷狄交侵，建夷夏之防以團結本族各諸侯國，抵禦異族入侵， 就成為一種時代的迫切的要求。孔子指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即不允許利用少數民族武裝干涉中原地區華夏民族的事務。在「華夷之辨」的標準中，孔子更注重禮義和習俗。他將當時人們區分民族界限的宗教、語言、禮俗、服飾等等標誌，概括為一個統一的文化標準：行周禮者為華夏，拒斥周禮者為夷狄。正如唐朝韓愈在《原道》中所評論：「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之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這樣的民族觀對民族屬性的判斷不是種族的，而是文化的。這樣就使華夏民族的生活地域是一個文化的、開放的空間。漢代儒生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其大一統思想，就是通過思想的統一，以達到政治的統一；通過軍事的統一，以達到版圖的統一；通過文化的統一，以達到天下的統一（李宗桂：《論董仲舒的思想方法》）。儒家的大一統，不是一條軍事的邊界，而是一個社會的理想。「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這樣一種文化的地域，不僅適宜漢族人民居住，也適宜中國其他民族的人民生活。這樣，文化中國的疆域，就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地域範疇。

儒教的祖先崇拜是血緣認同的宗教表達。對於共同的血緣關係的認同，經常表現為對共同祖先的認同，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在具體形式上，就表現為對共同祖先的尊敬與祭祀。儒家文化特別重視祖先崇拜，祭祖儀式是中國古代宗教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對於古代宗教中聖王祭祀，進行了理性化的解釋，他們不僅僅是一個民族血緣上祖先，更是為民族做出了貢獻的英雄。《禮記·祭法》說：「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於是作八卦的伏羲，嘗百草的神農，摶土補天的女媧，修德振兵的黃帝，教化百姓的契，種植五穀的後稷，征討暴君的商湯，消滅獨夫的周文王、周武王，制禮作樂的周公……統統成為華夏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

《孝經·聖治》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天神，既可以神化王權，也可以教育子孫牢記祖先的開創之功，弘揚孝道。歷代帝王出於政治的需要，都把自己的族譜續到這些聖王的門下，以顯示自己的政權的合理性。這種對炎黃始祖的認同，就成為華夏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政治的「法統」與聖道的一致，也都把自己的族譜續修到炎黃之後。如夏國的建國者赫連勃勃，自稱「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前秦國氐人苻堅，「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後秦建國的羌人姚氏，「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北涼建國者沮 渠蒙遜自稱「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北周的統治者鮮卑族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在儒家文化「敬天尊祖」觀念的影響下，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無不最後都在認同「三皇五帝」的同時，逐漸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

儒學教育體系奠定了共同的語言基礎。語言是民族識別中重要的判斷標準，如日本學者所指出，「語言是比人種分類更簡便的民族基準。語言作為文化的要素， 是許多民族內部認同的標準」（《民族的世界地圖》）。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維繫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必須有一種統一的語言。中國古代文字，從最早的甲骨文開始，就是一種像形文字，這對於維持民族的統一具有無比的優越性。生活在廣闊土地上的人民，由於地域的阻隔，發音相距甚遠，如果使用拼音文字，估計中國早已經被分裂成歐洲那樣眾多的小國了。統一的像形文字，使發音不同的人們，有了可以順利溝通的工具。但是漢字這種像形文字也有它的天然弱點，即字數多，結構複雜，識記、書寫、理解都有相當大的難度。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的蒙學與經學相配合，文字教學都以讀、誦儒家經典為主。孔子及其弟子所刪削、勘定的古代經典，就將中國的文字、語法、讀音逐漸定型，成為中華民族交流的主要工具。歷代執政者貫徹孔子「修文德以徠遠人」的民族政策，努力向邊緣少數民族地區弘宣教化。無論張騫出使西域，還是文成公主「唐蕃和婚」，都帶去大量的儒家經典，文字書籍。清朝順治初年，貴州巡撫趙廷臣上書說：「臣以為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請自後應襲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亦許其仕進，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清朝政府採納了他的建議，規定西南地區的土司必須將自己的兒子送到漢地的學校中學習儒家經典，否則至不許繼承土司職位；並在苗、瑤、彞、黎 等民族地區，廣設義學、社學，提供各種優惠條件，鼓勵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儒家經典，參加科舉考試。這些措施對於推動民族語言文化的統一，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並最終有利於增加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儒學思想與禮教儀式構成了共同的文化。構成民族差異的最主要內容是一個民族所具有的獨特文化。民族學家在進行民族識別時，對於民族文化的把握，主要是指決定一個民族精神氣質、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的宗教及其禮儀。關於儒教的內容，大致可以分成了兩個部分。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策問時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也就是說，由政府興辦的教育系統，是教化的一個本原。另一個本原的提法出現在《禮記》中，「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也就是說，儒家從古代宗教中繼承下來的宗教祭祀系統，是教化的另一個本原。

與世界其他民族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體系相比，中華民族的文化，深受孔子所開創的儒教的熏陶，一方面對彼岸世界「存而不論」，注重現世的道德倫理；另一方面又對神靈的世界抱著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尊重其他民族信仰的宗教。儒家的宗教觀，既不同於唯我獨尊，排斥其他宗教的一神教；也不同於某些極端的無神論學說，以一種狹隘的眼光看待人類歷史上不同歷史階段複雜的宗教現象，統統斥責為迷信。中華民族這樣一種宗教性格，對內有利於56個民族的和睦相處，建構和諧社會；對外有利於與世界其他民族所信仰宗教進行對話，促進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