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母親」在行動

孩子們從母親身邊消失了。他們死於天災，更死於人禍——是致命的豆腐渣工程最終奪去了他們幼小的生命。在一片既是廢墟又是墳場的土地上，站立起來一群母親，一群受難的汶川母親。她們手捧著孩子的遺像，悲憤地發出了天人之問。她們有權發問，有權向權力部門要一個說法。

近日讀《動向》6月號上《從「天安門母親」到「汶川母親」》一文，感慨良多。同樣是失去兒女的母親，同樣經歷了災難突然降臨時的痛不欲生。將心比心，怎能不為所動！

中國的母親，已成了災難的同義詞！有人列舉了「天安門母親」，「計生門母親」，「礦難門母親」，「地震門母親」，那都是受難者母親。生活在這樣一塊土地上，難道注定要有這麼多的「母親」？

人命如草芥，殺人如割草；人命如螻蟻，踩死不足惜。「六四」慘案，汶川震災，一個在昨天，一個在今天，是兩碼事，又是一碼事：假如刨到根子上，那都是一種 制度性的人權災難。對於生命價值的漠視，是導致這些人權災難的直接原因；而最可怕的，則是這種傳統的生命觀念已經積澱為一種制度性痼疾。死人的事止不住一 再重複，人們已熟視無睹，乃至於麻木。而且，竟還有人甘當人權災難的辯護士。「六四」不殺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發展」，也沒有今天的「大國崛起」。地震 死了人，死者「都成了菩薩」，「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而作為死難者的親屬，一定要「識大體、明大理」，「避免橫生枝節」，給那些歷來不懷好意的人 提供「反華的藉口」。多麼冠冕堂皇，多麼振振有詞！然而，又是多麼的冷血，多麼的沒有人性。一個堂堂的「人民共和國」，居然能夠通行這樣一種嗜血的「理論 」，居然還要強迫著人們去愛、去感恩，若要說一個「不」字，竟以「漢奸」、「賣國賊」等惡言相向。這樣的「國家」，還讓人眈嗎？！


孩子們走了，母親們該做些什麼？

哭泣、鳴冤？在一切以黨國為重的今日中國，能有幾個人理會。人家正忙於排英雄榜，開慶功會，宣傳偉光正。這才是頭等的政治。 豁出去拚命？你身無長物，又無山頭，人家憑什麼怕你；要真想收拾你，何需費吹灰之力？

寄希望於清官的垂憐、明君的恩澤？那是皇權時代黎民百姓唯一的盼頭，但說到底只是一種收買和欺騙。今天的權勢者依然沒有廢棄這個法寶，他們想的是怎麼甩掉你這個包袱，讓他們的耳朵根變得清靜。這樣的施舍能要嗎？

剩下來的只有一條路，即就此認命，當個良民？然而，假如我們還知道一點點做人的尊嚴，能就這樣死心？！

究竟該做些什麼呢？我想今天的「汶川母親」已經做了回答，那就是問責。我的兒子是怎樣死的？誰該為此負責！我的女兒是怎樣死的？誰該給我說個明白！別給我 講什麼「國家」、「民族」的大道理，這與我無關；我想要知道的是，為什麼偏偏是我的兒子、我的女兒，偏偏是這麼多的小學生、中學生被埋在了瓦礫堆裡！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死一個人，劃一個句號；死一百人，劃一個句號；死一千兩千三千人，還是一個句號，居然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交代。你這個「國家」、「民族」難道唯有靠死人才能存活，才能發展，才能崛起？

今天的「天安門母親」、「計生門母親」、「礦難門母親」、「地震門母親」，再也不願意忍氣吞聲，她們學會了說「不」！她們要知道：一個口口聲聲「執政為民 」、「以人為本」的政府，怎樣面對這最近一次的死亡，又怎樣面對半個多世紀以來一次接著一次的、成百上千萬人的死亡？她們更想知道：降旗三天，舉哀三天之 後，是否照例又心安理得地給這次特大死人事件劃上一個句號？

為死者伸張正義，為生者爭取權益，於情於理於法都天經地義。向這次地震禍患中導致如此重大人權災難的部門、人員追究行政和法律責任，是一個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天安門母親」全力支持「汶川母親」的合法訴求。

「天安門母親」十九年來的抗爭，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訴求，那就是：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要求道歉、賠償；要求法律追究。我們主張，把「六四」問題的解決 納入法制軌道，改變以往由某一黨派、某一領導人說了算的人治做法。我們要求就「六四」問題與政府當局進行平等、真誠的對話，以求得問題的和平解決。這樣的 解決不是訴諸於暴力的對抗，也不是等待當局的施舍；它既維護了作為一個公民的人格尊嚴，也有助於生成一個法制健全的公民社會。我們必須建立起這樣一個信 念：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應該擁有個人的尊嚴，應該享有完善的法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杜絕各種人權災難的發生。我相信「汶川母親」們同樣抱有這樣 的信念。

連日來，我不斷地聽到汶川死亡學生家長問責請願的消息，對此我深受感動，也心存憂慮。凡有良知的國人，都應該主持正義，支持、聲援家長們的合理訴求和合法 行動。我呼籲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們，以此次賑災行動為契機，從根本上改變以往處理所謂「群體性事件」的蠻橫做法，以積極的姿態，對死亡學生家長們的合理訴 求作出善意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