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談：把中國推向更危險境地的信號（上）

中國首例因律師退庭被「擬吊照」事件

中國首例律師因在庭審中主動退庭，而被司法局通知「擬吊銷」律師證，認為他們「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情節嚴重」。當事人唐吉田、劉巍二位律師提出申訴，「聽證會」於2010年4月22日在北京市司法局大樓內舉行。

2009年4月27日被告人楊明涉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一案，二審在瀘州市中級法院審理。被告的辯護律師唐吉田、劉巍感到庭審被旁聽席上不明身份者操控，辯護權被侵害，辯護被干擾，律師和平退庭以示抗議。

「聽證會」前訪劉巍律師

劉巍律師：起因與簡況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概要介紹一下被‘擬吊照’，起因是什麼？」

劉巍：「我跟唐律師作了好多有關法輪功方面的案子。另外就是唐律師做（推動）律協直選，做了很大貢獻，出了很多力氣，是主要推動人。也參加了很多維權案，比如，現在廣西北海有個土地拆遷的案子。司法局對這個案子也很重視。還有，我跟唐律師也簽了名，就是我們有十個律師控告北京市司法局長敲詐勒索十個億。這一系列事情，讓他們對我們有一種仇恨心理，借這樣一個機會，要把我們的律師證吊銷。」

主持人：「提到這事情，說與律師當庭退庭有關，具體是什麼情況？」

劉巍：「是的。2009年4月27日，被告楊明涉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案庭審，我們辯護這個有關法輪功的案子，是共同的辯護人。由於法官打斷我們的發言，不允許我們正常辯護，後來我們選擇了退庭，抗議法官違法行為。今年4月12日北京市司法局通知，‘擬吊銷’我們律師執業證，同時告訴我們有聽證的權利。我們當時要求召開‘聽證會’，給了我們‘聽證會’時間安排。」

劉巍律師：通知「擬吊照」不告訴我們事實和理由

主持人：「您覺得這種做法和相關細節是否符合現行法律和法定程序？」

劉巍：「北京市司法局通知要給我們吊銷律師執業證時，應該告訴我們處罰的事實和理由，現在僅僅說‘擾亂法庭秩序，擬吊銷律師執業證’但沒有說是什麼事實和理由，這當然違反《行政處罰法》相關規定。例如其中一個條款明確說明，在行政處罰決定之前，必須告訴當事人處罰的事實和理由。但現在沒有告訴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完全沒有事實和根據。

我跟司法局通話，他說‘事實和理由不是你也知道嗎？’我在博客中寫了一些我關於庭審的回憶，只是我的推測和回憶。他說，我所認識的事實和他們的認識是一致的。從他們的推斷中認定，他們也沒有什麼真正的事實和理由能合法吊銷我們的律師執業證。」

劉巍律師：法律沒有禁止律師退庭，調查和行政處罰程序不合法

劉巍律師認為：「我們作為律師選擇退庭，法律上沒有禁止律師退庭。當法庭沒有保障我的辯護權，我就有權利退庭，向法庭表示抗議法庭違法。法官也沒有說我擾亂法庭秩序。按照法庭規則，如果我在法庭上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法官可以訓誡、拘留我，最後可以得到刑事處罰，但是這些都沒有發生。」

主持人：「如果是去年4月的事情，今年來追究，在法律上有沒有時限規定？」

劉巍：「《行政處罰法》規定，兩年之內沒有發現違法行為，追訴失效，從這點看他們沒有違反法律規定；但另外一方面，是有瑕疵的，司法局2009年8月通知我跟唐律師，地方司法局有一個司法建議書，但是一直到今年4月12日才告訴我們‘擬處罰’決定，這時間的確很漫長。《處罰法》規定，行政機關在查清事實之後一個星期之內做出處罰決定。至於他是什麼時候查清事實，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不公開的，至於查清什麼事實，也沒有向我們公開。不但在對我們調查的程序方面，就是在行政處罰程序方面都是不合法的。」

主持人：「聽到對您‘擬吊銷律師執業證’您是什麼心情？」

劉巍：「當時我心裏很難過，因為吊銷律師執業證意味著永遠不能再從事律師執業。但是，我當時問‘事實是什麼？證據是什麼？’他說‘沒有’，不給我看，‘聽證會’才給我看。我說‘你們連處罰依據都不告訴我，當時我可以有一個陳述，但我沒有辦法陳述。’

回憶當時庭審，我退庭是法官違法。法庭秩序混亂，法官不讓我們發言，而且允許旁聽席的人對我們隨便錄像，根本不是合法審判程序。法官不是獨立審判，法官打斷我們律師發言，基本都是根據旁聽席一個人對他使個眼色，或咳嗽一下，他就會敲法槌，或用語言阻止我們律師發言。一種混亂狀，幾乎是法官擾亂法庭秩序，他非要把這個罪名加到我們律師頭上。

我覺得司法局根本沒有查清事實。或者司法局根本就是因為我跟唐律師之前的一些行為，對我們打擊報復。」

「聽證會」前訪唐吉田律師

唐吉田律師：法院違法，公權藉助公器進行報復的惡劣先例

唐吉田律師：「現在提到的所謂案子，只是個藉口，或者只是一部分，真正的問題遠不止這一個，有很多。這是我們近年來做的一些事，他累加起來。我們做的事情，會讓一些公權機構的違法者惱火，會有些仇視。藉助於他們手頭的公器，進行這種處罰，比較符合他們的戰略意圖。

實際上這就是法院近年來一系列違法行為的一個突出表現。它違法在先，卻要追究別人的責任，而且要透過司法行政部門的行政處罰來行職業報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惡劣的先例，如果任由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今後，無論當事人的權益還是辯護人的權益，就無從談起。所謂司法公正，以及人們對法治的信心，也將難以存在。」

唐吉田律師：傳遞的信號不簡單，侵犯律師權利，法制將風雨飄搖

唐吉田律師認為：「看似是一、兩個人的事情，實際傳遞的信號卻不那麼簡單。我從事情的發生持續到今天，也感受到，一部分行政管理或公權力機構人員那種心理上或認識上的缺欠，他們對發展並且不斷變化的形勢，老是有一種恐懼或是敵視懷疑的心理。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還是應該以平常心去看待這些問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將一些逆向的趨勢，爭取有所延緩，當然如果能夠扭轉就更好了。」

主持人：「以您自己親身經歷和近期在其他律師身上所發生的類似事情，律師執業過程中有哪些權利受到侵害？有哪些困難？」

唐吉田：「現在，傳統的說，閱卷權、會見權、取證權，受到諸多限制，甚至很多時候被剝奪。實際上，現在相當多人的人身權，或者經濟權利，或其它社會權利、文化權利、很多權利都會隨著事態的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甚至有些人付出的代價比較大。說明我們這個律師制度，乃至其它相關一些法律層面的制度，還相當不成熟。完善本來已經非常艱難，如果有人再繼續推行一些逆向措施，那我想這個制度某種程度上就會處於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

唐吉田律師：繼續倒退，是「雙輸」，不會是「雙贏」

主持人：「對明天的聽證會，您有什麼想說的？」

唐吉田：「我對結果並不特別關注，因為主動權掌握在司法行政部門手裡，但我希望能夠依據事實，依據法律，以對歷史負責的角度去作出決定，而不是為了遷就某種勢力，某種人的個人喜好，作出對歷史沒有交代的決定。」

主持人：「您對當今中國的司法狀況或者幾年以來的走向，怎樣看？」

唐吉田：「我認為近一、兩年來，在某些領域呈現倒退跡象，一些文革思維，文革的做法。。。（電話斷了，再撥通）。我覺得，用這種敵對方式處理很多問題，導致法治精神在很多領域體現不出來，反法治的因素在一些領域有死灰復燃，甚至有大行其道的趨勢跡象。這令一切關心社會發展的國內外有識之士非常憂慮。」

主持人：「您認為，如果繼續朝這種倒退方向發展，對整個中國的未來會有什麼結果？」

唐吉田：「那最後是‘多輸’狀態吧，不會是一個‘多贏’局面。」

「聽證會」前訪李和平律師

李和平律師：中國律師反應憤怒，覺得這一事件離譜

北京律師李和平：「辯護律師退庭，是律師的權利，還是禁區？律師抗議權，退庭抗議是通例。但現在以律師退庭，說是擾亂法庭秩序，‘擬吊照’，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中國律師的反應是很憤怒的，覺得這個事情是離譜的。

另一個角度，行政機關能不能對律師吊銷執照？現在是北京是司法局作出的‘擬吊照’決定。以上是很重要的理論問題。

另外，唐吉田和劉巍的事情發生在2009年初，到現在才作行政處罰，時限有沒有法律規定？依據是什麼？法律根據的法理又是什麼？

我們今天有一、二十個律師在一塊討論，大家都認為退庭是律師的權利，法律上賦予律師閱卷、申訴、控告、會見，一系列權利。律師行使辯護權的時候，比如有申訴控告權利，控告裡有一個激烈的提示，就是退庭，行使嚴重抗議，是強烈的方式之一。」

李和平律師：遇到法官違法犯罪，順從配合或是抗議，哪個危害法治？

還有一個觀點，人無完人，任何人都可能有缺點，法官也一樣，法官裡也有坑矇拐騙、違法犯罪的人。即使法官不坑矇拐騙、違法犯罪，也有在這樣人控制之下，法官進行審判。如果律師遇到這樣的情況，應該配合，還是拒絕配合？退庭抗議。在法官違法犯罪的情況下，律師順從，與他們配合演戲，是這樣對法治的危害大呢，還是律師退庭抗議，對公平正義更合適呢？我覺得這需要考慮。

‘聽證會’很多人想旁聽，因為事關律師如何行使辯護權，律師辯護權是不是從制度上被限制的案例，是很重要的案例，所以律師很關注，一些律師介入、代理，會逐漸公布一些消息。」

維權一頁：4月22日北京市司法局‘聽證會’當天錄音紀事

北京時間上午八點五十分，致電李蘇濱律師

主持人：「您現在在哪兒？」

李蘇濱：「在路上，三位領導陪著，往北京中心城區走。」

主持人：「他們帶著您走，還是您帶著他們走？」

李蘇濱：「看來是他們帶著我走，其實也是我帶著他們走，都是按照正確的方向。哈！這位警官說得好‘按程序走’。昨天他們說，不讓我去參加‘聽證會’，因為有其它事要辦，我想既然其它事能辦，‘聽證會’不是違法的，應該也能辦。繼續看吧，因為這‘聽證會’缺了我，我覺得不行，我是‘第一代理人’呀！代理人都不參加，會怎麼開啊？」

主持人：「您現在還是嘗試著到會？對吧？」

李蘇濱：「對。」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致電滕彪律師

滕彪律師已經到達「聽證會」址門前。

滕彪：「現在很多人被看住了。李和平、張輝、齊志勇。。。我也剛到這兒一會兒，有不少人，警察警車很多，我現在就在司法局門口，很多國家使館官員在這兒，有一些媒體。有很多訪民，很多這些律師幫助過的人，他們過來聲援。警察驅趕他們，恐嚇他們，說和法輪功有關什麼的。」

主持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外國人的有多少？」

滕彪：「十多個吧。」

主持人：「訪民和其他人有多少？」

滕彪：「接近一百人。有警戒線，一些人想要進去旁聽，他們（司法局）說‘旁聽證’已經發完，沒地方了。」

主持人：「有沒有說什麼時候發的‘旁聽證’，發了多少？」
滕彪：「沒有。」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零五分，致電李和平律師

主持人：「您現在出門方便嗎？」

李和平：「有警察在我們門口守著呢，不讓走。」

主持人：「他們什麼時候去的？」
李和平：「今天早晨我愛人出去的時候看到，就在門口守著呢，兩個保安一個警察。」

主持人：「您打算怎麼辦？」
李和平：「可以跟他們交涉一下。」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十五分，再致電李蘇濱律師

李蘇濱：「現在路上堵車特別厲害。目前我的狀況，他們壓根兒就不希望我去。代理人不去就開聽證會，缺乏程序公正。」

主持人：「滕彪已經到了。」

李蘇濱：「有一個就好些。我現在心情也是比較著急。從小裡說，我們的同事受到這樣不公正的對待，守法的反而被迫害，我們作為同行也有危機感。往大裡說，我憂國憂民，國家沒有法治，豈不也會天下大亂嘛！本來吊銷律師執業證、聽證，都是有法律規定程序，該怎麼做，按程序來就是了。如果他們確實違法的話，別說吊銷執業證，追究刑事責任都可以，依法辦唄。幹嘛在出現其它這麼多不正常的情況呢？這就不對了呀。」

主持人：「您現在行車去向怎樣？」

李蘇濱：「現在還挺正常。」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二十分，再致電李和平律師

李和平律師在他家單元所在樓層的樓道裡。

主持人：「現在情況怎麼樣？」

李和平：「現在正在交涉，你可以現場錄音。（對阻止他外出的警察說）咱們把這事都給它公布出去。

警察：「哎呀！別別別別。別那個了。。。」

李和平：（笑）現在對全世界說，你警察堵在我家門口，是不對勁的吧？等國保來了，對國保說。我現在對你們兩個還是有說有笑的。我一個律師，根據公民正常的權利去旁聽，警察就跑到家門口來堵著，這太不像話了！一點沒有必要，對吧？」（警察知道在電話在被錄音）

李和平：「（對警察說）你可以一句話不講，我也不是衝著你來的，包括一會兒老郁（音，國保）來，他也不想這樣搞，你想這樣搞啊？要說真正抓一個罪犯可以，你現在搞這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這事本身是他們上級命令錯啦！上級讓你們做這個壞事，這不是你的意思。小陳，你知道今天是個啥事？是我們律師的事。。。（李和平律師與警方有更多對話，此處暫略）」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三十分，再致電李蘇濱律師

李蘇濱：「完了，那個地兒我是去不了了，我也就答應他們不去了。」

主持人：「現在往哪兒去呢？」

李蘇濱：「就在三環這兒轉呢。」

主持人：「您現在什麼心情？」

李蘇濱：「心情平靜。這次不行下次唄，這事總要解決。（對警察說）‘前邊有回頭路，咱回頭得了’。（警察答）‘嗯’。」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四十分，再致電滕彪律師】

主持人：「已經進去了？」
滕彪：「對。」

主持人：「開始了？」
滕彪：「嗯。對。」

北京時間上午九點四十五分，致電蘇士軒律師

原定「聽證會」代理人蘇士軒律師21日夜裡十點，接到自己律師事務所主任電話，稱司法部給遼寧省司法廳打電話，禁止律師參與該案，律所主任要求蘇律師第二天必須趕回瀋陽。

主持人：「蘇律師，請問您有沒有到現場？」

蘇士軒：「沒有。我現在去不了。」

北京時間上午十點，致電江天勇律師

江天勇：「我在路上堵車，快到了。我可以給你兩個電話，一個劉沙沙，還有另一個早晨八點多就被帶走的訪民朱菊如。」

我撥打維權人士劉沙沙女士電話，先是忙音，後沒有反應。

北京時間上午十點十分，致電訪民朱菊如先生

朱菊如：「我現在被帶到西城公安分局。進來的時候是八點五十七，剛才一個警官登記了我的身份證件，我也向他提出要求，要他作出答覆，他說要去找個人來跟我說，通知人來接我。我問是通知暫住地派出所民警，還是通知我戶籍所在地民警來，他也沒跟我說。」

主持人：「您從什麼地方被帶到這兒的？」

朱菊如：「我就在司法局大廈下面，北京市國保一個警官認出我，因為去年12月劉曉波案開庭時，也是這警官請我到相關派出所來的。中央反覆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依法執政，我曾經是中學和大學教師，被當地政府莫名其妙剝奪了教師資格。

我被帶到這兒就一直坐在這裡。」

北京時間上午十點二十分，再致電江天勇律師

江天勇：「我到了現場。非常多警車，下雨比較大。司法局路的兩頭被很多警車攔著，讓很多車走別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意思。遠處那頭也是個路口，非常多警車閃著警燈，一眼看去十多輛，還有很多著裝的警察。我離警戒線三、四十米，離門口有將近二百米，很遠的地方就拉起了警戒線。」

主持人：「為‘聽證會’而來的人還有站在這兒的嗎？」

江天勇：「很多。看到一堆一堆聚集的人還不少。」

主持人：「離您比較近的，能跟他們說有記者想問問他們是什麼心情嗎？」
江天勇：「我也可以把電話給旁邊的人。」

主持人：「好。謝謝。聽聽他們的看法。」

北京時間上午十點二十五分開始與想旁聽「聽證會」進不去的訪民對談

訪民（女）：「 我要說，中國是不是有一群騙子？打人的不拘留，殺人的不拘留，把上訪的人拘留？」

訪民（男）：「我們有維權記者，警車不讓進去。攔住了。上訪人都很不滿意。冒著很大雨在這裡等，我們的冤屈都不給我們解決。」

訪民（男）：「我是中國河南的冤民，現在‘公檢法’給老百姓制假造假，危害社會，‘非法勞教’我兩次。」

主持人：「今天您到這個地方是為幹什麼，您看到了什麼？」

訪民：「我看到有多家大使館的、記者，拍照的，還有好多上訪冤民都在這裡。」

主持人：「 您看到外國記者有多少人？」

訪民：「我剛到時看到二十多人，都要求進去，想旁聽，要手續，他們不給。」

主持人：「現在這門口，您身邊有多少冤民？」

訪民：「有百把幾十人。外邊下大雨，都避雨去了，不集中。中國沒人權，我們現在要的就是人權。要世界各國給我們中國呼籲一下。我們想進去旁聽，為律師他們說話，現在不讓進，說不上話。」

主持人：「律師本來是為冤民說話的，現在怎麼輪到冤民為律師說話？」

訪民：「這種現象咋說呢？（壓低聲音）現在有公安交警好多，說話也不方便，他們到處亂轉。我們就是請求世界各國媒體，給我們中國呼籲一下人權。」

訪民（女）：「我們來這兒想參加‘聽證會’，我從日本來。警察把這兒圈起來，把外地人圈進去，連拉帶扯，連推帶踹，都是無法無天。我叫苗維榮，在日本長期生活待了二十多年，也是因為北京私房的事，政府官商勾結，房子被強拆。2005年我探親在國內，抓捕了我，說我竊取國家機密文件，扣留在中國一年。以後我一直不停上告，房子的事到現在沒解決。我這幾年在中國看這種事太普通了，談不到什麼人權，沒地方去告狀，我也親身體會到了。看到今天這種情況非常氣憤，現在還在抓人，不像個政府機關。律師在中國有人權嗎？只要替老百姓說話，他就沒人權了。」

訪民（男）：「我叫朱國成。今天大概八點半開始戒嚴。本來想進去看看聽聽，可是他們說，現在我們這兒是弄法輪功的事情，問我是不是法輪功，說你不是法輪功就不要進去了。所以看到現在兩邊全部都戒嚴。

北京時間上午十點四十五分，再與江天勇律師通話

江天勇律師：「我現在所在位置有不少人。我遠看那頭戒嚴封著，警車特別多。他們說大部分人在那邊，但是我們過不去。這兒是西邊，東邊已經抓走了一大車人。」

北京時間上午十一點半，致電江西維權律師郭蓮輝

主持人：「請問您現在在哪兒？」

郭蓮輝：「我在家裡。因為我老伴剛出醫院，病危已經搶救過來了，我要護理她走不開，所以不能去北京。

我很想到北京去，密切關注著唐吉田和劉巍這件事。這件事情意味著什麼我都清楚。我在律師群裡發了很多信息，表述了我的看法和觀點。我也要求大家密切關注，對‘擬吊照’要給以大力度譴責。

對律師當中敢於講真話、敢於維護法律尊嚴的有良心正義律師的打壓是個非常非常危險的信號，而且已經做了。
如果律師執業權利都不能得到合法保障，我們律師不起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那麼那些需要律師幫助維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合法權益又如何去保障呢？又有誰去為他們提供法律幫助和服務呢？

所以說，當今對律師的打壓，是當局把中國社會推向危險境地的一個信號。

聲援唐劉兩律師，我甚至提倡建議發動全國律師願意到北京去的，全部到北京司法部去請願，並且向全國人大發出對司法部長的彈劾建議，吳愛英是不稱職的司法部長，她發表了一系列違反法律規定打壓律師的言論。」

北京時間下午兩點，致電李春富律師

李春富律師：「現在我在司法局門口，剛剛開完庭，我們正在往那邊走，馬上就（與出席‘聽證會’者）見面了。」

主持人：「剛才我給你您打電話，說您電話無法接通，發生了什麼事？」

李春富：「我到這個地方之後，這邊信號就全部屏蔽。這邊很多警車，有警戒線。我來時，有很多訪民和來聲援的人，被他們‘清理’走了。」

主持人：「您和江天勇律師在一起嗎？」

李春富：「我來的時候，他被國保帶到別的地方‘談心’去了。警車很多，遲遲沒有開完‘聽證會’，很多人都回去了。我剛剛碰到唐吉田律師，他到另外一個地方，我現在見到劉巍律師了。」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談談對這個‘擬吊證’事件的看法？」

李春富：「我認為，以這種方式剝奪律師的執業權肯定是不合適的。律師所做的就是為普通老百姓權利受損者作了些律師應當做的事。法院在庭審當中肯定有違法的地方，否則律師不會當庭退庭。律師退庭，也不能以這種方式剝奪律師執業權。所以我覺得，一旦這個‘聽證會’最終剝奪了唐律師和劉律師執業權的話，這是開了個非常危險的先例，將會造成很多律師在開庭時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裏話，不能為自己的當事人盡心盡力辯護，因為要顧慮自己的執業證問題，考慮自己的‘飯碗’。所以對這個事情，大家一定要努力，讓司法局改變這個觀念。」

主持人：「如果不改變，真的作出這個決定，對中國法治會產生什麼後果？」

李春富：「我覺得，如果唐、劉二位律師執業證被吊，是法治嚴重倒退。後果非常深遠嚴重，會直接造成很多敢於說話的維權律師執業證被吊銷。那些本來願意嘗試說真話維權的律師，不敢繼續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