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那年，老孫以包工頭的身份承包了北京商業中心區一項建築裝潢工程，工人大都是他的安徽老鄉。
就像中國大陸多年來層出不窮的農民工遭欠薪例子，只拿了定金的老孫，在工程近尾聲時，被有權有勢有背景的業主惡意欠薪。
在長達一年多的交涉過程中，老孫曾經被對方毆打、與對方對簿公堂，而為了討個公道，他持續抗爭、向境外媒體求助……可以想到的方法幾乎都用上了。
對方對後因為忌憚媒體的報導與老孫的堅持討薪，還了大部分欠款。
回想那段討薪的日子，老孫認為自己很幸運，沒有走上絕路。
他說，被欠薪的農民工不是自認倒楣「上輩子欠他的」，就是採暴力手段討薪，更激烈的還因此付出生命代價。
中國總理溫家寶多年前曾為農民工討過欠薪，引發中國「討薪風暴」以及輿論的關切。但多年後，老孫說，農民工被欠薪的例子還是很多。
這次經驗以後，中專學歷的老孫學到了如何與官員、法院打交道，如何透過抗爭來爭取權益，也領悟到如何在北京這個都會叢林中求生存。
包工頭的工作讓老孫的生活比其他農民工好一些。他與太太小魯在北京郊區以每個月人民幣300元租了一間20多平方公尺（約7坪）的房間，還有輛代步的二手車。
與老孫一起工作的其他農民工也集中住在附近，兩、三個人分租不到三坪的小房間。這種環境不求居住條件好，只求房租愈便宜愈好。
老孫夫婦雖也像很多離家打工的農民工把孩子留在老家讓上一代照顧，但夫婦倆至少還能在同個城市工作，不像許多農民工一家三口可能分布在三個不同城市。
比老孫小一歲、1977年次的太太小魯，對留在安徽老家、讓老父照顧的兒子百般不舍。她說，八歲的兒子正念小學，每次打電話回去，兒子就問一遍：「媽，你什麼時候回來？」
在中國農村，很多家庭都面臨老孫與小魯面臨的兩難選擇。外出打工的夫妻只能將未成年的兒女留在老家，交給年邁的父母看管。
這些被稱為「農村留守兒童」的孩子缺乏父母的有效監管與適當的家庭教育，常處在失管狀態，人身安全也常常面臨威脅。
中國全國婦聯2008年曾發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稱：「據有關部門反映，被拐賣兒童中，流動兒童居第一位，留守兒童居第二位。」
20歲出頭就隨著姐夫到北京闖天下的老孫對唯一的孩子並不像太太那般牽腸挂肚。現階段最讓他念茲在茲的，是幾個農民工出身的朋友奮鬥多年後終於將貧窮遠拋身後的例子。
只是財富目前離老孫仍然遙遠，甚至因為全球金融風暴，去年日子過得很艱辛，今年的工作也是時有時無，「有活多干、沒活少干」。
沒有北京戶籍的老孫夫婦沒有參加醫療保險，沒有保險，就要避免生病，但是上個月小魯因為頸椎出問題不得不看病，老孫叨唸說「這一看花了我3000塊」。
在外人看來，沒有房子、沒有保險、工作不固定、與獨子分隔兩地的老孫，種種情況與其他農民工沒有太多差別。
但老孫自認自己是農民工中的少數，「像我這樣的農民工很少」。除了學歷比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的農民工高，前兩年的討薪經驗，讓他瞭解到自己有能力在這在這個中國最特別的城市求生存。
如同其他許多中國人，老孫也抱怨大陸社會不公平的事多、權錢交易多，但來自農村的老孫提起中國當前的領導人卻滿是尊崇。
他說，「主流政府是好的，廟大肯定有小和尚把經念歪了。」
數以億計、像老孫這樣的「農民工」，指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
30年來，農民工為中國的進步貢獻良多，卻沒有獲得相對的生活條件與尊嚴，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與福利，屬於城市中的弱勢群體。
「五一」勞動節前夕，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在北京披露連串與農民工的相關數字，包括：農民工人數已近2.3億；金融危機爆發後，上千萬農民工失業。
官員還稱，備受關注的農民工戶籍問題、子女教育問題也將加快解決進度。
對老孫來說，這些問題是否能「加快解決」，他都決定要在城市裡待下去。
他說：「我不喜歡北京，也不討厭它。在老家活得踏實，但是這裡機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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