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是我的光榮!"說出這句名言的,是國民黨已故"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先生。於右老,從出生到亡故,八十六年間,始終與貧窮為伴。弱冠之年,於右任參加歲試,考得第一。考官葉爾愷看完陝西全省考生的卷子,給於右任的評語是"西北奇才"。但這位西北才子的家裡,竟然窮得連鹽都買不起。八十六歲,於右老於臺北壽終,他的最後官職是"監察院長",有關方面清理他保險櫃遺物時發覺,裡頭只存有幾張借條,總計積欠副官三萬餘元台幣債務。於右任晚年告訴友人,牙疼的厲害,想去拔牙,可是擔心付不出拔牙醫藥費,只好忍痛將就。儘管於右任兩袖清風,如果我們縱覽其豐富多彩,跌宕起伏,充滿戲劇張力的一生,足可憬悟於右任其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於右任,陝西涇陽鬥口村人,生於公元一八七九年。三歲那年,母親趙氏因憂心家貧,悒鬱以終。於右任的父親到四川做當鋪學徒,無力撫養孩子,於右任被送到伯母房氏家中代為撫養,家鄉自從回捻戰亂之後,農田荒廢,鄉親們多半兼營畜牧。
六、七歲光景,於右任見表兄養了一隻跛腳羊,生下小羊,於右任吵著伯母也要一隻跛羊,伯母只好花三百錢買下一隻跛羊。冬天,調皮的於右任瞞著伯母,跟隨幾個放羊的孩子一塊到野地裡牧羊,忽然來了三隻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們見狀,嚇得一鬨而散,兩隻跛腳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啃食。於右任當時在靠東邊的墳地低頭掘紅根,未發覺狼只來襲。一隻狼見到孩童於右任,正要從西邊墳地襲擊他,危急瞬間,幸而楊姓村民途經該地,連忙拿起鐮刀,趨前驅趕野狼,拉著於右任趕緊往於家奔去。伯母在家裡聽到鄰人驚叫,野狼偷襲羊群,於右任差點成為野狼盤中餐,嚇得雙腿發軟,走路都走不穩了。
經此事件,舅父憂心於右任終日與羊群為伍,非長久之計。七歲那年,舅父送他到村中馬王廟的學塾裡,啟蒙上學。家裡貧窮,連買鹽的錢都湊不出來。學塾課餘,於右任到製作鞭炮的鄉間作坊作短工,貼補家用。不久,炮房失火,經濟來源更為困窘。天性聰穎的於右任,勤勉向學,幸能不為貧窮所困。二十歲那年,參加陝西全省考試,學使葉爾愷評價於右任是"西北奇才",給他第一名,補廩膳生。葉爾愷特意召見於右任,送他一本《出使四國日記》,于氏讀後漸知國際大勢。
庚子拳亂引發八國聯軍侵略,慈禧太后避難陝西,於右任本擬上書陝西巡撫岑春萱,請岑親手殺死西太后,被同學力阻。二十六歲,於右任赴河南開封參加禮部考試,因為他在《半哭半笑樓詩集》中有一句"革命方能不自囚"的詩句,被家鄉三原縣令密告陝甘總督,稱於右任是革命黨人,于氏舉人身份因被革去,並遭清廷通緝。
一九0五年,于氏為籌辦《神州日報》,到日本考察,同鄉康心孚(1884~1917,名寶忠,中國知名的社會學家)引介之下,他會見了孫中山先生。據於右任事後告訴親友,會見孫先生那幾天,為避清廷耳目,分外小心神秘。某夜,康心孚帶領於右任走進一間秘密的小房子裡,屋裡只點了一根蠟燭,在黝暗的光線下,孫中山講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于氏深為折服。在孫中山面前,於右任簽下一份加入同盟會的盟誓,成為真正的革命黨人。為了宣揚革命理念,他先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啟發國人新思潮,卓著貢獻。
一九一八年,於右任主持陝西靖國軍,和南方護法運動相呼應。一九二二年,創辦上海大學。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于氏被推選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同年,靖國軍舊部胡景翼、岳維峻等人率領國民二軍反直成功,電請於右任到北京督導,並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病逝於北京旅次。于氏在北京協助料理喪事。一九二六年三月,國民二軍與奉軍交戰失利,陝西危急,在此同時,國民黨亦自廣東北伐。於右任在上海搭船前往蘇俄,途經庫倫,在五原誓師,國民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先解長安之圍,再與北伐軍會師鄭州。
北伐成功,於右任歷任國府委員、"審計院"院長、"監察院"戰區巡察使、"監察院"院長。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實施"憲法",于氏當選第一任"監察院"院長,這個職務,也是于氏後半生最主要的官職。
自幼貧窮的於右任,擔任"監察院"院長後,仍然不敢亂花一分錢公帑。抗戰時期某日,於右任帶著四位"監察院"同仁,撤退經過安徽祁門縣,縣長見來人是"監察院"院長於右任,預備招待於右任吃飯住店,於右任告訴這位縣長說:"我只有一件事情請您辦一辦!"縣長問是何事,於說:"我們這一路上看見許多橋樑都損壞了,希望發動民工修理好。把橋修理好,比請我們吃飯好多了。"
于氏具備知識份子率真性格者,他的妙事趣聞多不勝數。
于先生是國民黨內美髯公,蓄有一付飄逸的長鬍子。據說,於右任為了保護鬍子,每晚臨睡前,必定把鬍子梳理齊順,再用一隻布套裝好,掛在胸前,以免睡覺得翻身,把鬍子壓壞了。某日與朋友聚會聊天,朋友問於右任:"您晚上睡覺時,鬍子是放在被子裡或是被子外面?"於右任從來不曾留意過這問題,猛然被這麼一問,一時為之語塞。
第二天,於右任碰到那位朋友,抱怨昨天晚上沒睡好。原來,朋友的提問,讓他終夜輾轉反側,不知究竟該把鬍子放被子外面,或者放被子裡面,翻來覆去好久都不能入睡。等他一覺醒來,也忘了睡著之前鬍子最後是放被子外面或是被子裡面了。
於右任是民國時期知名書法家,友人請教他寫毛筆字的妙方。於右任告訴朋友,因為他是陝西人,那裡是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發祥地,經常可見古代諸多書法名家的石碑真跡。于氏對漢魏碑造詣極深,自從他見過"廣武將軍碑"之後,他的書法風格為之一變,開始寫草書。到了臺灣之後,有一次從辦公室下班途中,他的座車經過臺北市和平東路某家商店門口,這家商店的招牌署名寫著"右任"兩字,于先生心想,他從未為這家商店題過字,這字明明是偽冒他的名義寫的。他立刻吩咐司機停車,店主人一看是於右任,吃了一驚,于先生說:"你這招牌的字是假的,你取下來,我跟你寫一幅真的。"店主人既感動又慚愧。
臺灣時期,某年冬月某日,於右任正在家裡看書。他習慣在家裡客廳生一盆炭火,擱在炭火盆上煮一壺茶,邊看書,邊烤火,喝喝茶,好不愜意。正讀書讀得入神,蔣介石突然來到臺北青田街公寓,探望於右任。于氏起身相迎,兩人禮讓落座之後,開心聊天。蔣介石見客廳燒著炭盆,擔心炭氣可能有損老人健康,提議於右任何不換兩隻大電爐。於右任連聲說:不行!不行!電爐用電太貴。蔣介石當下交代隨從人員:以後於院長家裡電費由"總統府"支付。
蔣介石剛走不到半小時,兩隻大電爐已經派人送到於府。這事被新聞記者知悉,想披露報端,於右任連忙制止:這不能報導,"政府"當中的元老不少,"總統"如果每個元老送一隻電爐,這要花太多公家錢,不好發表!不好發表!
於右老晚年經濟情況欠佳,偏偏身體健康也走下坡了,小毛病不斷,尤其常犯牙疼。有一次,右老牙疼得厲害,與朋友詢及哪一位牙醫最高明?朋友告訴右老,臺灣省"財政廳長"周宏濤的夫人拔牙醫術不錯,於右任連忙問朋友,拔一顆牙多少錢?友人說,拔一顆牙三百元台幣,於右老苦笑著搖搖頭,太貴了!不要拔了。
還有一回,老人家喉嚨發炎,他又問朋友,平常給他看喉嚨的醫生出國去了,有哪個醫師比較好?朋友告訴他,許渭清大夫醫術很高明,但醫藥費比公立醫院貴些。於右任又搖搖頭說,算了!不看了。
於右任年輕時貧窮,是因為家世緣故,年長之後貧窮,則是他一介不取,視錢財如糞土,而且總把私財大方濟助親友,對部屬更是從不苛待。就以他擔任院長期間的"特支費"來說,他是一分錢都不帶回家裡的。每逢月底,他經常問"監察院"秘書長:"我的特支費還有多少?"當他知道"特支費"尚有剩餘,就拿起毛筆起草請客名單,把節余的"特支費"請同仁和公務上的朋友,到館子裡吃一頓。他從不把一塊錢"特支費"留為私用。"特支費"不夠用,他還拿自己薪水貼補。
於右任晚年財務狀況窘迫,尤其到了空前艱困的情況。於右任在他的日記上透露:"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春節將近,用費太大,將如之何?""二月十四日,近來費用太高,將如之何?""四月二十一日,開支太大,如何能繼?""五月二十七日,我的錢已用干……"
據服侍於右任三十多年的老副官表示,於"院長"每月收入約新台幣五千元,自己的費用之外,有時候還要接濟朋友,所以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遇有急需用錢時,就找身邊的副官調度支借。到於右任去世之日,還欠副官三萬餘元未償之債。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於右任在這一天的日記本上,寫下這麼一段話:"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段話的下方,於右任署名"右"字,而且還加註一句話"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接下去,於右任又寫:"遠遠是何鄉,是我之故鄉,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復?"
越十日,於右任又在日記本上以他慣用的草書寫下:"葬我在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兩天後,於右任在日記本上寫下一首歌,旁註:"天明作此歌"。這首歌的歌詞,正是海峽兩岸同胞日後膾炙人口的"於右任遺歌",歌曰: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祇有痛哭!葬我於高上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一九六三年春節過後,於右任本想去金門,意在眺望大陸,但要命的牙疼,迫使他取消了金門之行。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牙自相摩,難受,東西不能吃。以牙的事尋醫生,皆無法解釋。"牙齒不行之後,於右任健康情況每下愈況。
友人在回憶文章中述及於右老最後歲月,說他晚年時常一個人坐在客廳打盹,有時手中的書因為打盹而掉落地板,老人尚渾然不覺。
一九六四年八月,於右任腳腫加劇,起坐皆需人扶持,八月十二日住進臺北榮民總醫院。九月十八日,陷入昏迷狀態。十一月十日,於右任以肝硬化併發症,病逝於臺北榮總。蔣介石在褒揚令上說他"德行醇厚,器量宏深。早與同盟,鼓吹革命。危身奮筆,風動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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