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侵佔西藏以來，共產黨以極其懷疑和恐懼的心態對待藏傳佛教。西藏的風俗習慣和整體觀念與佛教的基本戒律息息相關。這種共同的文化和觀念形成了統一的藏民族實體，並給予他們國民身份認同及團結一致。這一基本特徵與佛教的信仰原則是分不開的。
另一方面，這種凝聚力和精神最終威脅著北京的權威和生存，因此到現在為止，中國統治者一直盡力減少和消除藏人的信仰和民族特性。
近年來，中共當局對西藏宗教事務的干涉越來越嚴重，2007年7月中國國家宗教局發行了名為《國家宗教局事務局令第5號文件<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檔，檔中指出："活佛轉世應當履行申請報批手續"。中共的此公文完全違背了國際人權公約中規定的人人都有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並且剝奪了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之權利。
轉世靈童產生的歷史
藏人相信來世，因此對眾生有著深厚的慈愛，殊勝的喇嘛和格西通過轉世"利益眾生"。尋找轉世靈童的主要依據是，佛教教義中佛有"三身"之說；即法身、報身、化身的範圍。其中，化身有好幾個名稱：喇嘛、轉世、化身、仁波切、生有、轉世靈童。但是，在西藏的術語中卻不存在漢人所言的"活佛"這一概念。
因此，喇嘛為眾生而轉世和確認轉世靈童成為藏人的特殊習俗。每當喇嘛圓寂時，西藏人依照幾百年相傳的制度尋找他們的轉世靈童，通過這個靈童，喇嘛把一生所存之身心語的功德和福澤持續利益眾生。
在西藏，轉世靈童制度是12世紀開始的，噶瑪杜松千巴﹝1110-1193﹞是一位優秀的佛教學者和傑出的修行者，他在圓寂前給卓貢惹千留下一封諭書，明確闡述了噶瑪巴如何轉世的情況。公元1204年，蚌扎巴索南多傑確認了西藏東部之靈童噶瑪拔希為杜松千巴之轉世，噶瑪拔希對噶舉派所有經典經過聞思修之後成為一個知識淵博的大上師。
從噶瑪巴創立轉世制度先例至今已過了七百多年，現在的噶瑪巴吾金赤列多傑已經是十七世了，確認噶瑪巴轉世靈童和坐床典禮等純屬宗教事務，都由噶舉派高僧和達賴喇嘛決定。
宗喀巴大師之弟子克珠格勒唄桑﹝1385-1438﹞圓寂後，索南曲朗確認為他的轉世，索南曲朗是第二世班禪，是格魯派第一個轉世靈童，日喀則的班禪拉章是由第五世達賴喇嘛為了紀念他的上師洛桑確吉堅讚而創建的，並將班禪之名號也賜予他。
達賴喇嘛世系是從根敦嘉措確認為根敦珠之轉世後開始的，第二世根敦嘉措創建甘丹頗章，蒙古王掩答汗把達賴喇嘛的稱號獻給第三世索南堅措。滿清和西藏政教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之間的供施關係是從公元1653年第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時開始的。
在第五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甘丹頗章政府按照西藏自己的風俗制定一百多個轉世靈童的名位，各教派不依賴任何人保持各自傳承中原有的名位，制定統一的品級，完全平衡了確認轉世之親疏偏私和為轉世問題相互間產生的矛盾。當時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對西藏的佛事沒有絲毫的干涉權。
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有上師和弟子的一種特殊關係，當其中一人圓寂後另一位則尋找確認其轉世靈童，也對幼小的靈童負有灌頂、傳承和教導的職責。確認轉世靈童時沒有出現過中國政府的干涉，即使受到干涉，西藏政府和人民都會予以反對，這些事件在歷史書籍裡都有詳細記載。
當今，中國當局大力發布扭曲的宣傳，說西藏轉世靈童是以"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公元1792年郭爾喀戰爭後，滿清政府想用"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西藏喇嘛的轉世靈童，然而，大約十年後的1805年，在認定第八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雖然有兩名靈童候選人，但西藏官員並沒有同意使用金瓶掣簽的方法來認定轉世靈童。 此外，滿軍首領福康安也說明在認定第八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只是作為一個參考，最終還是西藏人自己決定。
第九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確認轉世靈童方面雖有滿清駐藏大臣建議'金瓶掣簽'，但噶廈和攝政王，三大寺的代表等按照西藏傳統的方式確認出生在裡唐的靈童為第十世達賴喇嘛，並沒有使用'金瓶掣簽'的方式。第十世達賴喇嘛27歲圓寂後，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由第七世班禪喇嘛確認，並命名為克珠嘉措。
因此，在西藏歷史上，確認轉世靈童是藏人自行決定的，並沒有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第九世班禪羅桑圖丹秋吉尼瑪說："如果告誡不符合藏人的意願，中國皇帝也沒有能力影響他們。"
1995年，北京通過精心策劃使用"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6歲的堅讚諾布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他們把這個男孩用金黃色的長袍和一大禮帽包裹後領進一間房內，在一些僧侶的迎接下由中共特派官員羅干握著堅讚諾布的手說：熱愛祖國，努力學習。
系統性壓制
1951年在脅迫下簽署的"十七條協定"的第七條中明確指出：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人的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保護寺廟，中央將不會改變寺院的收入。但是，三年後的1954年，毛澤東會見尊者達賴喇嘛時卻說："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大的缺陷；第一，阻礙民族人口發展，第二，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蒙古和西藏落後的原因是受到宗教的影響。"這個說法完全違背了"十七條協議"中規定的內容，也是西藏宗教和宗教機構最終難逃厄運的預警。
中國領導人很早就認識到，宗教是他們控制西藏最大的障礙。因此，中共為了消滅佛教和佛教對藏人的影響，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謂"民主改革"時期，寺院的土地和其它資源被侵吞。曾經在西藏居住過的英國學者黎吉在他的書中寫道："攻擊宗教變得更加激烈，喇嘛被毆打和侮辱，有些人處以死刑。拒絕中國的命令而不放棄宗教活動的一般人都遭到毆打，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1959年中國佔領西藏時殺害了很多的僧侶和平民，眾多宗教建築被拆除，對此國際法學委員會評論說："他們（中共）下了決心在西藏系統地根除這種宗教信仰，為達到這一目的，中共殘殺宗教人士，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是對他人的一種鼓勵和榜樣。"
1959年之前，西藏共有超過6,259座寺院和約592,558名住寺僧尼。這些寺院裡有成千上萬的佛像和宗教文物。 "1976年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時，西藏的6,000多座寺廟已遭到摧毀。寺廟裡的珍貴佛像佛經及宗教文物全部遭到毀壞或掠奪，給西藏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創傷。"破壞西藏的宗教文化，並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停止，反而變得更加微妙和陰險。宗教的各項政策由中國的最高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監督或授權，因而西藏的政策和方針都是坐在權力頂峰的共產黨通過嚴密控制來系統實施的。
通過這一系列的控制和指揮，中共在西藏各寺院建立了所謂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簡稱寺管會）。寺管會是實行宗教政策的基層單位，隸屬於地方宗教局，中共通過該委員會對寺院進行經濟和政治控制。它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當寺院裡出現分裂活動時及時通知公安局。寺管會的職責是聯合當地的所謂工作組，在寺院開展政治教育和調查。工作組經常出入寺廟，召集會議，從事調查、監視等嚴重干擾寺院正常運作的活動。寺院住持的傳統權利被剝奪，使得各寺院變成了宗教和政治的戰場。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然而，同年發表了十九號文件。這是一個控制宗教的重要檔，檔中稱："宣示宗教寬容是消滅宗教的一個必要步驟"。
北京發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如"嚴打"和"愛國主義教育"，對西藏的宗教事務進行干涉，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待佛教或通過佛教的改造，使其適應社會主義中國的需要"。
中國用系統的政策來鏟除西藏的宗教，導致幾十萬西藏人失去生命或被監禁，宗教機構慘遭破壞，強制進行政治灌輸，把僧侶和尼姑驅逐出寺院，禁止宗教儀式，限制僧侶數量，以及強迫僧尼熱愛共產黨等。但是，不管中國如何嚴酷鎮壓或報復，它看到的結果卻是："西藏人頑固地拒絕放棄他們的宗教和文化，他們每天設法叛亂。隱藏被禁止的達賴喇嘛法像，燒起被禁止的香，默默地念誦被禁止的禱詞"。
中共對西藏人的迫害使得西藏與中國之間的裂縫也越來越大，因此，北京想得到西藏人民的尊重和忠誠，則需要合理干預宗教事務。
政治工具
中共在一份關於西藏宗教政策的檔《邁向新世紀的金橋》中宣稱："宗教信條和活動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則應改變。"此檔於1994年舉行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發布，中共對西藏的宗教一直堅持這樣的政策；強迫僧尼"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
2007年7月，中共宗教局發布所謂的第五號檔--也可能是最可笑的宗教政策，檔中提到：活佛轉世的認定應當實行申報批准手續--這是對西藏人民基本權利的明確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干涉。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堅定不移地相信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三個社會主義的導師都把宗教視為一種毒藥。例如，馬克思說"宗教是社會的鴉片"，列寧說"宗教是社會的壓迫，麻醉藥"，毛澤東直接稱"宗教是一種毒藥"。如果宗教真是一種毒藥，那麼北京為何如此熱衷參與藏傳佛教呢？答案很簡單--政治工具。
在政策較放寬的八十年代初，藏族人自行重建了被摧毀的寺廟。同時，藏人的民族自尊心與凝聚力也隨之高漲，併發起了一系列示威運動，他們高呼"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口號。中共本以為三十年的壓制和宣傳已經消滅了西藏的分離主義，可是西藏文化、宗教和民族主義的復興令他們十分驚訝。後來北京認識到，僅靠壓制帶不來預期的結果，因而選擇使用宗教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這樣不僅"西藏的民族認同和對達賴喇嘛的忠誠轉變成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對中國的忠誠"，而且作為一種法律措施構成的手段可以把西藏人的精神境界牢牢控制住。
列寧說："宗教必須是不關心國家，宗教社會必須與政府權力沒有連接"。但是，中共的同志們並沒有深刻領會此話的含義。
對他們來說，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自己的既得利益勝過人民的權益和疾苦，1993年江澤民說："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已制定了各類嚴厲的法規。
其結果是，"在西藏，一切宗教活動，包括修建寺廟，僧尼入寺，節日慶典，朝聖拜佛等都必須經過民族委員會和宗教局的許可"。
中共認為來自佛教的另一個危機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西藏高僧喇嘛坐前聽經修法。迄今有一千多名中國佛教徒前往西藏東部拉榮五明佛學院學習佛經，並拜堪布晉美彭措仁波切為上師。 2001年，中國當局拆毀拉榮佛學院的僧舍，並驅逐數千名僧尼和俗家弟子。中國統治者一直對宗教有一股恐懼感，幾十年前，中共稱："天上不會有兩個太陽，只有一個太陽，那就是共產黨"。兩個太陽是指佛教和共產主義。
所謂五號文件顯示出中共毫無顧忌地把政治手腕伸進西藏人民的精神領域。對此，達蘭薩拉鄭重聲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和四大教派以及本教領袖，僧俗群眾堅決反對該'命令'"，並指出"所謂轉世制度的管理措施，只不過是騙人的謊言，這種謊言不可能欺騙西藏人和世界人民。"
2008年5月3日，西藏各教派領袖在印度達蘭薩拉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稱；"著名喇嘛的轉世，不需要經過各教派領袖的同意"，但是，"在認定新的轉世靈童時，要經過各教派領袖的批准"。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各教派的領袖因為中共的壓迫鎮壓而被迫流亡印度，最近一次逃脫的第17世噶瑪巴也被迫流亡印度。噶瑪巴流亡印度的原因之一是：在西藏找不到合格上師。這也證明了中共所說"佛教在西藏繁榮昌盛"純屬謊言。
北京的'命令'與具有幾百年歷史的西藏傳統喇嘛轉世確認方法的截然對立，不僅涉及剝奪宗教自由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的合法性問題。自從中共佔領西藏後，因為他們的信仰，百萬藏人死於非命，數十萬藏人流亡異地，十幾萬藏人被捕關押，還拆毀和破壞數以千計的寺廟，寺廟裡的珍貴佛像佛經及宗教文物全部遭到毀壞或掠奪。基於這些事實，加上其國父毛的'毒藥'說，中國既沒有關心西藏宗教的道德權威，也不具備干涉宗教事務的合法性。
1989年班禪仁波切圓寂之後，恰扎活佛率領的靈童尋訪小組，負責尋找他的轉世靈童。按照西藏的傳統習俗，並通過預言和徵兆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男孩。 1995年5月14日，由達賴喇嘛宣布確認6歲的根敦確吉尼瑪為第十一班禪喇嘛的轉世。
這件事讓中共很憤怒，三天後確吉尼瑪和他的家人不見了。儘管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加壓力，但中共始終閉口不談他們的下落， 1995年12月中共當局擅自認定堅讚諾布為班禪喇嘛的轉世。
從那時起，北京"展示他們選擇的堅讚諾布作為合法的班禪喇嘛的機會並不多。2006年4月，他在杭州召開的世界佛教論壇發表專題演說，這是1949年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召開的佛教會議"。
然而，在西藏人民的眼中，中共仍然是一個侵略者，這種合法性的缺乏從西藏人看待中國選擇的班禪上很清楚--說他'班禪Zunma'或'假班禪'。在假班禪訪問期間，北京不得不派兵守衛寺院和城鎮，要麼以行賄人們'歡迎'假班禪。 "假班禪來的時候，強迫藏人去接受加持，在學校裡，幹部發放圍巾、徽章，動員學生歡迎假班禪，如果不聽從將會受到懲罰"。
中共發布的五號檔裡，雖然沒有明確提及達賴喇嘛的名字，但是該文中稱："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請國務院批准"--顯然這個荒唐的'命令'的核心正是北京的真實意圖--這為至高尊者圓寂後官方插手選擇"他們"的達賴喇嘛埋下了伏筆。為此，達賴喇嘛強調說："轉世的目的是繼續完成前任尚未完成的工作，並幫助所有產生"。 "如果我死在流亡中，我的轉世也將出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不會出生在中國統治之下"。因此，中共即使企圖想要干涉轉世認證，也只會出現假靈童，也只會在西藏人民心中製造更多的不滿情緒。
中共的計畫是把宗教活動當作政治工具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但西藏喇嘛擔當著"道德權威和非官方的小區領袖或發起人的角色。當地群眾向他們求助宗教和世俗事宜"，此乃共產黨權威的一個合法的威脅，也是北京根本不樂意看到的現象。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決心粗暴控制喇嘛轉世靈童的原因所在。
當代藏族學者格西拉多簡潔地總結道；"無神論共產黨想認定轉世喇嘛簡直是一個笑話。這是宗教事務，必須由精通宗教的人來執行，共產黨認證轉世喇嘛只是想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來展示他們的權威，這是絕對錯誤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另一方面，這種凝聚力和精神最終威脅著北京的權威和生存，因此到現在為止，中國統治者一直盡力減少和消除藏人的信仰和民族特性。
近年來，中共當局對西藏宗教事務的干涉越來越嚴重，2007年7月中國國家宗教局發行了名為《國家宗教局事務局令第5號文件<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檔，檔中指出："活佛轉世應當履行申請報批手續"。中共的此公文完全違背了國際人權公約中規定的人人都有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並且剝奪了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之權利。
轉世靈童產生的歷史
藏人相信來世，因此對眾生有著深厚的慈愛，殊勝的喇嘛和格西通過轉世"利益眾生"。尋找轉世靈童的主要依據是，佛教教義中佛有"三身"之說；即法身、報身、化身的範圍。其中，化身有好幾個名稱：喇嘛、轉世、化身、仁波切、生有、轉世靈童。但是，在西藏的術語中卻不存在漢人所言的"活佛"這一概念。
因此，喇嘛為眾生而轉世和確認轉世靈童成為藏人的特殊習俗。每當喇嘛圓寂時，西藏人依照幾百年相傳的制度尋找他們的轉世靈童，通過這個靈童，喇嘛把一生所存之身心語的功德和福澤持續利益眾生。
在西藏，轉世靈童制度是12世紀開始的，噶瑪杜松千巴﹝1110-1193﹞是一位優秀的佛教學者和傑出的修行者，他在圓寂前給卓貢惹千留下一封諭書，明確闡述了噶瑪巴如何轉世的情況。公元1204年，蚌扎巴索南多傑確認了西藏東部之靈童噶瑪拔希為杜松千巴之轉世，噶瑪拔希對噶舉派所有經典經過聞思修之後成為一個知識淵博的大上師。
從噶瑪巴創立轉世制度先例至今已過了七百多年，現在的噶瑪巴吾金赤列多傑已經是十七世了，確認噶瑪巴轉世靈童和坐床典禮等純屬宗教事務，都由噶舉派高僧和達賴喇嘛決定。
宗喀巴大師之弟子克珠格勒唄桑﹝1385-1438﹞圓寂後，索南曲朗確認為他的轉世，索南曲朗是第二世班禪，是格魯派第一個轉世靈童，日喀則的班禪拉章是由第五世達賴喇嘛為了紀念他的上師洛桑確吉堅讚而創建的，並將班禪之名號也賜予他。
達賴喇嘛世系是從根敦嘉措確認為根敦珠之轉世後開始的，第二世根敦嘉措創建甘丹頗章，蒙古王掩答汗把達賴喇嘛的稱號獻給第三世索南堅措。滿清和西藏政教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之間的供施關係是從公元1653年第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時開始的。
在第五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甘丹頗章政府按照西藏自己的風俗制定一百多個轉世靈童的名位，各教派不依賴任何人保持各自傳承中原有的名位，制定統一的品級，完全平衡了確認轉世之親疏偏私和為轉世問題相互間產生的矛盾。當時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對西藏的佛事沒有絲毫的干涉權。
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有上師和弟子的一種特殊關係，當其中一人圓寂後另一位則尋找確認其轉世靈童，也對幼小的靈童負有灌頂、傳承和教導的職責。確認轉世靈童時沒有出現過中國政府的干涉，即使受到干涉，西藏政府和人民都會予以反對，這些事件在歷史書籍裡都有詳細記載。
當今，中國當局大力發布扭曲的宣傳，說西藏轉世靈童是以"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公元1792年郭爾喀戰爭後，滿清政府想用"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西藏喇嘛的轉世靈童，然而，大約十年後的1805年，在認定第八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雖然有兩名靈童候選人，但西藏官員並沒有同意使用金瓶掣簽的方法來認定轉世靈童。 此外，滿軍首領福康安也說明在認定第八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只是作為一個參考，最終還是西藏人自己決定。
第九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確認轉世靈童方面雖有滿清駐藏大臣建議'金瓶掣簽'，但噶廈和攝政王，三大寺的代表等按照西藏傳統的方式確認出生在裡唐的靈童為第十世達賴喇嘛，並沒有使用'金瓶掣簽'的方式。第十世達賴喇嘛27歲圓寂後，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由第七世班禪喇嘛確認，並命名為克珠嘉措。
因此，在西藏歷史上，確認轉世靈童是藏人自行決定的，並沒有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第九世班禪羅桑圖丹秋吉尼瑪說："如果告誡不符合藏人的意願，中國皇帝也沒有能力影響他們。"
1995年，北京通過精心策劃使用"金瓶掣簽"的方式選定6歲的堅讚諾布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他們把這個男孩用金黃色的長袍和一大禮帽包裹後領進一間房內，在一些僧侶的迎接下由中共特派官員羅干握著堅讚諾布的手說：熱愛祖國，努力學習。
系統性壓制
1951年在脅迫下簽署的"十七條協定"的第七條中明確指出：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人的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保護寺廟，中央將不會改變寺院的收入。但是，三年後的1954年，毛澤東會見尊者達賴喇嘛時卻說："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大的缺陷；第一，阻礙民族人口發展，第二，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蒙古和西藏落後的原因是受到宗教的影響。"這個說法完全違背了"十七條協議"中規定的內容，也是西藏宗教和宗教機構最終難逃厄運的預警。
中國領導人很早就認識到，宗教是他們控制西藏最大的障礙。因此，中共為了消滅佛教和佛教對藏人的影響，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謂"民主改革"時期，寺院的土地和其它資源被侵吞。曾經在西藏居住過的英國學者黎吉在他的書中寫道："攻擊宗教變得更加激烈，喇嘛被毆打和侮辱，有些人處以死刑。拒絕中國的命令而不放棄宗教活動的一般人都遭到毆打，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1959年中國佔領西藏時殺害了很多的僧侶和平民，眾多宗教建築被拆除，對此國際法學委員會評論說："他們（中共）下了決心在西藏系統地根除這種宗教信仰，為達到這一目的，中共殘殺宗教人士，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是對他人的一種鼓勵和榜樣。"
1959年之前，西藏共有超過6,259座寺院和約592,558名住寺僧尼。這些寺院裡有成千上萬的佛像和宗教文物。 "1976年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時，西藏的6,000多座寺廟已遭到摧毀。寺廟裡的珍貴佛像佛經及宗教文物全部遭到毀壞或掠奪，給西藏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創傷。"破壞西藏的宗教文化，並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停止，反而變得更加微妙和陰險。宗教的各項政策由中國的最高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監督或授權，因而西藏的政策和方針都是坐在權力頂峰的共產黨通過嚴密控制來系統實施的。
通過這一系列的控制和指揮，中共在西藏各寺院建立了所謂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簡稱寺管會）。寺管會是實行宗教政策的基層單位，隸屬於地方宗教局，中共通過該委員會對寺院進行經濟和政治控制。它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當寺院裡出現分裂活動時及時通知公安局。寺管會的職責是聯合當地的所謂工作組，在寺院開展政治教育和調查。工作組經常出入寺廟，召集會議，從事調查、監視等嚴重干擾寺院正常運作的活動。寺院住持的傳統權利被剝奪，使得各寺院變成了宗教和政治的戰場。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然而，同年發表了十九號文件。這是一個控制宗教的重要檔，檔中稱："宣示宗教寬容是消滅宗教的一個必要步驟"。
北京發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如"嚴打"和"愛國主義教育"，對西藏的宗教事務進行干涉，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待佛教或通過佛教的改造，使其適應社會主義中國的需要"。
中國用系統的政策來鏟除西藏的宗教，導致幾十萬西藏人失去生命或被監禁，宗教機構慘遭破壞，強制進行政治灌輸，把僧侶和尼姑驅逐出寺院，禁止宗教儀式，限制僧侶數量，以及強迫僧尼熱愛共產黨等。但是，不管中國如何嚴酷鎮壓或報復，它看到的結果卻是："西藏人頑固地拒絕放棄他們的宗教和文化，他們每天設法叛亂。隱藏被禁止的達賴喇嘛法像，燒起被禁止的香，默默地念誦被禁止的禱詞"。
中共對西藏人的迫害使得西藏與中國之間的裂縫也越來越大，因此，北京想得到西藏人民的尊重和忠誠，則需要合理干預宗教事務。
政治工具
中共在一份關於西藏宗教政策的檔《邁向新世紀的金橋》中宣稱："宗教信條和活動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則應改變。"此檔於1994年舉行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發布，中共對西藏的宗教一直堅持這樣的政策；強迫僧尼"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
2007年7月，中共宗教局發布所謂的第五號檔--也可能是最可笑的宗教政策，檔中提到：活佛轉世的認定應當實行申報批准手續--這是對西藏人民基本權利的明確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干涉。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堅定不移地相信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三個社會主義的導師都把宗教視為一種毒藥。例如，馬克思說"宗教是社會的鴉片"，列寧說"宗教是社會的壓迫，麻醉藥"，毛澤東直接稱"宗教是一種毒藥"。如果宗教真是一種毒藥，那麼北京為何如此熱衷參與藏傳佛教呢？答案很簡單--政治工具。
在政策較放寬的八十年代初，藏族人自行重建了被摧毀的寺廟。同時，藏人的民族自尊心與凝聚力也隨之高漲，併發起了一系列示威運動，他們高呼"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口號。中共本以為三十年的壓制和宣傳已經消滅了西藏的分離主義，可是西藏文化、宗教和民族主義的復興令他們十分驚訝。後來北京認識到，僅靠壓制帶不來預期的結果，因而選擇使用宗教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這樣不僅"西藏的民族認同和對達賴喇嘛的忠誠轉變成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對中國的忠誠"，而且作為一種法律措施構成的手段可以把西藏人的精神境界牢牢控制住。
列寧說："宗教必須是不關心國家，宗教社會必須與政府權力沒有連接"。但是，中共的同志們並沒有深刻領會此話的含義。
對他們來說，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自己的既得利益勝過人民的權益和疾苦，1993年江澤民說："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已制定了各類嚴厲的法規。
其結果是，"在西藏，一切宗教活動，包括修建寺廟，僧尼入寺，節日慶典，朝聖拜佛等都必須經過民族委員會和宗教局的許可"。
中共認為來自佛教的另一個危機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西藏高僧喇嘛坐前聽經修法。迄今有一千多名中國佛教徒前往西藏東部拉榮五明佛學院學習佛經，並拜堪布晉美彭措仁波切為上師。 2001年，中國當局拆毀拉榮佛學院的僧舍，並驅逐數千名僧尼和俗家弟子。中國統治者一直對宗教有一股恐懼感，幾十年前，中共稱："天上不會有兩個太陽，只有一個太陽，那就是共產黨"。兩個太陽是指佛教和共產主義。
所謂五號文件顯示出中共毫無顧忌地把政治手腕伸進西藏人民的精神領域。對此，達蘭薩拉鄭重聲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和四大教派以及本教領袖，僧俗群眾堅決反對該'命令'"，並指出"所謂轉世制度的管理措施，只不過是騙人的謊言，這種謊言不可能欺騙西藏人和世界人民。"
2008年5月3日，西藏各教派領袖在印度達蘭薩拉通過了一個決議，該決議稱；"著名喇嘛的轉世，不需要經過各教派領袖的同意"，但是，"在認定新的轉世靈童時，要經過各教派領袖的批准"。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各教派的領袖因為中共的壓迫鎮壓而被迫流亡印度，最近一次逃脫的第17世噶瑪巴也被迫流亡印度。噶瑪巴流亡印度的原因之一是：在西藏找不到合格上師。這也證明了中共所說"佛教在西藏繁榮昌盛"純屬謊言。
北京的'命令'與具有幾百年歷史的西藏傳統喇嘛轉世確認方法的截然對立，不僅涉及剝奪宗教自由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的合法性問題。自從中共佔領西藏後，因為他們的信仰，百萬藏人死於非命，數十萬藏人流亡異地，十幾萬藏人被捕關押，還拆毀和破壞數以千計的寺廟，寺廟裡的珍貴佛像佛經及宗教文物全部遭到毀壞或掠奪。基於這些事實，加上其國父毛的'毒藥'說，中國既沒有關心西藏宗教的道德權威，也不具備干涉宗教事務的合法性。
1989年班禪仁波切圓寂之後，恰扎活佛率領的靈童尋訪小組，負責尋找他的轉世靈童。按照西藏的傳統習俗，並通過預言和徵兆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男孩。 1995年5月14日，由達賴喇嘛宣布確認6歲的根敦確吉尼瑪為第十一班禪喇嘛的轉世。
這件事讓中共很憤怒，三天後確吉尼瑪和他的家人不見了。儘管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加壓力，但中共始終閉口不談他們的下落， 1995年12月中共當局擅自認定堅讚諾布為班禪喇嘛的轉世。
從那時起，北京"展示他們選擇的堅讚諾布作為合法的班禪喇嘛的機會並不多。2006年4月，他在杭州召開的世界佛教論壇發表專題演說，這是1949年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召開的佛教會議"。
然而，在西藏人民的眼中，中共仍然是一個侵略者，這種合法性的缺乏從西藏人看待中國選擇的班禪上很清楚--說他'班禪Zunma'或'假班禪'。在假班禪訪問期間，北京不得不派兵守衛寺院和城鎮，要麼以行賄人們'歡迎'假班禪。 "假班禪來的時候，強迫藏人去接受加持，在學校裡，幹部發放圍巾、徽章，動員學生歡迎假班禪，如果不聽從將會受到懲罰"。
中共發布的五號檔裡，雖然沒有明確提及達賴喇嘛的名字，但是該文中稱："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請國務院批准"--顯然這個荒唐的'命令'的核心正是北京的真實意圖--這為至高尊者圓寂後官方插手選擇"他們"的達賴喇嘛埋下了伏筆。為此，達賴喇嘛強調說："轉世的目的是繼續完成前任尚未完成的工作，並幫助所有產生"。 "如果我死在流亡中，我的轉世也將出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不會出生在中國統治之下"。因此，中共即使企圖想要干涉轉世認證，也只會出現假靈童，也只會在西藏人民心中製造更多的不滿情緒。
中共的計畫是把宗教活動當作政治工具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但西藏喇嘛擔當著"道德權威和非官方的小區領袖或發起人的角色。當地群眾向他們求助宗教和世俗事宜"，此乃共產黨權威的一個合法的威脅，也是北京根本不樂意看到的現象。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決心粗暴控制喇嘛轉世靈童的原因所在。
當代藏族學者格西拉多簡潔地總結道；"無神論共產黨想認定轉世喇嘛簡直是一個笑話。這是宗教事務，必須由精通宗教的人來執行，共產黨認證轉世喇嘛只是想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來展示他們的權威，這是絕對錯誤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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