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那年，老孙以包工头的身份承包了北京商业中心区一项建筑装潢工程，工人大都是他的安徽老乡。
就像中国大陆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遭欠薪例子，只拿了定金的老孙，在工程近尾声时，被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业主恶意欠薪。
在长达一年多的交涉过程中，老孙曾经被对方殴打、与对方对簿公堂，而为了讨个公道，他持续抗争、向境外媒体求助……可以想到的方法几乎都用上了。
对方对后因为忌惮媒体的报导与老孙的坚持讨薪，还了大部分欠款。
回想那段讨薪的日子，老孙认为自己很幸运，没有走上绝路。
他说，被欠薪的农民工不是自认倒楣“上辈子欠他的”，就是采暴力手段讨薪，更激烈的还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中国总理温家宝多年前曾为农民工讨过欠薪，引发中国“讨薪风暴”以及舆论的关切。但多年后，老孙说，农民工被欠薪的例子还是很多。
这次经验以后，中专学历的老孙学到了如何与官员、法院打交道，如何透过抗争来争取权益，也领悟到如何在北京这个都会丛林中求生存。
包工头的工作让老孙的生活比其他农民工好一些。他与太太小鲁在北京郊区以每个月人民币300元租了一间20多平方公尺（约7坪）的房间，还有辆代步的二手车。
与老孙一起工作的其他农民工也集中住在附近，两、三个人分租不到三坪的小房间。这种环境不求居住条件好，只求房租愈便宜愈好。
老孙夫妇虽也像很多离家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留在老家让上一代照顾，但夫妇俩至少还能在同个城市工作，不像许多农民工一家三口可能分布在三个不同城市。
比老孙小一岁、1977年次的太太小鲁，对留在安徽老家、让老父照顾的儿子百般不舍。她说，八岁的儿子正念小学，每次打电话回去，儿子就问一遍：“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在中国农村，很多家庭都面临老孙与小鲁面临的两难选择。外出打工的夫妻只能将未成年的儿女留在老家，交给年迈的父母看管。
这些被称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孩子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管与适当的家庭教育，常处在失管状态，人身安全也常常面临威胁。
中国全国妇联2008年曾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称：“据有关部门反映，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
20岁出头就随着姐夫到北京闯天下的老孙对唯一的孩子并不像太太那般牵肠挂肚。现阶段最让他念兹在兹的，是几个农民工出身的朋友奋斗多年后终于将贫穷远抛身后的例子。
只是财富目前离老孙仍然遥远，甚至因为全球金融风暴，去年日子过得很艰辛，今年的工作也是时有时无，“有活多干、没活少干”。
没有北京户籍的老孙夫妇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没有保险，就要避免生病，但是上个月小鲁因为颈椎出问题不得不看病，老孙叨唸说“这一看花了我3000块”。
在外人看来，没有房子、没有保险、工作不固定、与独子分隔两地的老孙，种种情况与其他农民工没有太多差别。
但老孙自认自己是农民工中的少数，“像我这样的农民工很少”。除了学历比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的农民工高，前两年的讨薪经验，让他了解到自己有能力在这在这个中国最特别的城市求生存。
如同其他许多中国人，老孙也抱怨大陆社会不公平的事多、权钱交易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孙提起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却满是尊崇。
他说，“主流政府是好的，庙大肯定有小和尚把经念歪了。”
数以亿计、像老孙这样的“农民工”，指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
30年来，农民工为中国的进步贡献良多，却没有获得相对的生活条件与尊严，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与福利，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在北京披露连串与农民工的相关数字，包括：农民工人数已近2.3亿；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千万农民工失业。
官员还称，备受关注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也将加快解决进度。
对老孙来说，这些问题是否能“加快解决”，他都决定要在城市里待下去。
他说：“我不喜欢北京，也不讨厌它。在老家活得踏实，但是这里机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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