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源頭活水



前不久,我在湖南大學作了一次關於湖湘文化的演講。講湖湘文化,繞不過朱熹。岳麓書院的石壁上有"忠孝廉節"幾個大字,這是朱熹留下的墨寶,鐫刻了八百四十年。

寫這幾個字時,朱熹只有37歲,正當壯年。在他之後,很多人走進這深深庭院,會在大字底下久久駐足凝視,書院中,朱老夫子光彩照人的金像彷彿在向人們發問--

你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面對朱熹,我常常捫心自問:我從哪裡來?我的理想抱負呢?一懂事,我就開始尋找安身立命的道理。我還記得讀《四書集注》時的場景,清純的眼睛裡充滿渴望。在人生路上艱難跋涉多年後,我終於明白朱熹和他的進取精神。

朱熹在岳麓書院說過,一個人只有"以聖賢為己任,以天下為己任",只有具備了"仁、孝"的美德,才能完成道德的自覺,才能成為具有理想人格的真誠君子,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或許,"忠孝廉節"正是知識份子的精神動力和源頭活水。

此刻,我要到哪裡去?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目標,我們的願景呢?

我就這樣默念精神的清泉;

我就這樣尋找朱熹的足跡。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五日,福建龍溪城外毓秀峰下,朱熹降臨人世。此前四年,發生了改寫歷史的"靖康之恥"。

皇帝父子做了敵國的俘虜,臣民哪有尊嚴?童年記憶中的山河破碎和亡國之痛,過早地浸淫著朱熹幼小的心靈,他,注定要承擔起國運的重負和時代的使命。

朱家世代尊信儒學,五歲就讀了《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21歲做了泉州同安縣主簿,相當於當今的常務副縣長。

同安縣比較偏遠,貧富分化導致民怨沸騰。朱熹就向皇帝奏請減免苛賦,實行仁政,他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治國理念。

但此時朝廷正忙於與金國議和,哪有時間去管什麼"仁政",去管什麼老百姓的事?

皇帝的漠然給朱熹潑了一瓢冷水。

朱熹沒有泄氣。他將同安縣做樣板,在全縣推行禮樂教化。很快,這個地方就有了鳥語花香,有了政通人和。

朱熹在朝野有了些名聲,但他埋頭做學問。這位年輕人,一直在尋找報效國家的途徑,等待建功立業的機會。

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孝宗趙昚繼位,擺出廣納賢言,重振雄風的樣子。

朱熹坐不住了。他以監潭州南嶽廟之職向皇帝寫了一份厚厚的奏疏,從思想、政治、軍事等幾個方面剖析了南宋的社會狀況,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瞭其力主抗金的決心。

孝宗被這奏疏震撼,當即下令朱熹入朝奏事。面對年輕的皇帝,朱熹慷慨陳詞,勸皇帝組織抗金,說到激動處,他開始指責起皇帝來,這讓皇帝不高興了。

乘興而來的朱熹只得到了一個武學博士的虛職。壯志難酬,這其實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的共同悲劇。朱熹學問再大,名聲再響,也走不出這個週期律。

15年過去了,朝廷又突然想起了朱熹。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朝廷任命他做南康知軍。朱熹的激情又調動起來。上任伊始,他就貼出安民《榜文》,想讓境內的百姓安居樂業,積蓄抗金力量。為了這個目的,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朝廷要求減免賦稅,遭朝廷詔斥。

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寧宗趙擴繼位,征朱熹入朝做皇帝的老師。此時,朱熹已過完65歲生日,但白髮蒼蒼的他又有了一線希望。

可純潔的朱熹哪裡知道,皇帝要的是阿諛奉承。當朱熹真誠地勸道寧宗停止修茸東宮和下詔自責的時候,皇帝的臉色變了。在讒言中,朱熹被逐出朝廷。

我想,朱熹走出臨安城的時候,一定是一個愁雲慘淡的日子。設想一下,如果讓朱熹碰上李世民,那是一種何等輝煌的歷史氣象!但是,歷史不可假設。



一生中,最讓朱熹牽念的地方是岳麓書院;

一生中,最讓張栻難忘的時刻是朱熹的到來。

朱熹到岳麓書院來了,這是張栻的幸運,更是岳麓書院的幸運。

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從福建崇安抵達岳麓書院的時候,已是深秋。

書院山長張栻懷著激動興奮之情,用隆重的儀式,迎接這位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他率領眾多弟子早早地肅立山門,合掌恭候。

張栻的名氣也很大。他是抗金名將張浚之子,與當時朱熹、呂祖謙齊名,並稱"東南三賢"。

兩位大師終於牽手在最成熟的季節,中國的文明頓時增加了重量和色澤。他們談笑風生,一步一步走向書院的講壇,進行歷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演繹一段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傳奇。

朱熹和張栻各有不同的生活經歷和學術道路。他們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他們要展開學術辯論,要深化對理學思想的認識。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岳麓書院講學,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民謠唱嘆"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不僅講堂裡擠滿了人,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乾了。

朱熹還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後來命名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師。

"朱張渡"的遺蹟還在,我在岳麓山下求學的時候,常常在不經意間經過朱張渡,恍惚間還看到兩位大師飄逸的身影。我想,兩位大師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水之間。它是源頭活水,既豐富了湖湘文化的內涵,又推動了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兩個多月後,朱熹要回福建,他想給岳麓書院留點什麼。清早起來,朱熹來到書院的講堂,凝神片刻,揮筆寫下了"忠孝廉節"四個大字。

這四個大字遒勁有力,滾燙如火。它就這樣刻在書院的前廳左右兩側,讓後人們去讀百年,讀千年,永讀不厭。



800多年前,66歲的朱熹在武夷山寫過一首詞。

江水浸雲影,鴻雁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煙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隱括杜牧之齊山詩》

這詞富於哲理,頗堪玩味。我想朱熹寫這詞是一揮而就,心情非常愉悅。他不明白晚唐的杜牧為什麼那樣感傷悲觀。杜牧在重陽登山後很失望地說:"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其實,人生不如意,豈能恨落暉?

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似乎就與自然山水有著某種親緣關係,這可能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觀念有關。

武夷的明山秀水,溪光煙嵐,是朱熹歇息的港灣,是他生命的最後堡壘。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12月,朱熹被皇帝逐出京城,他一回到武夷山,就在山下筑了幾間小屋,種下很多竹子,取名"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他寄希望於教育,來培養人才,寄希望於著述立說,來影響後世。

朱文公祠坐落在武夷山下的小溪邊,我一步一步走進去,恭恭敬敬,生怕驚擾了什麼,又生怕踩痛了什麼。這是滄州精舍的舊址,朱熹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歲月。

我以為,朱子理學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為天下蒼生修身養性、實現生命價值指明了方向:求理、憂患、進取、道德、兼容。

記得在臺灣考察的時候,我曾與故宮博物院的一位學者交流朱子學說,我們有個共同的觀點就是,在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過程中,朱熹的大一統觀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萬物的心態,成為了全民族走向統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



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九日,晨曦初露。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下的滄州精舍裡停止了最後的呼吸。

春光滿地,無處告別。

一代偉人就這樣遠行,一個時代就這樣終結。

福建建陽縣黃坑鄉九峰山下的大林谷,是朱熹安息的地方。一抔黃土,滿目青翠。我去憑弔的時候,墓碑已經斑斑駁駁,依稀可見"宋先賢朱子、夫人劉氏墓"幾個字。

朱熹死後九年,宋寧宗嘉定2年(公元1209年),朱熹被尊稱為"朱文公"。嘉定5年(公元1212年),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列為國學。

元代時期,朝廷規定以朱熹的《四書集注》課試士子。元順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下詔興建朱子祠廟,稱"徽國文公之廟",朱子開始受到朝廷的朝拜。

明朝一開國,朱元璋明確以朱熹及其理學思想為統治思想,詔令天下立學,教學內容和科舉考試都要以朱熹的傳注為宗。

到了清代,康熙帝下旨將朱熹的牌位由文廟東廊移至大成殿,入"十哲"之列。

與此同時,朱熹的名字和他的思想傳播到了國外。朝鮮的李氏王朝時代,朱熹受到了極度推崇;日本的德川幕府時代,朱熹之學成為官學。去年初秋,我去日本訪問的時候,聽到自民黨總裁池田大作在日本創價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致詞,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講朱子學說。

是什麼原因讓朱熹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崇奉?我想是他為後期封建社會構建了一套精密而系統的統治思想體系。

朱熹走完了成為聖賢的生命歷程。我在追尋的過程中,忽然感到: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賢自己挑盡了天下所有人的煩惱。



少時我就讀朱熹的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朱熹的一千多首詩章裡,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我總以為,斯文一脈,朱熹的理學是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而儒家文化是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沒有昨天就沒有今天,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和將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在中華民族艱難的歷程中,從來都是前仆後繼,薪火傳承;從來都是聖人氣象,自強不息。

比如朱熹,他就視傳統為"源頭活水",他從不否認傳統的精華,從不否認佛道之學對他的影響,甚至在他後來所建構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從範疇、命題到思辨方法,對佛道之學的吸收、利用都是非常明顯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朱熹又給了我們一面文化反思的鏡子。

所 以我想,傳統與現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想徹底割斷,做不到;要想原封不動地搬到現在,不可能。我們只能通過不斷地順應時代的發展,去發展傳統,傳統才 會有它的生命力,但是這個傳統的根子是絕對不能夠斷的,是源頭活水。比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西方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兩大事件,就與傳統文化和兼收並蓄 息息相關。

清代學者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的時候,從中總結了一套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

龔老先生大約是看透了歷史的欺詐和虛偽,因而對歷史極度的不信任。然而,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它的歷史,讓這個國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了,沒有歷史之根,那麼還有這個國家嗎?

而所謂"滅其史",就是滅掉它的文化。文化消亡,則民族消亡。一個不認同本國文化的人,你讓他愛國,他愛得起來嗎?

如果一種文化是單薄的,你要去豐富,而不是嘲笑;

如果一個民族是醜陋的,你要去正視,而不是逃避;

如果一個國家是落後的,你要去發展,而不是拋棄!

行文至此,我想起在岳麓書院聽過"新儒學"主要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的一次演講,他一語中的地指出:儒學在21世 紀是否還有生命力,主要取決於儒學是否能經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後回到中國,儒學只有在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莊的姿態回到中國。儒學要想在當今時代 得到發展,確立起新儒學哲學人類學,必須與西方對話,在超越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伊德對話。 唯有如此,儒學才會有鮮活的生命,才能在未來中國找到自己的位置。

壯哉此言!儒學在海外找到了知音,這是儒學的幸運。從中我們深深感到:朱熹還沒有走遠。

朱熹走了,他留下如許清泉,留下源頭活水。

朱熹走了,他留下的清瘦背影讓每一個中國人讀著,醒著,久久地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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