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覺:左轉無非求名利
話說將近十七年前的90年代初,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筆者曾與訪港的一位"錢校長",在當時的啟德機場共飲下午茶。這位"錢校長",便是赫赫有名的錢偉長教授,時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我是跟隨"老闆"對他這樣稱呼的。但此次看網上資料,謂錢於83-87年出任該校校長,使我頓生疑惑。經搜尋傳媒報導,確認"老闆"無誤,網上資料不確。之所以首先從稱呼說起,乃基於中國人重視"名正言順"。錢雖以力學和應用數學馳名於業界,但其實他在中文方面造詣亦甚高,可能受其叔父`國學大師錢穆影響之故吧。所以,對關係"正名"的稱呼一事,錢絕對不會掉以輕心。
當日我趕到候機大廳時,錢夫婦已先抵達。面對一位心儀已久的大科學家,我自然畢恭畢敬。而他的態度也很隨和,給我平易近人的感覺。得知我同屬57另冊中人,其話語更顯得親切。他說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運氣較好的一個;他的學生至今還有留在北大荒的,那處境就差得遠了。我肅然聆聽,似乎沒有問他的學生有無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們一把。
接著,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動提到,海外有人批評他無所作為,認為他在推動大陸民主事業方面,不能向當局大膽建言,據理力爭,有負民望。對此,他頗為激動地辯解稱:有些話是此刻說不得的,這是現實,必須正視。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論者所言那樣做,則自己勢必無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樣的話,以後將會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或者說,可能再也別無他人可以(在建制內)說話了。
講到這裡,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楊的副秘書長來了。差不多同時,霍英東的兩位公子也聯袂而至。他們都恭謹地向錢氏伉儷致候。
錢隨口向楊說了句:你也今天動身去開(全國政協的)會?楊答稱: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聽錢老在主席台上作報告。
錢又轉向霍公子問道:"你們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話道:"父親年紀大了,由我們陪他去好一點。"
這時,霍英東挂全國政協常委銜,楊是委員。一個乃香港頂級富豪,一個貴為中共駐港高層人員,但政治地位均在錢之下。所以,如同眾星拱月般,霍公子與楊無不對錢尊敬有加。
回想起這件往事,聯繫"六六六"事件中錢的發言,深感其左轉,不為無因。
"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錢57年6月6日說的這句話,無疑反映出其心聲。出身於貧苦農村知識份子家庭的他,艱苦奮鬥20年,雖然名成利就,但與其學識才幹相比,應說要求"更上一層樓"毫不過分。但在其學生蔣南翔等"一二九"學運領袖管轄下,即使學問再多,名氣再大,也難望有出頭超越這些"延安幹部"的一天。
好不容易在深淵中熬了近30年,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氣候,當局需要一批具影響力的老知識份子為其所用之際,錢自然不會錯過機遇。他看準時機,亮相露臉,以求一己的最佳出路。果然一飛衝天,一鳴驚人。他既可以大展宏圖,發揮固有的優勢,施展本身的才幹;又能夠青雲直上,身居要職,大體享有《聊齋》所描繪的"官威":"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例如,上述機場的一幕,就很能滿足當事者的虛榮心。
因此,錢之放棄幾十年前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轉而與當局合作,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歸根結底,願意為某種專門利人的崇高信念犧牲自己,或者說像耶穌似的背十字架的人,只是極少數。從這個意義上,對錢大可不必過多的指責。筆者自問,處於類似錢的境況,恐怕也不見得一定比他高尚很多。
至於費孝通,家庭條件異於錢偉長,故其奮發努力所含的翻身慾望,相對較弱。成名後對出路的考慮也有別於錢。鳴放時期,他"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他認為,"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也就是說,民主與公平的觀念促使他對當局不滿,但其本身的名利要求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態度。他感到"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這應是他作為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切身感受。
滄桑巨變,撥亂反正。費得以步步登高,出任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員長。以非黨知識份子而言,說得上位極人臣。雖然他肯定知道,"太黑暗"的事多得很,比57年有增無減。但以其所處的位置,在他面前不會有"黨團員作威作福"。並且他終於明白,事實上他一直"在吃共產黨的飯",這是他不可能改變的那個"制度造成的"。於是,他也"識迷途而知返",努力與當局"保持一致"。我甚至猜想,他可能早已徹底改變了當日信誓旦旦的"不參加共產黨"的"態度",只是由於中共權衡利弊而婉拒其入黨要求罷了。
臨末,就上述錢自明心跡的話,聯想起魯迅有過類似的說法。那是"左聯五烈士"30年代犧牲後,魯悲憤之餘奮筆寫下一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與前驅者的血》,請史沫特黎轉發海外。史稱這樣做對魯可能構成危險,魯答稱:中國總得有人說話!可見,魯迅為了替國人說話,置自己的生命安全於度外。而錢則大異其趣。他首先顧全的是自己的官位,為此絕對不說觸犯當局的話。
最後,對名利需做一些說明。正常社會中,求名求利,公平競爭,只要不是損人利己,均無可指責,應不涉個人操守。但是,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由於當局以名利為誘餌,名利與操守往往發生矛盾,難以兩全。即所謂"時窮節乃見"。對此,林則徐曾慨嘆:"青史憑誰定是非",實際上,公道自在人心。不必需要像錢`費這樣的大學者才能作出判斷。俗語云:"老百姓心中有一桿秤",便是這個意思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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