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劉曉波和……懸案最大伏筆 會如何發展
——劉自立:一個懸案有待梳理
內容摘要 : 期待出現一個新的招安結局,並以此為契機,佔據民運的主導權和控制權。以其政治操作的最大可能,完成一輪雙贏或者N贏的局面;那種歸來封候的企望,也許會真的變成現實。
支持曹兄文章(見《觀察》近期曹文「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卻有一個偌大的懸案,不知道會如何發展。
這個懸案就是,如若中共真的「平反」六四(見博訓近期報導)與08憲章派的關係究為何物?這當然是一個有限平反,或者說是假平反。問題在於,如果中國施行了這個所謂平反,就會產生雙重懸意:一是,08憲章派所謂的黨主改革在政治意義上從無到有,產生一種並非虛擬意義上的政治「雙贏」走向;而且,這個走向,會因為國際社會對中共的不理解不瞭解,而為此即將到來的「平反」歡呼鵲躍。於是,中共現在極端左翼的政治路線,就會掉頭轉向所謂的很右。於是,和解方式,會以一種所謂大手筆寫出來——這個大手筆,就是釋放劉某和施行偽南非和解模式。於是,從08憲章開始的上書和諫議方式,會在表面上得到相應的結果。甚至,諾貝爾和平獎會頒發給製造了六四「平反」的官府和「民間」——而首當其衝的獲獎者,將非劉莫屬。這是08憲章的初衷和終義。於是,所有中共「進步論」和中共「不是敵人」論,就會得到全部呼應。一個古怪的、類似鄧式改革的新模式,會在不久的將來,予以實施。因為,這個「 平反」模式——這個政治模式的推出,將會使得中共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得分,還會在政治改革上得分——於是,現在人們討論的敵人與否的課題,將會最大限度被中共和和解派的解構主義吃掉。這個判斷是不是現實的、抑或還是幻覺,就要看最近坊間刊出的中共有意有限平反六四,是不是真的打算操作,如何操作。他們和所謂的溫和民間人士的談判和交易真相,究竟如何。這是我們迄今無法全憑猜測可以斷定的。但絕非空穴來風。
我們的斷定是,這樣的官「民」操作一旦得手,在中共所謂經濟合法性上,將平添一曲政治改革的和諧歌和穩定頌,而給國際社會和中國社會一個極大的挑戰和考驗。因為,當民主派全部服膺劉氏主義,和共黨接軌於一個表面上看似顏色改革的局面,真正的政治改革者及其群體,將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失語狀態和少數狀態。人們就會如歐、美當年讚揚中共經濟改革一樣,彈冠相慶於中國的所謂政治改革。這是一種非常詭異的局面。所謂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的現實,將會被迫使真正的政治改革派後退二、三十年。這就是我們所謂08派加上一個政治改革和政治雙贏於中共的另外一個0;這兩個0加起來的8,就成為88派憲章主義,也就是88+六四主義。當然,這樣的操作,要看中共領導層是不是具備比較大的國際關照和中國關照。因為如果啟動六四「平反 」,既得利益集團中將會出現嚴重分化。因為,倚靠六四發展的集團和不靠之發展的集團,將會做出不同反映。因為道理非常簡單。於是,不靠六四發展的集團,就會更加鼓吹一種中國模式和中國價值,而完全乾淨徹底放棄普世價值和幾十年海內外民間力量的合理抗爭。
那麼,這樣的操作將會得到什麼結果?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得到一個和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改變南非政權性質截然相反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證明,中國不但在經濟上產生了自身的模式和發展,也將會隨著共產黨拿到「平反六四」這張牌,而打出政治合法化的旗幟。而其實,一切都並未改變。因為,這個有限平反實施的、只是對於並無太多政治傾向的犧牲人群的撫恤和慰問。只是對於某些貪官鎮壓罪行的有限度譴責(如,對於北京市委中陳希同那樣的死老虎進行譴責,等等)。只是對於中共合法性和改正「有限錯誤」的再次強調;這個強調,就是重複對於四五運動式的黨主平反。只是強調趙紫陽式的六四學生並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是「愛國」、也就是愛黨之行為。凡此種種一旦出臺,不可謂不是一種打亂既定方針的總抉擇;只是這個抉擇會使得劉氏人物和共產黨所謂「平反派」完全和諧在一起,而反對了所謂的民運中急進力量的發言權。所以,只要中共和和解派佔領海內外輿論陣地,壓制所有異議意見,民主討論的空間將會大大萎縮甚至消失;一種由新的一言堂主宰的輿論導向,勢必重新上演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胡適之自由主義精神和言論被毛主義邊緣化的悲劇;後人復哀後人之悲歌就會變成現實;從而使得真正揭示和批評它的異議聲音,逐漸式微。但是,只要皇帝的新衣依然不變,批評者的聲音就不會被消滅,即便他們會遭遇空前困難的處境,並且加深現在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歧和對峙。
當所有這些伎倆成為事實,中國走向也勢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難於釐清。這裡的懸點是,和解派是不是會答應和協助中共的「六四平反」;現在,尚不能做出確切肯定;只是從08派主導的從黨改革可以看出,他們製造黨的合法性前提早就存在;他們不預、也排除建立古往今來一切民主派理應建設和壯大的反對派的思維和實踐——他們說,他們不是政權的反對派(見徐友漁等人的08觀點)——所以,這個前提的確立和今後是否和解於中共「平反」舉措,迄今雖未大白於天下,但從其邏輯上推導的結果,不能不是如此。在中共方面,正像上述所言,其難點在於,他們是不是有這個魄力擘化這樣一個「平反 」計畫,給予他們遲遲不予進行的政治改革一個變相的突破,而採取其否定文革、肯定四五運動的類似舉措,來對待六四;懸疑並未完全排除——因為,即便是此類平反,也多少要改變六四以後官員一以貫之的「穩定」思維,而轉換到一種新的思維上去。於是,考慮利弊,進行中共模式的平反舉措並無完全陷於不可能的境地,只是要看主動者如何擺平黨內、高層的各種分歧和平衡其各派系的利益均佔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或者無力解決,此措施依然會懸置不決甚至胎死腹中。這個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這個排除法,就會依照現在毫無懸念的既定方針,倚靠經濟合法性,而堅持無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操作。
這是人們爭論劉氏所謂「沒有敵人」思維的最大伏筆。這個伏筆相應中共六四「平反」,而期待出現一個新的招安結局,並以此為契機,佔據民運的主導權和控制權。以其政治操作的最大可能,完成一輪雙贏或者N贏的局面;那種歸來封候的企望,也許會真的變成現實。於是所謂大分化大改組大招安的局面,即會出現而一發不可收拾:一是使得民運現狀發生巨大改變;異議陣營出現分化瓦解和瀕臨崩潰邊緣;二是,使得真正的民運重新洗牌,出現 「官方民運」和反方民運的新的對決。這勢必會大大延遲中國民主化的一般進程,且使得部分人士的結束(被和諧招安),變成另外一部分人士的開始。也就是說,中共「平反」六四和要求其「平反」同時解決民主憲政課題者,會和和解派發生新的爭論:他們將會在肯定這種平反和否定之的雙向取認上,陷入對峙,黑白各執,反倒不能和解——這從現在爭執是否有敵人這樣一件事情即可做出推斷——新的派別和觀點之爭必然出現;雙方或者N方間性排斥的壞局面將代替稍早時期的有限度融合,各派之間變成毫無共性可言的局面也難免出現。這樣,分化和解構這樣的溫和與急進民運的黨之需求,就會在劉氏一類溫和派人物的協助之下,恪日完成,皆大歡喜;而反方則會日益陷入孤立,喪失發言權與主動性。
一個絕對可悲的偽南非模式和偽平反方式,將以國際間評論主流再次歌頌中共之「平反」而告終。當然,任何時期都會有堅持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者。這些堅持者,將會繼續在中共所謂「平反」行動以後,要求施行西式民主和三權分立,,要求實行普世價值。所以,如果從好的方向說明這個政治遊戲的義含,就是要求中共在有限解決六四平反問題後,繼續鼓呼其推行到位的政治改革,還政於民——這當然又回到黨主改革的老路上去了——但是,這時候因為異議人群的被河蟹與被安撫,人頭和思想資源必將十分匱乏——黨主一切的呼聲,勢必空前高漲,而使得真正的抗爭變得式微。鬥爭會在國際環境迅速朝向有利中共的局面下,變得十分艱鉅和空前窘迫。這樣,所謂中共模式就會在一種暫新的局面中,繼續其中國特色的堅持和發展。直到中國經濟模式面臨其自身造就的、不可持續和無法逆轉的困境:比如人們常常說起的社會問題,生態問題,資源問題,等等。但是,由於這個雙贏而獲得「合法性」的政權,將會產生新一輪的「 中興」,而更加罔顧解決其面臨的真正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導致這個危機之責任者,就是那些打算和中共一起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們。最後的說明是,我們的猜測成為可能的機率在百分之五十。其間,會出現如何一種新的博弈和鬥爭,都在未可預期之內。上述平反作業的可能性終會如何,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皆可存在;且關係到很多人為和主觀因素,作用其間。
有一點可以肯定,08書章所以出臺於一個特殊時期,就是因為他們估計08年奧運會也許會產生同樣的雙贏和N贏局面。但是,這個局面朝向為逆。於是,他們不是領會這樣一種期待的虛妄,而是施行相反的思維,就是在轉化不可能性上,爭取一個個人抑或群體的國際支持,並以此等待再期待,再轉化的契機出現——這個契機就是中共平反之契機。於是,他們從監獄中繼續發出這種「轉型」的信號(當然是經中共允許,和中共一齊發出的)。這個信號,就是以擘化國際間的支持,獲得中共對此的認可;且在中共實行和解主義、六四平反時期,做到他們的、類似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和解。重複而言,其區別之處在於,曼德拉,姆貝基作用於卡博和德克勒克的政治因素(群眾運動,武裝抗爭,國際支持——指非洲一些國家容納姆貝基集團的存在,以對抗歐美國家;等等),和解派並不具備。另外,一般而言的東歐絲絨革命和前此1968年和七十年代七七憲章運動,基本框架限制在爭取所謂黨內民主這個層面。如果沒有蘇聯解體,這兩個運動和中國一向以來的黨內民主爭取派的鬥爭(含八九民運一部分),亦不能使得中國轉行易幟。這是十分明確的事情。所以,08派所謂的黨主爭取改憲等說法,還是停留在七七憲章的有限性上,不得伸展;問題是,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這樣的經濟崩解,這個體制的改革延後和政權保留,勢必和真正的民主主張並不發生關係,和民主自由之真義並不發生關係。所以,呆板重複東歐的思維和行止,並不能走出確切的中國民主之路。這也是我們主張重新探討中國命運桎梏之難題。總之,中國前途不是依照一般性參照、如東、蘇模式可以解釋和解決的。東歐相對自由的教皇制度和學術制度(大學相對獨立等),東歐國家之奧匈帝國乃至俾斯麥梅特涅相對專制加民主的政治傳統,中國並不具備。所以,兩相比對,並無互相模仿之可能。
這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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