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之下》序

南京早已褪去了政治都會的光環，但它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中心。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代學兼中西的人物薈聚在那裡，劉光華先生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成員。風雲變幻的時候他才三十一歲，六十年光華榭去，他卻以超常的健康和記憶一枝獨秀，回憶錄《烈日之下》記載了他經歷的世道的‘興悖衰忽’。

劉光華先生任教的南京工學院，是國民黨時的‘中央大學’，軍閥年代叫‘南京高師’或‘東南大學’，是繼北京大學之後的中國第二所國立大學，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份子都與它有關係，那時陳獨秀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他的父親劉伯明先生是南高和東南大學的文理科主任，也是有名的文化人。每當政治有變故，不少中國的大學要改名，改革開放後南京工學院就須正名，‘中大’‘南高’都不再合適，所以它才回到‘東南大學’，因此現在年輕人大凡不知道它的來頭了。

劉先生所在的建築系，是中央大學建築系的後續，也是中國高校的名牌。舊中國建築界有四大名人：楊廷寶、劉敦楨、梁思成、童寯，除去梁思成在清華教書，其餘三位都在中大或南工；劉敦楨早年留學日本，楊、梁、童三人則都出自清華預備學堂，學成於美國賓州大學建築系。解放後，梁、劉、楊還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可見南工建築繫在中國建築界的‘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的份量了。

傳統的中國建築是秦磚漢瓦，雕龍畫棟，就是這一代人把西方的建築科學和建築藝術引進中國，而且形成了一個兼有中國特色的建築學派，這個學派最典型的成果就是莊嚴肅穆、氣勢磅礡的中山陵。不過中山陵是另一位曾經留美的建築家呂彥直設計的，可惜呂先生在他三十五歲的一九二九年就患肝癌去世了，但是還有人把呂、楊、劉、梁、童稱為中國的‘建築五宗師’。

一九四七年，劉光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建築學碩士回來的時候，時任中央大學建築系系主任的劉敦楨先生把這位中大弟子聘回去教書，他就成了這座建築學殿堂中的一員，於是劉家兩代人與中央大學結了緣。那時中大的校長物理學家吳有訓，一九二○年畢業於南京高師，是劉伯明先生的學生輩。

劉光華先生在校園裡迎來了共產黨，此後的六十年中，‘建設社會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都搞得轟轟烈烈。按說不論‘姓社姓資’都要打樣造屋，建築師們總不該閑著。但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共產黨，凡事要查‘家庭出身’、‘歷史背景’、‘思想深處’……歸根結蒂‘忠誠程度’，於是劉先生造屋沒份，是‘美國特務’則有口難辯了。

那時，毛澤東還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但如‘分田分地’不能增加社會的財富，‘分封聰明’也不能提升大眾的智慧。愚蠢的革命只有導致絕對的貧困，貧困則又引發了黨內的紛爭，‘無毒不丈夫’的毛澤東就策動‘紅衛兵’來來鬥爭他的共產黨僚屬，卻又不幸殃及了池魚劉光華先生，這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劉光華先生很倒楣，共產黨和紅衛兵都沒有放過他，文革的第一天，他就被南工黨委當作‘三家村’拋了出來；等到黨委被打倒了，紅衛兵又把他這個‘美國特務’接過手來打，有一回還打斷過兩根真扁擔。他說整整二十七年，他就像《悲慘世界》的主人翁讓，被路易十六時代的警官盯住了，讓曾經偷過一塊麵包；他可什麼壞事也沒有做過，只是在美國留過學，有過不少的美國朋友。

一九七九年，共產黨說要改弦更張，劉光華先生才趕快離開了凶險的祖國，於今九十高齡的他發表了自己的回憶錄《烈日之下》，不僅訴說了他自己的苦難，而且用文字攝下了許多中國歷史的鏡頭。最生動的一幅是一九六六年盛夏南京鼓樓廣場遊街的場面，那是：

……路旁站了不少看熱鬧的人群，走近一看是一批男女‘資本家’在遊街。那是什麼資本家？從衣著形象看，頂多不過是一些過去做小本生意的雜貨店、小飯館，甚至燒餅油條攤的業主而已。

這些‘資本家’頭上都戴著紙糊的高帽子，穿著襤褸的衣服，有的只穿著破舊的汗衫短褲，有的還赤著膊，一些女的也只穿著汗衫短褲，汗濕透了的衣服貼在她們的肉上，就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大半的人都光著腳，口裡卻銜著一隻鞋，低頭蹣跚，舉步艱難地走著，炙熱的路上防柏油融化的小石子戳得他們滿腳是血。

這個不長的隊伍的前面有幾個人敲鑼打鼓，後面有幾個人在高呼‘打倒吸血鬼’和‘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口號，路旁還有人在譏笑，在狂吼。但有些一些年齡較大的人站在一旁默默無語。我想：‘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人嗎？他們有什麼力量去推翻共產黨，去復辟資本主義？

事實上，中國根本就沒有幾個像樣的‘富人’和‘資本’，共產黨卻不僅能消滅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還能在每個角落裡尋找出相對的富人，樹立鬥爭的對象，製造你死我活的格局。鼓樓廣場上的這一幕，見證了中國共產黨製造的‘階級鬥爭’的無端和殘忍。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高等學校裡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愈是好的大學、好的系科，就有愈多的‘工農子弟’‘幹部子弟’。六十年代黨內發生路線分歧，毛澤東就實行階級鬥爭，農村搞‘四清運動’，大學搞‘九評學習’。文革未到，階級和階級鬥爭就已經布局布好；文革一到，一些來自農村的目光短淺的學生就最敢下狠手了。

一九六八年南工建築系的紅衛兵剋扣了教師的工資，年底又奉命恢復，排隊領工資的時候，每一個‘資產階級教授講師’都挨了一名叫王才中的紅衛兵的一記耳光，童寯先生排在第一個，王才中在這位建築家的光頭上重重地拍了一個巴掌，然後問：‘你配不配拿這麼多錢？’童先生說：‘不配。’才把錢領走了。

美國電影《鋼琴家》中有類似的場景：一位波蘭猶太老人在華沙街上，被一個德國納粹軍人的一記耳光打倒在地上，只因為他在人行道上走路。納粹主義是‘民族社會主義’，它把德國的工人階級組織成‘黨衛軍’去鬥爭猶太民族；毛澤東把中國工農子弟組織成‘紅衛兵’去打殺他們的教授。無論是在德國還是中國，只有為‘弱勢群體’的口號才能動員‘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

也就在這次‘恢復工資’的時候，被非法隔離的劉光華先生被監守吳某勒索去三百五十元錢，建築家楊廷寶拒絕勒索則受到報復，那是：

一天上午，我們對著毛澤東的畫像「早請示」的時時，值日班長吳某突然把楊廷寶叫出了來，要他背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楊的記憶力本來就不太好，當然背不出來，吳就罰他站在院子中央。……過了兩年，我想起這件事去問楊廷寶。果然是吳曾向楊借錢，楊沒有借給他。

吳某是從海軍專業下來的‘依靠力量’；而楊廷寶是高薪的一級教授，是‘鬥爭對象’。吳某妻子治病缺錢，而‘成分好’只是階級鬥爭的本錢，要將這種政治優勢變成金錢，就必須進行鬥爭……而楊某接受勒索是‘腐蝕無產階級’，不接受勒索又是……。

那時，中國已經窮到了‘無產可共’的境地，南京城裡除了前朝留下的幾座像樣建築，還就是夫子廟、秦淮河，未經清算的‘富人’大概就是楊廷寶、童寯等不多的幾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了，找不到資產階級，就拿知識份子來頂替。吳、王二人能與楊、童二公近距離攻守，也算他們有鬥爭的運氣，他們當然是想不到天是要變的，毛澤東是要死的。

不是所有的人能承受鬥爭，不過有的彎了，有的折了。《烈日之下》有一位投莫愁湖的那婉蘅女士，她是建築系裡的美術教師，不幸她的丈夫是‘四大家族’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侄子，小陳先生和婉蘅女士同學美術而相愛，卻都沒有去臺灣搞政治的興趣，她也只與二陳見過一兩面而已。然而，那個時代只要有這麼一點兒與‘蔣宋孔陳’的關係，弱女子不如一死了之。

‘四大家族’出自文人陳伯達之筆，他說‘蔣宋孔陳’四家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聚斂了二百億美元的資產，這些說法連‘思想一貫反動’的我都信以為真，直到來了美國以後才知道CC兄弟非常清廉，哥哥果夫體弱多病，到臺灣後不兩年就死了，身後毫無積蓄，連殯葬費都湊不齊；弟弟立夫出走美國，靠養雞揀蛋謀生，陳太太包粽子補貼家用，窮到連保險也買不起，結果一場大火燒得一乾二淨。

共產黨裡陳伯達還算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人，但是為了打倒國民黨，他什麼謠都敢造。然而，不考慮後果就是愚昧。就在‘四大家族’之說害死了一個沒有名氣的美術教師的前後，妖言惑眾的謀略也用到陳伯達的頭上來了，毛澤東為他羅織了一個‘炸平廬山’的罪名，將他關進了秦城監獄。

那時，人間友情已經被整肅得非常稀薄，很少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的安全，來向弱者表示同情。然而，有一天俠義的童寯先生故意走近劉光華先生的身邊，輕輕地說‘千萬不要自殺’，說完就快步離去……。烈日之下，人們需要的是清涼的心泉之水，睿智的童寯先生看出‘生活美麗’之類的甜蜜甘露，之於劉光華已經沒有什麼意義，‘請勿自殺’才切合他的實際。

去年，一位在四川的老同事華千里先生在電話裡告訴我，四十二年前我們共事的那所中學的教導主任周同德先生被打成‘三家村’，有一天我曾經安慰他說‘不要怕，你是沒有問題的……’這事我早已遠忘，但同德先生卻把這份孤獨中難得的人情記到了二十一世紀，難怪劉先生也說他得了童寯先生的安慰，流出了心淚。

當時，與劉光華同輩的貝聿銘在美國已經被譽為‘卓越’；而中國共產黨‘求才’無心，‘求敵’卻非常執著，劉先生還只能在紅衛兵的棍棒下求證自己的‘清白’（didnothing）。這種子虛烏有的事情，共產黨一搞就搞了三十年，到頭來‘求零得零’，它領導的中國又怎能不‘一窮二白’（nothingbutpoor）？聊堪以慰的可能是‘愈窮愈革命’。

那時，共產黨要給每一個‘有問題’的人做一個‘審查結論’，很像是牛馬身上的品級烙印，劉光華先生見到自己的那張結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入了地獄，劉先生發了這樣一段感慨：

我是一個弱者，沒有力量與共產黨的政治結論去抗爭。可笑的是，身為一個執政黨，把老百姓的辮子都梳理清楚了，又有什麼用？天下的大謬大誤都是共產黨自己製造的。

紅衛兵們打人流了汗，劉光華們挨打吃了苦，等到老百姓的歷史結論全部考定，共產黨卻說要‘搞市場經濟’，於是又演了一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新劇本。虧得共產黨翻過船，否則鄧小平還不會有‘摸石頭’的虛心。

共產黨是歷史的輸家是遲早的定局，但是寫輸家也必須公正。中共要人王震就與劉光華先生就有過交往，王震還曾經想把他留在新疆參加他的農墾事業，留在新疆雖然不如留在美國，劉先生也未必捨得他在南京的教席，但王震至少不會讓他吃紅衛兵的苦頭。

王震不僅參加過中共武裝鬥爭的全過程，而且還走進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但晚年卻很保守，他與胡耀邦是瀏陽的‘南鄉北鄉’，胡耀邦說他們在政治上是‘南轅北轍’。據說在一九八九年他說過這樣的狠話：‘你們有一百萬學生，我們有四百萬軍隊，看誰的厲害！’因此有不少人說王震魯莽未泯。

也有人說王震這個人很義氣，五七年他敢把落難的丁玲、艾青收容到農墾系統去避難。五九年別人噤若寒蟬，他卻在廬山上幫彭德懷講話；共產黨黨內鬥爭連年不斷，天天有人爬上去，年年有人倒下來，周恩來位高卻事事要與人劃清界限，粗人王震卻有廣結人緣的膽量。文革後，王震也並非黨內唯一僅存的碩果，但他能上升到‘國家副主席’的位上，晚成的大器背後可能還是義氣和勇氣。

劉光華先生有很多委屈，卻不用‘臉譜’去畫人，《烈日之下》不僅說王震和顏悅色，而且說王震曾經很有抱負，持這種印象的還不止劉先生一人，北京的俞梅蓀先生也說王震很有長者風度。像王震這樣的共產黨大頭目，有人說壞，有人說好，都不奇怪，劉光華先生的說法也可以給研究王震的後人做一個參考。

劉光華先生與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南京的大學教授，解放後運動連連，這些有留美背景的人就很少往來，但彼此的處境卻是相聞相慰的。說來，舊社會沒有什麼以言定罪的政治運動，父輩們大都是坦坦蕩蕩，既沒有害人的陰思，也沒有防人的心計，劉光華先生就是在寬鬆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一個身心健康，與人為善，九十高齡還思維敏捷，談笑風生的人。

最近讀到巫甯坤先生的回憶錄《一滴淚》，一九五一年巫先生從美國回燕京大學教書，年輕的李政道先生在三藩市碼頭為他送行，巫先生問李先生什麼時候也會回國？李先生說他不願意被‘洗腦’，巫先生則完全不理解如何能洗滌腦子。今天，李先生已經被證明是卓越的人物，他之所以卓越還與政治敏銳不無關係，如果與巫先生連袂進了北京的‘半步橋’，必是一事無成了。

劉光華、巫寧坤沒有經過‘延安訓練’，‘不懂政治’就是他們的特點。我的岳父張錫嘏先生也一樣，他兩度留學美國，第一次到美國與一位猶太學生同室，室友桌上放著一張照片，他沒有問是誰。幾十以後中國也挂馬恩列斯像，他才想起那是列寧。岳父的專業是農業經濟，大多中國學者只學習西方經濟操作，對政治經濟學說卻興趣缺缺。二十世紀上半葉，蘇聯的肅反和洗腦在西方已經廣為人知，但‘窗外事’沒有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足夠關注。

幾千年中國蝸步緩行，與其說是走進了二十世紀，還不如說是二十世紀闖進了中國的歷史，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點也沒有說錯。沒有啟過蒙的中國人非但沒有意識那是臨頭大禍，卻還以為俄國人送來了一份大禮。一部分衝動的知識份子效法俄國共產黨，組成了一個很有奮鬥精神的中國共產黨，它的‘全黨服從中央’的極端效率，既能讓它很快地登上勝利的高峰，也能很快地將它推入失敗的泥坑。

爛熟了東方的封建謀略，又專利了西方的暴力主義，還有一個絕對迷信服從的政治武裝團體供其駕馭，毛澤東當然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成功者了。但是成也毛澤東，敗也毛澤東，《烈日之下》寫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殘害共產黨的時候，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南京大學副校長孫叔平被鬥爭的場面：

……只見幾個北京紅衛兵把孫叔平推上臺去，罪名是‘修正主義者兼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空洞無邊的鬥爭發言結束後，一個紅衛兵命令他跪下，那個紅衛兵還要在他背上狠狠地踢了幾腳，孫迎面扑在地上，跪起來以後，接著一個紅衞兵又拿了墨汁澆在他頭上，然後命令他赤腳先在校園裡遊走，然後把他拖上街去遊街……

劉光華先生說，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孫叔平先生還向他們傳授過‘文火燉牛肉’的改造思想的經驗，這些共產黨幹部幫助毛澤東馴服了中國人民，他們自己也就被‘走狗烹’了。

二十世紀是一個慘烈的世紀，中國人民又是最不幸的，劉光華先生雖然不是歷史家，但是他的《烈日之下》含蓄了這麼多的歷史的教訓。

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