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乘火車前往北戴河旅遊的十幾個北京工商大學的畢業生，對號入座後，被列車員要求集體起來換座，把與車頭保持正向的位置讓給領導們。這些尚未社會化的"大孩子"對此感到"不可思議"，他們"很不服氣"地質問："如果是領導出行就可以隨便調換別人的座位，那我們作為乘客的權利誰來保障？"他們認為這是侵權，列車員卻向同學們解釋，"座位是讓給一些領導的，希望李明等同學支持他們的工作。"事後又有律師站出來說，"除非特別緊急的情況，像搶救孕婦或者有人受傷搶救病人才可以要求變更座位。畢業生們可以要求列車進行道歉。"嘖嘖嘖，都像是外星人，完全不理解咱們寵愛領導的國情，居然不"支持"列車員的"工作"！
6月16日的《北京晨報》就此發表署名評論《一定要給領導讓座嗎》，指出從這個事情"更看到了在這種特權的浸淫下，某些領導及下面的辦事人員，已經成了法盲，他（們）不懂得這種強迫讓座已經是一種侵權行為"，而且由此及彼追問我們大家："在列車上，你會不會給領導（特別是直接領導）讓座或讓好座位？我想，沒有多少人能在領導面前坐得穩如泰山，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有些人不敢不給領導讓座，但卻敢於面對老弱病殘孕而無動於衷。看來，下屬給領導讓座，不僅是一種‘美德'，甚至異化成了一種‘責任'乃至一種‘本能'。"問得好！我們每個人都不妨給個答案。
不過，還可以進一步追問，何以這麼寵愛領導竟在21世紀在我們這幾乎成了一種"美德"、"責任"乃至"本能"呢？
上世紀文化批判熱的時候，可以從官貴民賤的中國傳統中挖根源。現在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傳統其實並不那麼專制那麼黑暗。就是古代中國"最大的官"皇帝，在許多方面也比不上今天某些"土皇帝"或"小國之君"的威風八面。孔夫子被尊為"萬世師表"，儒生們的志向就是為王者之師；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荀子公然揚言"從道不從君"；像一介鹽丁王艮那樣自學成才的匹夫也敢走到江西省一把手王陽明辦公桌前說，您若辯得過我，我才肯拜您為師；最狂妄的皇帝也未嘗想取孔夫子而代之做臣民們的思想文化導師！不要說張居正那樣的重臣，可能在每天的朝會時被七品縣處級的言官彈劾；就是皇帝也常常可能被諫官或大臣們當面駁議。萬曆皇帝要立寵妃之子為儲，多年一直未能如願。共和國怎麼會有了一些"說一不二"的土皇帝，還往往自以為方方面面比誰都高明呢？
不必諱言，這些年來，不少官員比任何時期都更有權勢。最明顯的例證是"買官賣官"的醜聞不是一起兩起，不止發生在一地兩地，也不是一年兩年了，而且，從鄉鎮、縣級到地市到省級都有發生。成因無非是，一者，鄧小平在1980年關於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講話中早就指出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黨的"一元化"領導蛻變成"一人化"領導的現象長期相當嚴重地存在，不然就無法解釋在"集體領導體制"下買官賣官何以能成交成市。二是權力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官員仍然支配著土地、銀行資金等生產要素，享有"經營"城鄉的權力，是所轄領地的大老闆。權力大，利益多，不用像三十年前那樣害怕群眾運動來了挨整，卻沒有新的監督機制取代而隨時警醒，要官員都不忘乎所以太難，"領導也是人嘛"。
新的路徑是明確的，一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用"四大民主"（民主選舉、民主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監督）來規範權力運作；二是轉變政府職能，生產要素由市場調配，政府轉為公共服務型。這兩條實行了，領導必須讓他服務的大多數民眾滿意，手上又沒有多少可調配的資源，給誰一個官吧他也得不到多少油水，那時候的領導不會受寵，但會有人們發自內心的真敬愛。
這並不是望梅止渴，也不像給老貓脖子上挂鈴鐺那樣幼稚。比如，咱們先從實現公共財政透明（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單位的所有進出賬目）和企業財務依法公開做起如何？再縮小一點，先實現領導幹部家庭財產公開如何？網上眾目睽睽之下，領導有權也不能謀私或徇私，官風民風肯定會好得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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