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時間：2009年3月22日 星期日
訪問地點：北京草場地 艾未未工作室
寫在前面：
假如用四川方言發音，艾未未就成了艾微微；一個志願者在調查日誌中記錄警察的話，情形就是這樣的。接下來的評價是：艾微微，那是個瘋子。
有很多人看艾未未的博客，當然，罵他的人也不少。我說的不是四川警察，而是文人圈裡。有一次我在一個不太正式的講座中說到艾未未，遇到強烈反擊，幾乎沒法講下去。據說這還是好的，起碼沒有撕破臉。
其實我不瞭解艾未未與業內人士的過結，我之所以要採訪艾未未，是因為他作為公民發表的一系列言論，尤其是發起公民調查，到四川災區查找遇難學生名單。艾未未在一個搞不好就涉嫌犯罪的議題上，採取了高調出擊和明目張膽的姿態。受到這位藝術家自由想像和批評勇氣的吸引，很多年輕人進入到艾未未那個招牌有假的院落，開始核實名單這項相當繁瑣的工作。
高度敏感的名單、名單背後的故事、災區日常生活的悲情喜劇，以及超過一千萬的點擊率，使得艾未未的博客成了網路時代公民新聞的一個強大平臺。假如做一個民意調查，在遇難學生這個議題上的公信力，艾未未的博客無疑超過CCTV為代表的所有主流媒體（更不必說，他們的投入和這些媒體的花銷相比之懸殊）。
這句大實話肯定不算褒獎，作為前文學專業評論者，我更有興趣的是它作為藝術行動的前衛性。以前，我們耳聞一些行為藝術，或者是集中在小圈子裡，或者不涉及政治獨霸的議題。還有一些，例如把一個山頭包裹起來、在某個地方擺佈大量雨傘，它的符碼和公民關注有距離；簡單地說，不好懂，參與不進去。不好意思，我也許把裝置藝術和行為藝術搞混了，我原不想置喙我半懂不懂的藝術。
而艾未未以公民姿態發起的對川震災區遇難學生名單的調查，充滿了前衛的藝術精神：第一，挑戰禁忌；第二，身體力行；第三，社會參與。
在這場"尋找名單"的藝術行動中，參與度最高的是四川官方和警方。那些地方幹部和警員，對著志願者的電話坦陳他們的質疑、想像和反感，我們從中看到普通公民在這一體制內台詞中佔據著多麼可惡的角色位置：女特務（還是美國派來的）、拿外國人錢的、瘋子、擾亂社會治安、搞政治、被反華勢力利用......
渺小而固執的艾微微們，他們叫楊立才、趙穎、郭克、馬郡、楊瑞豪、王荔蕻......總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前後去災區一百多人次，每個人都像個蹩腳演員，說著同一句台詞：要名單。在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門、各鄉鎮學校和警方都捏著戶口本、學生花名冊，人家就是不給你；有警車追逐、有警員設防、還有旅館、網吧驅逐、清查......可是他們不依不饒，兢兢業業，在5·12週年祭之際，公布了五千多個名字（名單網頁不斷遭遇刪除，等你看到時，又剩不了幾個了）。
偉大的中古騎士堂吉珂德啊，為你21世紀的中國遠親授勛吧，看他們騎著你駑辛難得的臥槽泥馬，敲著"我是公民"的破銅臉盆，演出了一場多麼動人的現代川劇。
因此，我要採訪幕後黑手艾未未。
又及：我到艾未未工作室/家（門口掛著個假招牌：北京.朝陽區.草場地258號 FAKE），他正在接待朋友，不時又有訪客敲門，來人要求合影，艾未未很乖地與之合影，來客又要求參觀那個著名的馬桶......所以，我先去採訪了正在工作的志願者們。
請問你現在正在做的是什麼呢？
一位普通話帶西北口音的志願者：看一下,這是我們目前做的核對的名單。大概的最初的時候，艾老師就在關注這個遇難的學生。他就是想瞭解一下學生的名單，在做這個事情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所以最後就決定--最初我們是向政府、以為政府會提供這麼一個名單--向政府去諮詢。我們想要到這個名單。但是沒想到，比我們預想的要非常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做的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困難就是要不到。我們沒有辦法通過一個官方的渠道，去取得這個我覺得每個公民都應該瞭解的真相。
你們想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遇難學生的名單。
為什麼你們要這個名單？
因為我覺得死亡對一個人來說，就像艾老師說的，一個娃娃他活了三天，他也是一個生命。艾老師最早也親自去了汶川那邊，他觸動也比較大。就想做這麼一件事情，就是簡單的一個觸動。我覺得我應該知道。我覺得這是個......就是我想知道。也正是因為我們在做這件事情中所遇到的困難，讓我們更加想得到這個真相。
為什麼想得到這個真相？
就是對生命的一個尊重。本身這是一個天災，而且政府是應當把這個東西公布的。
那麼你們在打電話調查的過程中得到的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不知道。
你們打了多少電話？
很多的，好多通。具體數目......我是負責名單這一塊的。十分之一吧，瞭解到的數目的十分之一。
你的基數是從哪裡來的？
網路上都不太確定，我們就是一種民間的方式。
你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收集名單？
有的是網友提供，還有的是我們的同事下到四川實地調研。
整理這些名單你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最早在沒有做這個工作之前，我們瞭解到的地震在網路上就是一個數字。其實對我個人來說，對很多人也是這樣。觸動是有的，但是不是那麼切膚的。
在做這個事情的過程中，當然有遇難學生的照片，有遇難學生的家長對遇難學生的描述。比如說有一個孩子，有什麼特長，歌詠比賽得了多少獎，他是多麼活潑可愛。這是家長對他孩子非常主觀的描述，但是在我整理的過程中，我就非常的、比原來我在網上瞭解的到的，更加的切膚之痛。
還有這麼多的名字，當很多名字堆積在那裡的時候，你就覺得你忘不掉這個事情。因為地震的時候，我在學校還沒有畢業，就是從網路上，還有從我們同學的一些反映上，都是從這些來瞭解一些感受。我們當初以為是很有感觸的，但是發現之後就會慢慢地忘掉。
現在我覺得可以已經忘掉這件事情了，我覺得人真的是非常善於遺忘的。當這個事情你又把它放在這切實去做的時候，你發現這是件很大的事情。總的來說，跟艾老師做這件事情非常有意義。
這是你們已經整理出來的名單嗎？
這個是我們從網路上，還有從其他渠道瞭解到的一個受災狀況。可能跟事實上有些出入，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實地調研的。這是受災狀況，這是死亡人數，然後受災的程度。這邊是我們盡量瞭解到的校長以及聯繫方式。
我們現在瞭解到的這裡是九所學校，但是我覺得還遠遠不止。現在網路這麼發達了，後來有出入的，我們實際核查過。跟這個有出入，我們用手工做的標記。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你參與這個志願者工作的感受？
一位普通話帶廣東口音的志願者：以前更多是旁觀者，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參與得很少，只是昨天整理了他們一部分名字的時候，其實做一點點事情就發現，那個需要的工作量太大了。我們在艾先生博客上看到那些名單，可能我們很容易、幾秒鐘就把他的一篇文章看完了。但是我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有過來，看他們工作。（他們）都是非常賣命地做這麼小的事情，為了很多人的一個公共事件，他們把自己很多個人的時間都賠在上面了。
但是我看他們都很願意，是真心地去做這件事情。其實我自己因為我瞭解關於什麼官方的報導，關於四川的這個事件都不多，無論從哪裡得到的都不多。我只看到最近反而有很多人去關注艾先生所做的這件事情。我覺得因為他在努力吧。我的想法就這樣。因為這一段時間來，他最開始整理這個名單，我基本上都有過來有看到，有瞭解他們同事之間到底有做了什麼工作。
你覺得尋找這個名單有什麼重要性呢？
什麼重要？你覺得這件事情不重要嗎？如果是，我要看到底是誰問這個事情。我要問一下他，問一下觀眾，你覺得這件事情重要嗎？如果你覺得不重要的話，我沒必要跟你解釋這是多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覺得重要，你自然會去參與，會去想怎麼樣去幫助這個行動......如果你覺得不重要，你就不要去做這個事情。
很簡單，我覺得這是有溫度的一件事情，就這麼簡單。什麼意思呢，很有溫度--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有情懷，很有溫度，不是冰涼的一件事情。
你在整理這些名單時 你想到了一些什麼？
另一位帶點南方普通話口音的志願者：我想到很多人。因為我去過四川，見過那些孩子們。這麼大的，十七八歲，或者更小的十五六歲。我也是從孩子長大的，我沒必要說那麼多天真的話。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有溫度，我願意去做這個事情，沒了。
這是我們做的這個工作，名單是重複的，我們需要標出來，就是可能會修改一些。 這是修改的名單，可能是有誤差的字。
（他們）根本就沒有做這樣的事情。他們沒有做，我們替他們做，就這樣。雖然可能是......我們盡量做到最好就可以，最後就算是提供一個檔案吧。
艾未未：
我是汶川地震以後去了四川，去了映秀、還有幾個其他的震區。當時去就是想看一看，體驗一下這樣的地震在實地上是怎麼樣的。因為當時報導很多，而且報導已經開始變形了。最初你會發現具體一些，後來就變成了一種......很快就變成歌功頌德。對真正的地震、嚴重的狀態--因為是很悲慘的一個事，你看那個數字已經開始是五位數，但是你會發現已經變成一種歌功頌德：搶修多麼及時，多麼關懷，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這一套是很俗套的做法。我想面對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人還是用一套很陳舊的習慣在做，所以比較反感。那麼到災區一看，才看到是怎麼樣的，到底有多嚴重。
你看到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搶救已經停止了，到處是軍車和志願者。
你們哪天到的？
我們應該是二十多號才到的--二十二號可能。但我記得我們先是去的都江堰聚源中學那兒，明顯看到是校舍塌了，但是旁邊的那些房子都沒有塌。所以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這些校舍是經不住這些地震的。
我也去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同樣的：學校倒塌了很多。只知道學生死亡了很多，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多少。只是看到了家長那個時候，已經處在一種很無助的狀態下了，都拿著照片告訴我們：無論是地方還是校方的領導都沒有出現過，對他們沒有任何的安慰。所以你看到這些災難是實實在在地落到一個個家庭身上，或者這些個人身上，但是這個社會實際上跟他們是斷裂的。
一面煽情煽得很厲害：電視臺、還有民眾，又是捐款，又是這種，搞得很熱鬧，煞有介事；但另一方面又是非常無助的、孤獨的，完全沒有獲得任何解釋，哪怕最小的安撫也沒有。當然那次我們拍了一些照片也就回來了，一直就沒有再做這個事。
做這個事情的另一個起由，主要是我開始準備我今年四月份的一個展覽，在德國。這個展覽的一個部分是以四川地震的題材來做的，那麼我很需要知道當時這些死去的學生，他們的名單，還有他們的人數。這個對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為我看了一些學校，遍地都是學生的書包、教材......總之我覺得學生在這次地震中傷亡是很慘的。當然有很多說法，像豆腐渣工程、關於這種校舍的結構、質量問題等......
我想這個是普遍存在的事實，也是不可能被輕易地就掩蓋過去的事實。但是你會發現，地震三百多天以後，"兩會"的時候，四川省的副省長在談這個地震問題的時候，發表了兩個觀點：一個觀點就是關於人數統計、學生死亡人數的統計上，他說太難了，說這事如何複雜。
你不認為複雜嗎？
這個說法顯然就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是有最嚴格的戶籍制的一個國家。我們也知道，所有的學校都有很清楚的數字。所以我覺得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在敷衍，由於工作的效率和能力，使他們確實不具備，或沒有人真正去關心這些人、這些學生他們死亡數字。另外一個就是故意地要遮擋這一塊。因為這個死亡學生數字確實涉及到很多問題，它是一個追問的基礎：為什麼死了這麼多？它在死亡人數中所佔的比例，到底哪些學校死了人，為什麼有些學校一個沒有死？所以說這個確實是他們很難解釋的問題。我相信他們是因為一種拖延，或是一種試圖去把事實給......
顯然我個人是沒有證據的，我也不能武斷地說它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覺得這一切要基於一個很嚴格的調查，但這個調查首先又是不能由地方來組織完成的，應該是由比較獨立的另一方來做。
當一個省長、省級的幹部武斷地說：這個是不存在的；因為這樣的地震就會有這樣的塌方，那麼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死亡，我覺得這明顯至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說法。但是在這個之前、在他這樣說之前，我們已經有一個隊伍下到了四川，就是在拍這個記錄片。那麼這個記錄片是關於死亡學生名單的調查，我們已經走訪了有兩百多個家屬。聽他們來談他們的孩子發生了什麼。
哦，你們也拍了記錄片。
基本上，完全是由他們來談的。這樣我們開始有一部分名單，要麼你在網上獲得，要麼你實地調查。實地調查獲得了一部分，網上調查也獲得了一部分。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沒有辦法只是自己去做，還必須公開。因為只有公開才有可能讓更多的人進入，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會關注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把它公開化。
公開我先要經過市政府，所以我們打過了兩百多個電話：從省一級的政府、教育廳、民政廳、公安，然後到縣一級的、鎮一級的，包括到學校的--所有這些都問詢了。那麼明顯地他們是在推托，或者是說很詫異。去年我們打過，但是去年我們沒做錄音。那麼今年我們做了一個錄音。做錄音實際上是兩點我們想做的：一點是我們必須證實。我們是先經過主動向政府來問這個名單，在這個記錄當中會發現，沒有一個單位會認為，一個公民去索取這個名單是可能的。他們會說我們不給個人，或者說我們有這個名單，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名單，從來沒有做過調查。
還有的人說，我們做了但是不能給你，只能給上級。當然更多的是說你怎麼要我們都不會給你，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做什麼用，你們有什麼別的目的。還有人當時說你們是不是特務，這是國家機密。所以這個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場裡面的一套做法。把信息公開、把公民的問責，都認為是如臨大敵。這時候你就要問：這個系統整個是在遮擋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呢？這本來是一個自然災害，是一個地震引起了死亡。那麼這個死亡的人數跟所有人現在的生存為什麼有這麼敏感的關係？這個是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那麼顯然這裡是有某種內容在裡邊。
你說的內容是指什麼？
因為我們對這個事情與類似事情的關注有一段時期了，就發現這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政體。這個政體本身從某些方面看好像很嚴謹，但同時又是一個完全沒有人承擔責任的政體。所以又好像是完全沒有人管，就變得非常的情緒化。在這樣的社會，在這個集權的政體下，它實際上最大的特徵就是削弱公民的知情權和他們的責任。你可以看到所謂的言論自由，所謂公開的信息都跟這個知情權是有關的。
沒有知情權的一個社會，實際上公民是不承擔責任的。不承擔責任，當然也不能向政府問責，這樣就給他們留下了更多的空間。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從具體的事情來做起。具體的事情就是你尊重個人自己的情感、直覺和最簡單的倫理判斷：對、不對，是、非，還有事實、真相這些最基本的概念，然後付諸行動是很重要的。因為關於這個體制也好，關於這種落後的局面也好，還是很差的這種執政的方式也好，實際上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是關於一個公民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如何付諸行動，如何使個人成為社會的一個榜樣--這個榜樣的意思是說，你認為一個人應該怎樣去做，把它付諸行動。
這個是由於長期的社會的封閉，使大多數人喪失了這個能力。有的是來自政治上的原因，有的是來自經濟上的原因，或者是由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當中，有觀點的人已經是很少了，但是有觀點、有行為去承擔責任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你如何界定和承擔你自己的責任呢？
我是一個藝術家，我覺得今天的藝術形式應該發生變化。不僅僅是所謂的油畫、雕塑，應該跟網路、社會的變革是一致的。我是儘可能地在想像用什麼樣的方式和什麼樣的結構，和這個社會發生有效的關係。所以有效性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怎麼挪動過去的一個狀態，怎麼使它變形，怎麼使它通過你的行為，使你更加清楚地認識你所處的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你和周邊的關係是怎麼樣的--這都是我很有興趣的一些問題。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我們通過做建築、做藝術、做出版、拍攝記錄片來完成這些事情。
實際上中國社會又有點像一個家庭：它是一種溫情式的，情緒化的，它是一個非理性的。所以說中國從上個世紀說的我們要德先生、賽先生，其實中國人既不喜歡德先生、也不喜歡賽先生--如果能過的話，我們誰都不要的這麼一個社會。因為過不下去了--行，我們先讓一些人富起來。
這個社會又是一個什麼事情都可商量、都等待別人去行為的。這你就看出來，我們今天一個政黨，或者說一個權力機構，實際上它也和我們普通人有一套完全一樣的倫理系統。所以我覺得每個人承擔責任，可能是這個社會將來變化的一個最基本的可能。如果沒有這種可能，這個社會不會發生變化，那麼這個事情就變得很明顯了。
承擔責任，相信直覺。每個人要有態度，要有觀點，然後要付諸實現。這是我們可能發生變化的一個可能。那麼今天有這個技術條件。這個可能性已經可以成為現實了，我認為。他們說得也對，因為我們成長在一個需要想像力的時代。這個需要想像力的時代需要我們。
徹底地砸碎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時代，是毛澤東當年的理想，但這個理想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實現。實際上在這個全球化與網路化之前、信息化來到之前，我們人類可以說一直是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中的。雖然我們覺得有很大的變化，工業革命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它的權力的機構、它的財富的方式、它的語言的這種方式，都是在同樣的一種結構方式下的。
你覺得今天的情況有什麼不同呢？
只有到今天我覺得個人的權力才有可能出現，個人權力的關係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我認為的個人，是一個人有可能自由地獲得信息和自由地表達。這在以前任何時代都是不可能的，唯有在這個網際網路時代是瞬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技術手段實際上決定了這個時代的特徵。
我們處在這個時代的時候，實際上我們過去所擁有的技巧能力已經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們需要有新的表達方式、新的可能性。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所有的表達方式和可能性，一定是發生在我們對社會和自我環境改造的這個理由上的。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作家，我也不是一個知識份子。那麼簡單地說，我並不習慣於寫作，並不習慣組織我的思考。但是我又同時是一個生活著的人，我對事物的觀點是比較明確和強烈的。怎麼樣能使這個觀點被表露出來，實際上是我做人願意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不能做到這一步，我覺得我做人也太失敗了。就是我想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我不能把它說出來，這遠比我做藝術重要，也比我做建築重要。因為那些手段太間接了，它的交流的可能性太間接了，而且能夠與你交流的範圍也是太小了。所以我一直覺得，但是由於我沒有這個技巧，所以我一直很彆扭。
我看到你對楊佳案等做了很多評論--
那麼楊佳案、奧運，還有幾個去年發生的比較公共性一些案例，使我有可能憑直覺地把第一思考直接放到博客裡。我想可能整個社會大多數人，還不習慣於這種直接的表露，或者說認為這樣會帶來更大的困難、或者麻煩。這使我變成了一個很突出的案例。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樣就不會帶來麻煩，但是我從來都這樣認為：當麻煩還沒來之前，你就放棄了這個可能的時候，那實際你已經是麻煩的一個犧牲品。你已經不需要什麼麻煩了，因為你已經在麻煩之中了。
所以我還是想試一試，這是我全部的願望。實際上試一試關係到所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實際上也是關係到我個人，對我個人的狀態，對我周圍的狀態的某種......其實是最簡單的要求。但是在中國變成了某種理想化的要求，就覺得這個事不可以是這樣的，實際上是有點幼稚。
很多人問我，你做得這麼明顯突出而且激烈？為什麼沒有人、有沒有人找過你呢？沒有任何人找過我。我相信我的態度使很多人不會找我，或者是不願意來找我，因為我隨時願意跟任何人來對質。
我在我的博客裡寫得很清楚。我說我不會畏懼任何權力，不管它是來自何方。其實我是很明確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你要清楚地告訴別人你的意圖的時候，別人也會對你......不能說有所尊重吧，但是至少他也會掂量著點。我是非常清楚地把我的觀點說出來的人。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或者沒有遇到四川省找麻煩？
沒有，我甚至不認為有一個東西是真正的官方。我只知道有一些人做事不是太負責任，他們理應做這件事，但是他們沒有做好。我說那不行，我來做吧。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他們的觀點。在某些問題上我是很傲慢的，就是他們對我這個事情有什麼樣的評判，將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或者會引起他們什麼樣的反應，這個我是一概不屑一顧。
如果有志願者一旦被抓會怎麼辦？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良知。我們的志願者每個人都做了很好的心理準備。他們都是真正的志願者，他們都是瞭解社會的人，他們並不是一個盲目的、衝動的人群。所以我也是同樣地告訴他們，我們的目標非常簡單，我們只找死者名單。我覺得沒有任何人有理由停止住我們這麼簡單的要求。你只要去想：這個死者可能是你的妹妹或是你的弟弟，那麼你會在任何權力面前退縮嗎？我想沒有任何人會認為這是一個不當的行為。
你現在博客的點擊量是多少？
好像一千零三十多萬吧，一千多萬。
沒有遇到過被屏蔽的情況？
我還沒有。我做的時候，有人看完我的文章，好像給人的氣勢是不容分說的，沒有什麼可以商量或者嚇唬我的地方。
你也不在乎哪一天有警察來敲門？
我想我每天都在敲他們的門吧。楊佳那個案子，有時候寫是在深夜、或者是在國外。有時候會覺得很痛苦，有時候覺得一個人進入到了很深的隧道裡邊，周圍都會感覺到沒有人，然後你必須往前走很遠。當然你不走這麼遠的話，你不可能把話說清楚。但是你把話說清楚的時候，那確實有危險。
所以這個是常常會有的感覺，我覺得挫折感是每天每時每刻都有的。但是也會有滿足感，你會發現有同樣的人關心著同樣的事情，有時候你可能聽到網友的一句兩句的留言，然後你就覺得很智慧，你會覺得心裏很舒服。因為從他看問題的角度判斷，還有你可以看到這種人性的溫暖和色彩，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感覺。中國人有時候你會說很柔弱，但其實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的這種精神，很無奈；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感人。
後記：
在我記錄艾未未答問時，他的貓經常跑來投訴。這些貓都很可愛，可惜不說人話。
我眼裡的艾未未是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我又想起那次講座砸鍋的緣起了，當時我舉例說了艾未未在這裡的最後一段話；我說在記錄片中，我想要捕捉一種狀態，中國人靈魂的狀態。打斷我的專家說，艾未未代表中國人靈魂？你得了吧，他拿外國人的錢。
在這個變動的時代，中國人靈魂的狀態是什麼呢？我們看見瘋子、我們看見傻子、我們看見與河蟹過招的草泥馬們，各有各的拙勁和巧勁。艾未未的文字和照片，我不覺得有多大的天才，他讓人覺得罕有的，卻是以藝術家的自由人格推開了需要虛飾的生活領域，從而打破了中國人普遍的、做人的規則。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公民是不能有對社會問題持有非議的（好了很多，禁區也在增多），與此同時，"政治"這個概念幾乎無所不包，隨時成為雷區。本來，公民議政，在民主國家跟拉屎無異；可是，在中國，這個論域，三下兩下就被劃歸於危害國家政治。國家和個人之間，始終是短兵相接，我們對問題的思考，動不動就要提升到國家政權的高度。這意思是說，哪怕你的權利頂多是個屁民，卻時刻要像總統一樣，一張嘴就要考慮外御強敵、內防姦賊。
在草場地和四川實地調研的志願者們，拓展著這個社會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在四川得到的不僅是孩子們的名字，還有自己確立人格和獨立心性的歷練。在與僵化體制的對抗以及角色扮演的肢體衝突中，志願者們把知情、參與和監督的理念帶入了重建的社區。
我在整理這篇採訪錄時，艾未未與志願者們又發起了新一輪公民獨立調查。這次調查的焦點是有關川震倒塌學校教學樓的建築質量，而在5·12週年祭時，四川方面已經明確宣布，沒有發現倒塌學校有豆腐渣工程。
與此同時，國保也終於敲響了艾未未的門--並非如有些人所說：艾未未拿外國護照（待考）或外國人銀子，警察就真的讓他幾分；接下來的劇情是艾未未調度110，前後有兩次15位警察到場，含警車一輛，跨朝陽和東城兩個行政區域。
作為艾姓一族，我當然希望後面不要再搞電警棍、地下室和老虎凳了。
還要補充的一個段子是，有一天，我正在改作業，一位整裝待發的小夥子找到了我家裡，他滿頭是汗，急切地說，我要做志願者，我願意赴湯蹈火--就是沒想到，你原來是個女的（他可能把我當艾微微了）。瞧瞧，這個多小瘋子，簡直防不勝防，你該怎麼辦呢？
附錄：
獻給公民楊立才的戰歌
我們都是艾瘋子
每一個志願者要找一份名單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森林裡
到處都有我們志願者的宿營地
在那高高的山岡上
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沒有吃 沒有穿
自有咱飛哥*送上前
收相機 收資料
賈局*給咱們找
我們生長在這裡
每一個名字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搶佔去
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飛哥，見調查者手記：《彭飛的心事》）
*賈局，見調查者手記：《明天去見賈局長》
2009年5月28日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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