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即中國私人訂戶最多的報紙，新華社的《參考消息》隔幾天就會有整版廣告刊出，向國人介紹天價禮品。這些天價禮品從四萬元一支的鑲鑽鋼筆到二百萬元的金鑽手錶，再到八千萬元一隻的工藝瓷瓶，不一而足。八千萬元一隻的瓷瓶被命名為「國瓷七五○一」，原因是這種生產工藝是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份為毛澤東使用瓷器而專門研發的。
如果一個貪官擁有一隻八千萬的國瓷大瓶，那麽他不僅可以將貪賄所得轉變成頂尖級珍寶，而且還能滿足對毛的模仿欲。這樣的一舉兩得也大大地緩釋了貪官們的罪惡感，也使他們的貪賄有了更加透明的標價。
買寶人的公關活動
在國家炫富意識下催生的頂尖級奢侈品，究竟歸哪些人擁有？就目前的情況看，一般是由巨富商人購買，而後用於公關活動送給與他們商業活動有關的權力人士。如浙江的一家絲綢印染廠所購買的四支三點九九萬元的鑲鑽金筆「是送給環保局負責項目環保指標鑑定人的」，他們用這樣昂貴的專用筆在文件上簽完字後，鋼筆就歸他們「留做紀念」了。
一款價值二百萬的黃金機芯丶鑲鑽表盤手錶的購買人，則是為承攬一項國家重點項目的輔助工程而做此開銷。他要將此表送給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以便使自己的申請得初步的考察。精明的商人說：「我並不是全靠他一個人，而且後面的論證過程還很複雜。就算他不點名考察我的公司，我也買個報到資格，來日方長嘛！他退下來後，或許能幫我更大的忙。」
涉及到八千萬元一隻的國瓷大瓶，受訪者拒絕透露其公關用途，而公司的高級事務主管則猜測說：「應當是送給九常委中的某個人，但要經過中間人送去。」這種說法或許是出於炫耀，但在另一方面則說明權力場運作代價之高昂。據知情人透露：該民企決意進入替代能源行業與國企一較高低，項目得到西部一位副省長的支持。該副省長不是省委常委，在副省長排名裡也比較靠後，他希望憑年齡與政績兩項指標當上正省長。但是，政治局常委裡沒人出面說話，難以完成這個升遷。於是，民企老總決定拿八千萬元一隻國瓷大瓶去替他問路。
炫富行為的政治密碼
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財富體積不斷膨脹，巨額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日甚一日，因此富裕階層的炫富意識成了一種難以控制的表現欲。二○○九年最有轟動性的事件是：一位超級富豪的女兒組織了三十輛奔馳名車去機場接她價值四百萬元人民幣的藏獒愛犬，她的愛犬日均消費一百元，是中等城市普通清潔工人日均收入的三倍。
中國近鄰新加坡曾有輿論提醒中共當局：「貧富差距會導致社會不安定。窮人們會認為富人們不僅有錢，而且法律也會偏向他們。」事實上，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就是製造兩極分化的體制──要麽是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如毛時代大量的政治賤民的屈辱生活；要麽是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如江時代開始的權貴私有化造就了大量的經濟賤民，今天中國五十歲以上年齡的人當中約百分之七十丶數量高達兩億六千萬處於「一旦得了重病只有等死」的狀態。
以一九九七年出現個人財富超過十億美元的現象為標誌，十多年來，這些人的構成大體如下：（一）他們約有一百四十人，其中五十人是中共黨員；（二）他們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與中共政治局委員及以上的高級官員，有私人交情乃至於親戚關係；（三）這些人經常通過數額不大的捐助為非法所得塗上道德色彩，而藉助慈善行為逃稅丶洗錢已經成了他們的「小圈子規則」。
個人財富在十億人民幣以上，又比上述頂尖級富人財富少的亞富群體，是中國奢侈品市場的支撐群體。由於這些人強勁的消費能力與盲目的購買行為，使得二○○九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全球一枝獨秀，銷售額比上一年上漲百分之三十。美國該方面的年度市場消費則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兩相比較，奢侈品消費的狀況正是「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一個寫照。不過，這樣的寫照幾乎完全不具備道德意義！
笑貧不笑娼，笑廉不笑腐
同一社會的所有成員原則上都有與他人競爭經濟收入的資格，同時也要遵守社會整體認定的道德規則。但是，由於公權力一向缺乏監督，它所衍生的經濟利益為少數人佔有，社會就會出現道德失範慣性。比如說，全國幾乎年年「掃黃打非」，但是色情行業是愈挫愈勇。許多從業者認為：貪官們靠權力換取經濟收入，遠沒有她們靠身體換取經濟收入更具道德性。真實的社會心態則是：同情色情從業者，因為她們尚能維持公平交易的原則；痛恨賣權從業者，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把公平交易原則放在眼裡。於是，「笑貧不笑娼」便自然而然地為社會意識所接受。
「笑貧不笑娼」衍生出了「笑廉不笑腐」的官場生態。官員們利用權力撈錢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極少數自認清廉的官員無一例外地被認為是無能之輩。逢年過節，許多無權的基層小吏自己掏錢買些上檔次的禮品炫耀性地帶回家，向鄰居們暗示「有人給我送禮」。這種表面可悲又可笑的行徑實際上是一種廣告行為，即為將來收受禮品打基礎。
利用人情加權力博取額外經濟收入已經是官場上一個無可更易的事實，媒體屢有權力官員借喜慶宴會收禮的「負面新聞」即是明證。如深圳市公安局的一位分局副局長為女兒結婚擺宴席一百一十桌，消費高達六十萬元，收受的禮金則超過了一百萬元。
喜慶賺錢容易，喪事也是一項重大經濟活動，而且支出成本偏小，純收入偏高。根據全國中等發達地區的情況看，一位廳級幹部的父（或母）喪事純收入可達一百二十萬元，依此類推：縣處級的收入約為九十萬元，科局級的亦可達到六十萬元。當然，這三個級別的官員一般是地方一把手（如縣委書記或縣長），或是重要部門的一把手（如財政局局長或稅務局局長）。
中產階層過著體面的奴隸生活
一般情況下，研究者們確定的低收入階層主要指農民和就業無保障的城市工人。其實，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基數正在急劇縮小，主要標誌是他們的資產不僅因危機而縮水，而且生活成本因通脹而增高。公司白領是典型的中產階級，但是自去年以來，這個階層中的大多數就處於坐公交丶吃盒飯丶擠房貸的「現在進行時」當中。
休閑程度的大幅下降也是重要標誌，一位公司白領以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與《實話實說》專題節目關閉為借喻，描述自己的生活為：沒有時間看書，也沒有實話可說。一些中產人士更是坦言他們「過著體面的奴隸生活」，不滿情緒難以平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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