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牛棚羈押了兩年之後，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終於拿到一張從烏江到孫堡的長途汽車票，前往另一個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突然之間，我獲得了自由，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眾專政"的同時，也解除了臨時工合同。我沒有任何身份證，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為了捍衛言論自由，我贏得了挨餓的自由。下車的地方離高莊不遠，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從大隊小學領著一村回家。路上她問我是以什麼身份下來的，我只能笑著說："荒村牛鬼，老婆要養活的第四個家屬。"
兩年來全家人第一次大團圓。家人落難，我問心有愧。但看到三個孩子相當健康快樂，我也感到寬慰。一丁晒黑了，和村裡別的小青年一樣。一毛瘦一些，不過面有血色。一村笑聲不斷。但是我們今後怎麼辦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資過活。我再次成為她的負擔，心裏很難過。卻說，我沒有被遣送回鄉隻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滿意足。她還不到四十歲，已經早生華髮，而且經常腰痛。她從無怨言，認為天意莫測，禍福都可坦然面對，我們的日子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村民們，官稱"光榮的人民公社社員"，把我看作一個怪物。美國留學生、首都的大學教授，如今靠奶們子才有碗飯吃！他們認為，要麼我是無可救藥，就像附近麻瘋院裡那些病人；要麼是上面掌權的人神經錯亂，就像本村那個孬子。老螃蟹聽說我是不帶工資下放，大失所望。他說："老巫，我在經濟上幫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幫忙。"我一聽就明白他話裡有話：你在經濟上不給我點好處，我可就要讓你在政治上吃苦頭。看來我怎麼也跳不出"群眾專政"的羅網。我也成了"不給出路"的典型。因為我不是"光榮的人民公社社員"，我沒資格和社員們一起勞動，到年終分享他們的勞動果實。一個自由的牛鬼，可是沒有在任何一個牧場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莊，我就聽到社員抱怨，記錄他們每天勞動報酬的工分表搞得亂七八糟。每個成年男女，勞動一天記十分工。生產隊沒有記工員，隊長每天抓一個上過一、二年小學的小青年來記工，記多記少隊長說了算。可是，大多數社員不識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來自己到底記了幾分工。社員們認為我可以當一個信得過的大公無私的記工員。老螃蟹"順應民情"，讓我每天收工前去記工。於是我又當上了生產隊的"臨時工"，我的報酬是每次一分工，約值人民幣三、四分錢。年成好的話，一年下來我或許能掙十塊錢。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當天上工的田頭。老螃蟹口授每個社員應得的工分，如果他認為某個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頂嘴，就扣工分，結果就會發生爭吵。他一向給自己記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沒幹什麼。上工時，他常到田頭分配任務，然後人就不見了。到該收工的時候，他從外面回來，經過我家，醉醺醺地喊一聲：
"老巫，記工去！"
"李隊長，你哪兒去啦？"我在路上問他。 "哦，在孫堡飯館子裡和馮胖子，還有別的幹部喝酒吃飯。要跟他們辦事，就得搞好關係，這你還不懂嗎？"他總這樣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塊平地坐下，我就會問他："李隊長，你記幾分工？"
"十分，還用問嗎！"
"你的工種呢？"
"外交，還用問嗎！" 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此人真不愧為名副其實的老螃蟹。他目不識丁，粗野無賴，卻毫無顧忌地濫用文字為自己效勞。他是絕對地毫無顧忌，因為作為生產隊獨一無二的共產黨員，他擁有絕對的權力。有時侯，個別小青年冒失地質問，他有時啥也不干，或者花生產隊的錢大吃大喝，還要記全工，這樣做是否公平？他就會用他經典的論證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傢伙鎮得啞口無言："黨給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輩老貧農，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讓誰享福呢？現在我是共產黨員。我要讓你明白，是黨，是共產黨，給了我吃足喝足的權利。明白嗎，你這害紅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實點，要不就給你套上《公安六條》！"他隨身攜帶一份《公安六條》，早已弄得皺皺巴巴，像廢紙一樣了。
有時也分配給我一些別的零活，我就可多掙幾個工分。在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中，隊長讓我爬到村口孫家的瓦屋頂上用白漆刷"農業學大寨"五個斗大的字。在另一個政治運動中，大隊宋書記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產隊，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較好的茅屋的土墼牆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標語。除了學大寨之外，號召社員們"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產主義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氣概的標語好像沒有給社員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可能因為大多數人不認識這些字。我的報酬是在一個社員家裡吃一頓米飯加煮白菜的免費午餐。白頭髮的老大爺感謝我用我的書法美化了他們各家的茅屋。他又指著貼在牆上一個顯著位置的他孫子的成績單。爺爺得意地說："他才十歲，可比大隊書記識的字還多。"我仔細一看，五門課中有三門的成績是用紅筆寫的"不及格"；可是，對老人家來說，紅色當然永遠意味著"雙喜臨門"。
我也奉命在晚間參加社員不定期的政治學習。我的任務是朗讀黨報社論等等文件，並作一些講解。人人都參加，因為每人可記兩分工。在地裡辛苦一天之後，他們正好放鬆一下。小青年們互相逗鬧取樂，年輕婦女有的給懷裡的孩子餵奶，有的忙著納鞋底。誰也不理會我讀的是什麼。有一天，小黑子說："巫大伯，你多讀一點。"我吃驚地問："黑子，你要我讀什麼？"他說："隨你讀什麼。反正這些都不是為我們農民寫的。我就是愛聽你讀，愛聽你的調子。"聽他這麼說，我既高興，又感到不安。難道我在不自覺地用我的聲音破壞黨的宣傳嗎？我會在下一輪政治運動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嗎？儘管如此，我很高興看到農民的頭腦並不像黨所設想的那麼簡單。
二
我們一家人進入下放生活的軌道，分工自然地隨之而來。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於參加每一級的政治學習和政治性會議。生產隊、大隊、公社、區、縣，這些五級會議往往是重複的，發的學習文件也是雷同的。"無事瞎忙，遍及全國上下的瘟疫，"怡楷說。我妹妹夫婦、怡楷的哥哥姐姐、揚州的堂弟妹、其他親友，都在從事同樣的無效勞動。身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臨時工，又無其它身份，我"因禍得福"，免於下放幹部這種無謂的忙亂。我現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家庭婦男"，頂住本來屬於家庭婦女的半邊天。我當上了家庭廚師。廚房在一丁睡覺的堂屋裡。他的小床靠後牆，煤球爐靠前牆，我在爐子上燒飯，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個碗櫥，是一丁用劈柴拼湊起來的。它立在兩條腿上，因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疊土墼作第另兩條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還有一隻大公雞和十來只小母雞，牠們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雞窩裡過夜，面對大門，離一丁的床不過兩三尺遠。
除了為我們提供雞蛋，這群小母雞是孩子們的寵物，在家庭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給每隻雞取個名字：大黃、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來，一個孩子就用鉛筆在每個上面寫上日期，放在一個籃子裡。鄰居又教給我們怎樣孵小雞，一窩二十個。在等啊盼啊幾個星期之後，看著一隻只小雞脫殼而出，孩子們真樂死了。
可惜，沒過多久，孩子們天真無邪的歡樂就被破壞了。首先，籃子裡的雞蛋開始在夜間不翼而飛。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決定守夜偵察一下，故意把雞蛋放在一個大搪瓷盆裡，蓋上一個盤子。沒等多久，我們就驚愕地看見一隻大黃鼠狼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牠跑到搪瓷盆前，一點聲音也沒有，先用一隻前腿把蓋推掉，再用兩隻前腿抱住一個蛋，隨即就一溜煙不見了。幾分鐘之後，牠又回來，重演那敏捷的行動。它抱著第二個蛋溜走時，我扔過去一隻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說該死的黃鼠狼偷了我們的雞蛋，請教他該怎麼辦。他聽到我罵偷蛋的畜牲大為驚惶。"老巫，快別那麼說！這是黃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萬不能講不敬的話。褻瀆大仙會讓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賞光要你家的蛋，你應當感到榮幸啊！"我不忍心反駁這老實人，但這個榮幸我敬謝不敏。我們把雞蛋鎖在一個木盒子裡。
兩天以後，尖嘴豬來串門兒。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說："巫大伯，你們丟了雞蛋？也許我能幫你找回來，要是你給我兩個大饅。"我懷疑他可能在騙我，但是兩個饅頭沒什麼大不了的。於是我跟著他走到三老爹屋後，看到一棵大樹下面有一個大洞。我從洞口扒走一堆樹葉和稻草。瞧吧！我們家的雞蛋，每個上面都有鉛筆寫的日期，在洞裡堆得整整齊齊！三老爹聽說我侵犯了聖潔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驚愕，同時也為我全家擔憂。
我們的再教育從蛋又發展到雞。每天傍晚，我們的雞回家上窩，孩子們就站在邊上，一隻接一隻點名清數，直到最後一隻進來。有一天，他們發現少了三隻雞。孩子們想也許牠們誤入了鄰居家的雞窩，就到他們家的窩裡去找。可是一隻雞也沒找到。我說："黃鼠狼是偷雞的 篋賊。我猜一定又是那該死的黃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說："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麼跟你說的？你把我的話當耳旁風。這會兒你又對大仙不敬了。我真為你擔心，老巫！"這時候，老螃蟹剛好路過，我就把丟雞的事跟他講了，心想隊長也許能幫忙。他說："不可能丟的。你養的雞太多，數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們丟了幾個朋友，很不開心地上床睡覺了。第二天，尖嘴豬又來串門兒了。"巫大伯，你家雞丟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馬上就明白他知道內情。"哦，雞哪兒去了？又在那個洞裡？"他擠擠眼，搖搖頭："哦，不是那樣。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說："得，兩個大饅。"他放低了聲音，說得飛快："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兒個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塊來我家。他對我爹和猴子講：‘老李、老巫養雞太多，搞資本主義。我們得想點辦法。'後來他們三個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後面。經過你家門口，我看見你在屋裡看書。他們把公房的門敞開，你家的雞就進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隨後他們就把門猛關上，捉了你家三隻老母雞。他們三個一人一隻雞揣在懷裡，一手捂著雞嘴，不讓出聲。晚上生產隊全體幹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問他："還有誰在場？"他說："還有我，沒別人。我幹了一條大腿，粉嫩的。不過他們不許我喝酒。"當晚，怡楷從外面開會回來，我悄悄地把故事講給她聽，她十分氣憤。可是我們記得老螃蟹的絕對權威，決定還是不聲張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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