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大地震 但願不是毀滅性悲劇的先兆!(圖)
————也談汶川地震中的是是非非

 中國的伽利略黃萬里先生

地震了!大悲劇發生!人死了!人,不能復活?!

人們在信息匱乏和信息爆炸裡徘徊。人們按照各自的宗教情懷和政治原則,發表對於死難的看法。沒有人會單純幸災樂禍。因為,出於一種消除人禍的理想,他們認為政治上的災難,和自然災害緊密聯繫--這也是著名學者阿瑪雅。森的看法--那是他對於飢荒和專制極權之關係的看法。

現在,政治上的禁錮和政權、政府的救難聯繫在一起,人們很難對於政府的行為給予一如震前發出的批判。所謂投鼠忌器的擔憂,和對於溫先生行止的評價,都出現特殊的背景甚至語境。我個人,很是讚賞溫先生不顧高齡趕赴現場的毅然行動。(一如一些作者所言,其他更加年輕的政客,不知道何以不去現場,龜縮京都省城......)

我不知道在歷經了幾十個小時,錯過黃金搭救時間以後,他們到達汶川的實際意義,加上在幾乎超過七十小時的時候,才傳出接納國際救援隊的信息,作用如何。不知道軍隊是不是因為雨天或者道路障礙,就可以在第一時間不趕到現場。不知道溫先生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許可權究竟有多大。......但是,在這個複雜而悲哀的時刻,人們儘管可以按照自由的權利批評所有官方決策和官方媒體,但是,幾乎多半中國人,現在疏於談論政治和宗教。

難道人們真的可以在孩子的屍體上解讀文化和精神元素嗎?至少,我個人腦子空白,只是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而揮之不去。這個問題是,汶川地震是不是一個先兆--一個更大更殘酷更絕望悲劇事件的先兆。在這個預感的強烈啟示下,才出現對於整個地震的描述和闡釋的衝動;並且,逐漸回到思索的狀態而非愴泣的狀態裡去。

這個先兆是不是可以描述,可以預測,則完全沒有把握。而且,正是在這個前提上,我還是回到了政治-自然之關係的課題上,做一個可怕的預言--但願,這個預言,只是我的愚人之幽默,愚人之蠢話,不會變成現實。這個預言是什麼?就是:汶川悲劇只是一系列悲劇的序曲!

為甚產生這樣的感覺?來自人們對於汶川地震非常常見的解讀。也就是說,汶川地震和今年年初的冰雪災害,緣於三峽的建立改變了地質和氣候,乃至出現整個自然界的反饋和報應。這個報應,正在破壞人們的生存環境,使之發生一種也許是可怕的未來毀滅。這樣,未來三峽或許出現的災變,將把汶川事件轉變成為眾生之滅的悲劇之第一幕。這個先兆現在強烈地暗示中國人。

再早,中國的伽利略黃萬里先生,他可是猶言在耳。我們也許在2008年這個"八"字的年代,得到了類似耶穌對於耶路撒冷人不聽勸告而帶來的巨大懲罰。上帝不救他的意志違背者。這個事情,是不是天意,是不是現實,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層面,中國人和中國政治違背自然之神的意志,隨意改變上帝恩賜的自然環境,破壞養育和呵護中國祖先、今人之長江大河(黃河),至少在"天怒"這個層面上,得到了回應。人們正在因為這個"罪過",成千上萬地死去。那些壓在水泥板下的孩子們,和耶穌譴責過的耶路撒冷的孩子甚至孕婦,究竟,是不是時間上的對應呢?但願不是。

以淚洗面的看客和憤怒大叫的評家,是不是因為上天的不公和懲罰,而歸罪於政權呢?也是眾說不一。確實,這個判斷,也許,並不全面的--客觀事務和主觀事務,在哲學史上,已經逐漸消除了他們的界限,於現象學,更早,於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人們還能不能抓住什麼來解釋這次悲劇的天意呢?

我們只能從上蒼的層級,逐漸下降,做出解釋。一個明白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中國政權,破壞了長江大河對於我們的養育甚至保護,致使禍端不絕。三峽造成的氣候和地質原因,如果不是政治,難道還有什麼更加合理的解釋呢?雖然,印尼和美國的災難,甚至更早的西班牙瘟疫和龐培的毀滅,也許,確是天意,但是,我固執地認為,如果人禍加於汶川,就是因為我們正在破壞我們中華民族的天地人文之精神。這也許還不是震怒上帝的時間。

震怒上帝的時刻,是什麼時刻呢?就是三峽或者整個中國自然秩序的破壞那一刻--那是一種積累,一種演變。那時,我們將最終放棄了自然神的呵護,使其憤然離去。那個時刻一旦到來,改變將是十分可怕和絕望的。那麼,不改變的前期是什麼?就是順應上帝或者自然神的意志,恢復長江大河原有的生態環境。但是,汶川地震說明,這個改變和毀滅已經開始--這是真正天怒人亡(人已不可有怒!)的起點!

這個災變,如果僅僅是一種小說或者詩歌描寫的黑色幽默,將是我們最大的倖免!如若不是,那麼,汶川成為悲劇序曲的可能性,就會存在。於是,自然和政治課題的分離或者疏遠,都將取決於我們今後的選擇--或者是宿命式的選擇--自由式的選擇,就是被不自由所桎梏--

我們是否可以突破自由就是不自由的選擇,現在根本看不出來。

如若國人之命運果真如是,那麼,就不是天將降大任而是天將降毀滅!在我們的"龐培"覆滅或者拯救的課題上,政治是不是第一步小拯救,人們難道還不能順次推導,得出結論嗎?如果按照森的看法,1959年的飢荒,是一種政治,2008年的地震,難道不是嗎?可是,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

人,國人,是不是受約上帝,就看我們自己的造化了!人,是不是可以變換上帝對於我們的孩子,婦女的大冷漠,也取決於人們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拯救。

順應了湯因比的說法,就是:人類其實拯救了上帝--我們的解讀是,西方的上帝愷撒論和他們的政治建設,恰恰就是對於上帝拯救的認可--這個認可,就是互補於上帝對於人類的拯救之道。否則,一切都會受到他(HE)的懲罰。

於是,路徑出現歧途--一方面,是國人不太順應類似新約的耶穌勸告,一意孤行;抑或,上帝正在試圖給他疏忽的東方之國,一個天大的考驗;這個考驗,就是要中國人在毀滅後重生。事情要是這樣,汶川課題引發的議論,就變成小小不言的毛毛雨了。

換言之,是不是在所謂"宗教"意義上,我們正在順著這條類似卡讚札基所謂猶大耶穌勾結,以基督之死換生新世界的道路上漂流而去呢?

我們是不是像猶太人不聽耶穌警告一樣,還是一般性地掩埋好同伴的血跡,又從容上路,一返故道,於汶川地震之後呢?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麼,上帝之戒,之罰,他帶來的毀滅,也許就真是未來,而非未來主義的現實。於是,我們無論在任何一個角度上,都不願意迎接這樣更大的悲劇。

知,還是行?行中知之,抑或相反?古人和近人都討論這個課題。這個課題也許是無法討論的。就像一些西方人說的--我們無法討論上帝(的存在)。

下降一個層次,我們從汶川地震中可以得到啟發,應該不是就事論事的研斷,而該是對於再毀滅的憂慮乃至警惕;如果我們根本無法帶來汶川地震後,對於三峽未來的憂慮和警惕,並且採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態更加嚴重,那麼,所有現實,理論和哲學,都會成為映證更大災變的事後敘述,而非預警。如果我們只是記住了汶川,忘記了三峽,一旦黑色幽默或者一點也不幽默的毀滅出現,我們難道可以逃到我們的"埃及",可以避免我們的"耶路撒冷"的毀滅--難道我們僅僅是毀滅過"三次"嗎?

如果三峽出現災變,我們的汶川,就是以小災迎接大災--我們難道要像以色列人一樣,在一、兩千年以後,再在毀滅後重建國家嗎?

中國民族是不是經受得起這樣的考驗呢?

我們的文化和以色列浪跡文化,不滅的耶和華精神即有神論,難道可以互相模仿和複製嗎?

我們一旦失去家園,代替我們的又應該是什麼呢?我們還可以回到我們的"哭牆",來號哭失去的一切嗎?

所以,我們在悲恫汶川的同時,至少,要考慮到森的災難政治論。也許,他會幫助我們從小層次的政治經濟論上,得出結論。

還是那句話,自然法則,只要涉及"法則"這兩個字,就關係到人類對其之解讀;人類解讀一出現,人類的政治見解就會隨之出現;人類的政治見解一出現,勢必產生森式批判--這個批判,不是對於一事一物,一是一非,而是理據政治,經濟乃至自然法則。否則,政權的梟小意志將會把我們自滅於上帝,自滅於長江大河,自滅於中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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