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就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其中56个民族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元”的方面；而56民族在历史上又有一个主体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一体”的方面。统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能够承担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只能是儒教即儒家文化（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国化的佛教，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只有儒教成为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此儒教在政治凝聚方面起主导的作用）。儒教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儒教对于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生存地域、血缘 祖先、语言交流、文化性格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家的“夷夏观”和“一统观”规划了共同的生存环境。地域问题对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地域是共同血缘、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形成的基本前提。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地域环境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立夷夏之防”。春秋时期，夷狄交侵，建夷夏之防以团结本族各诸侯国，抵御异族入侵， 就成为一种时代的迫切的要求。孔子指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即不允许利用少数民族武装干涉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事务。在“华夷之辨”的标准中，孔子更注重礼义和习俗。他将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宗教、语言、礼俗、服饰等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斥周礼者为夷狄。正如唐朝韩愈在《原道》中所评论：“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这样的民族观对民族属性的判断不是种族的，而是文化的。这样就使华夏民族的生活地域是一个文化的、开放的空间。汉代儒生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其大一统思想，就是通过思想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军事的统一，以达到版图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李宗桂：《论董仲舒的思想方法》）。儒家的大一统，不是一条军事的边界，而是一个社会的理想。“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这样一种文化的地域，不仅适宜汉族人民居住，也适宜中国其他民族的人民生活。这样，文化中国的疆域，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范畴。

儒教的祖先崇拜是血缘认同的宗教表达。对于共同的血缘关系的认同，经常表现为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具体形式上，就表现为对共同祖先的尊敬与祭祀。儒家文化特别重视祖先崇拜，祭祖仪式是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对于古代宗教中圣王祭祀，进行了理性化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血缘上祖先，更是为民族做出了贡献的英雄。《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于是作八卦的伏羲，尝百草的神农，抟土补天的女娲，修德振兵的黄帝，教化百姓的契，种植五谷的后稷，征讨暴君的商汤，消灭独夫的周文王、周武王，制礼作乐的周公……统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

《孝经·圣治》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天神，既可以神化王权，也可以教育子孙牢记祖先的开创之功，弘扬孝道。历代帝王出于政治的需要，都把自己的族谱续到这些圣王的门下，以显示自己的政权的合理性。这种对炎黄始祖的认同，就成为华夏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的“法统”与圣道的一致，也都把自己的族谱续修到炎黄之后。如夏国的建国者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前秦国氐人苻坚，“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后秦建国的羌人姚氏，“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北凉建国者沮 渠蒙逊自称“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北周的统治者鲜卑族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在儒家文化“敬天尊祖”观念的影响下，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无不最后都在认同“三皇五帝”的同时，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儒学教育体系奠定了共同的语言基础。语言是民族识别中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日本学者所指出，“语言是比人种分类更简便的民族基准。语言作为文化的要素， 是许多民族内部认同的标准”（《民族的世界地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维系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从最早的甲骨文开始，就是一种象形文字，这对于维持民族的统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生活在广阔土地上的人民，由于地域的阻隔，发音相距甚远，如果使用拼音文字，估计中国早已经被分裂成欧洲那样众多的小国了。统一的象形文字，使发音不同的人们，有了可以顺利沟通的工具。但是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也有它的天然弱点，即字数多，结构复杂，识记、书写、理解都有相当大的难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蒙学与经学相配合，文字教学都以读、诵儒家经典为主。孔子及其弟子所删削、勘定的古代经典，就将中国的文字、语法、读音逐渐定型，成为中华民族交流的主要工具。历代执政者贯彻孔子“修文德以徕远人”的民族政策，努力向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弘宣教化。无论张骞出使西域，还是文成公主“唐蕃和婚”，都带去大量的儒家经典，文字书籍。清朝顺治初年，贵州巡抚赵廷臣上书说：“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清朝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必须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汉地的学校中学习儒家经典，否则至不许继承土司职位；并在苗、瑶、彝、黎 等民族地区，广设义学、社学，提供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措施对于推动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并最终有利于增加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儒学思想与礼教仪式构成了共同的文化。构成民族差异的最主要内容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民族学家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对于民族文化的把握，主要是指决定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宗教及其礼仪。关于儒教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了两个部分。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也就是说，由政府兴办的教育系统，是教化的一个本原。另一个本原的提法出现在《礼记》中，“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也就是说，儒家从古代宗教中继承下来的宗教祭祀系统，是教化的另一个本原。

与世界其他民族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受孔子所开创的儒教的熏陶，一方面对彼岸世界“存而不论”，注重现世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对神灵的世界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尊重其他民族信仰的宗教。儒家的宗教观，既不同于唯我独尊，排斥其他宗教的一神教；也不同于某些极端的无神论学说，以一种狭隘的眼光看待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复杂的宗教现象，统统斥责为迷信。中华民族这样一种宗教性格，对内有利于56个民族的和睦相处，建构和谐社会；对外有利于与世界其他民族所信仰宗教进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