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2000年初，我們開始以"天安門母親"這個名稱來命名我們的群體。從這個時候起，海內外也就有了"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說法。我們願意用這個名稱，因為它符合實際。我們這個群體之中的大多數，都是在天安門慘案中失去兒女的母親。這裡的"天安門母親"，是一個簡稱，沒有特殊的意義。當然，我們的群體中還有為數眾多的失去丈夫的妻子，她們很多也已作了母親，丈夫死後，與留下的遺孤相依為命。她們也就很自然地成為這個群體的成員。參加這個群體的，還包括死者的父親、丈夫，以及一些"六四"傷殘者。從廣義上說，他們也都屬於"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但是，也並不是所有的"六四"受難者都自動地成為這個群體的成員；屬於這個群體的，都是在不同時期參加過公開信聯署活動的"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開始的時候，凡有聯署活動我們都要徵集聯署者的親筆簽名，不能寫字的就用蓋章或摁手印代替，後來參加的人多了，操作上有困難，於是改為聯署者授權（書面或口頭）的辦法。我們的聯署活動，參加或退出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由於參加聯署活動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有少部分難友存在不同程度的顧忌或疑慮，因此至今沒有參加聯署活動，她（他）們也就沒有包括在天安門母親群體之中。在這十多年時間裏，也有個別難友參加後又退出了，之後又改變主意加入了。我們認為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何況本來就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對於這部分難友，我們在轉達人道救助款及尊重其知情權、表達權等方面，均與參與群體活動的難友一視同仁。
參加"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是經常變動的，就目前來說，共有128位，這不包括以往十多年裡陸續去世的15位。在已去世的成員中，包括大家熟悉的吳學漢先生和蘇冰嫻女士，他們都是"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創始者。
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這個群體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一是尋找死難者和傷殘者；二是對難屬和傷殘者進行人道幫助；三是為死者尋求正義、討回公道。做這些事情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每一件事都要做得細緻入微，因此靠少數幾個人不行，要靠大家一起出力。
關於第一件事情，即尋找死難者和傷殘者，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到目前為止，經我們查證並正式記錄在案的死難者共有188位，另有傷殘者70多位。這個數字當然不是死難者和傷殘者的全部，而只不過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極不完全的數字，也整整花了我們十八個年頭。
很多年以來，有不少朋友問起："89年的‘六四'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目前我們尚無法回答。當年政府方面曾公開承認死亡人數為200多人，其中大學生36人，而且還包括一些軍人（參見89年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的報告）。這個數字顯然有重大的隱瞞。在慘案發生的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曾對外公布過一個數字，即死亡人數在2600至3000之間。但這個數字很快被官方公布的數字所覆蓋，以後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了。然而我們認為，紅十字會公布的這個數字儘管不可能精確，卻比較接近事實。這一點從我們的尋訪活動也可得到印證。在慘案發生的當時，我們各家死難親屬在全城各個醫院所親眼目睹的死難者屍體，或者所見到的各個醫院公布的死亡名單，就已遠遠超出我們已經尋找到的數字。下面我引述死難者袁力父親的一段證詞："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裏，所到44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成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有多少具！？"這裡再舉一例：死難者杜光學的親屬從協和醫院找到杜的屍體，其身上的編號為"30"。那麼，從1號到29號又都是誰呢？30以後還有多少號呢？然而，我們記錄下來的從協和醫院找到的死難者，還不足十名；至於慘案發生當時沒有送往醫院即被"處理"的死者（失蹤者），人們就更無從知道了。鑒於此，我們認為現在民間流傳的各種數字都不足為據，最終還是要通過獨立、公正的調查來得出一個確實的、權威性的數據。
《參與》記者：每逢清明、六四、趙紫陽忌日這些特殊的日子，"六四"難屬一般會受到怎樣的待遇？此外，難屬們在人權方面的狀況近年來是否有所變化？
丁子霖："天安門母親"是自然形成的一個群體，而且是在艱難、持久的抗爭中逐漸擴大的。開始的時候，僅僅是少數幾家難屬的自然聯繫，目的是求得互相間的安慰。那時大屠殺剛過，人們心有餘悸，談虎色變，即使同事、鄰居，見了我們也往往會躲著走。1991年5月，我本人第一次打破沉默，走上西方媒體，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電視採訪。我在採訪中駁斥了李鵬的謊言，譴責了兩年前的那場血腥屠殺，為死去的兒子做了名譽辯護。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學校當局對我的嚴厲處罰，開除黨藉，取消導師資格、趕下講臺。緊接著的，就是把我和我丈夫置於國安部門的嚴控之下，就是說，從此我們成了不許亂說亂動的"管制分子"。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仍然讓人不寒而慄。那時，當局對我們難屬的打壓是極其殘酷的。因為我們是"六四"後國內出現的第一個群體性存在；只要有這個群體存在著，當局散佈的種種有關"六四"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他們把我們說成是與海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的敵對勢力，不僅把我們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而且還跑到群體中去散佈種種謠言，說"丁子霖是壞人，她是想利用你們，不要上她的當"；還說"丁子霖在南方蓋小樓，給你們才幾個子兒？"言下之意是說我貪污捐款，中飽私囊。1995年我和我丈夫被秘密關押４３天，警方所追查的就是人道捐款的來源和去向。當然，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告訴他們。當局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挑撥離間、分化瓦解我們這個群體。
有關當局對我們實行公開的監控，最早是在1994年初，開始只是針對我個人。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我們尋訪活動和人道救助的逐步展開，隨著我們正式向全國人大遞交公開信表達我們的訴求，其監控的範圍也就擴大到其他難友。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是一言難盡。據粗略統計，在以往的歲月裡，我們群體中遭受到監控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位，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抄家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甚至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所謂"五類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匯報，來人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尤其令人髮指的是，公安竟然從一位傷殘者頭上剪下一縷頭髮予以存檔。每當"六四"、"清明"、"十一"以及外國元首訪華等所謂敏感日子，不僅我本人，其他難友也常常受到嚴密的監控。1995年北京舉辦"世婦會"，我和我丈夫被秘密關押在家鄉無錫。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1999年"六四"十週年，我的住家完全被包圍，失去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2000年４月１日，路易絲·維勒·斯諾（愛德加·斯諾的遺孀）來華為斯諾先生掃墓，順便來人大與我會面並面交人道捐款，卻遭到安全部門的無端阻攔，已故難友蘇冰嫻女士見義勇為，代替我在人大東校門為斯諾夫人帶路，沒有成功。為此，安全部門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我的面非法綁架蘇冰嫻女士，而且在24小時內給予她種種非人道的對待。2004年的所謂"文化衫"事件，是一件震驚海內外的惡性人權侵犯事件，安全部門分別在北京與無錫兩地軟禁或刑拘了我與張先玲、黃金平等三位天安門母親。只是迫於海內外正義力量的壓力，當局才不得不於4至6天後釋放我們。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存在及其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掌權者感到了一種威脅，而且成了慘案製造者和權力者們的心腹之患。
這種情況一直到2005年以後才起了一些變化。一個可以感覺到的跡象就是國安和公安系統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監控逐步有所放鬆。比如，這兩年來，在京部分難友於清明、"六四"去西郊萬安公墓悼念死者，儘管仍有警察警戒，但一般不再干預。去年"六四"，國安方面第一次沒有在我住宅樓門口設崗警戒，解除了對我行動的限制。同年"六三"夜晚，我和多位難屬去木樨地橋頭遇難者集中的地點舉行燭光祭奠活動，居然沒有受到阻攔。2005年趙紫陽先生逝世，我本人被禁止前往弔唁，並被限制行動自由近半個月，但是，06、07兩年趙紫陽先生忌日，都沒有阻攔我前往拜祭。今年趙紫陽先生逝世三週年，國安人員"建議"我和我丈夫不去富強胡同，但我們堅持要去，後經談判，雙方達成妥協，警方放棄阻攔，我們承諾不接受媒體採訪。但是，其他幾位難友卻受到公安警察的阻攔未能前往，徐玨女士甚至受到粗暴的對待。為此，我們向北京國安和公安當局提出了口頭和書面抗議，最後，此事以警方正式向徐玨女士賠禮道歉了結。這種情況對我們難屬群體來說也是十八年來的第一次。
以上變化大體上是與中共政權近年來社會控制力日益式微的趨勢同步的。其原因我想一方面是迫於國內民間維權和反對運動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回應國際正義力量在人權方面對中國政府的持續批評；但是，從難屬群體這方面看，我想也與這個群體在抗爭中所採取的有理、有據、有節的理性態度不無關係。我們有一分事實擺一分事實，有一分道理說一分道理，堅持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遵循誠實和誠信的原則；在涉及個人權利的問題上，我們既據理力爭，又留有餘地，不放棄應得的，但又避免把事情做絕。事實上，有一些事情就是通過雙方的談判做成的。如果一味的惡言相向，一味的衝突對抗，我們這個群體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因為，就中共政權的強大而言，我們所有的對抗不啻是蚍蜉撼樹。然而，如果我們秉持上述態度和原則，中共當局就沒有任何理由不讓我們存在下去。而只要"天安門母親"群體存在一天，"六四"那血腥的一頁就翻不過去，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會隨時受到質疑，所謂"以人為本"、所謂"和諧社會"、所謂"改善人權"等等，也就無可避免地會越來越暴露其內在的虛偽性。我認為，"六四"是一個涉及國家命運、民族未來的嚴肅政治問題，處理此類問題的許可權不在警方，而在政府高層。因此，作為面對面的當事者，無論是哪一方，都應儘可能避免矛盾的激化。我們需要的是用文明來代替野蠻，用道義的力量來迫使權力者遵守人類文明的準則。文明進一寸，野蠻退一寸。按文明的準則說話、做事，不僅是公民社會成長發育所必需，也是一個現代公民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素質。在今天，能夠迫使當局放棄暴力和邪惡的，除了道義和文明，我實在想不出還能有別的。
《參與》記者："天安門母親"提出要求重新調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要求對慘案的受害者道歉和賠償；要求對慘案主要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請問現在哪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影響實現這三個訴求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丁子霖："天安門母親"在長期的抗爭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訴求，簡單來說就是這樣三項：一，重新調查和公布"六四"真相；對慘案的受害者道歉、賠償；對慘案的主要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
"六四"大屠殺是中共政權犯下的一樁空前的反人類罪行，當年鄧小平對"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完全違背事實，根本站不住腳，因此必須徹底推翻。我們十八年來作出的全部努力，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還"六四"以歷史的公正。但是，"六四"作為一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歷史遺案，不可能孤立地解決，必須把它放到現實的政治生態之中、放到中國民主轉型的實際進程之中，逐步求得公正的解決。為避免社會的震盪，我們主張把"六四"問題的解決納入法制的軌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我們提出的三項訴求，即充分體現了我們的一貫理念和主張。
這三項訴求的提出，始於1995年，至今也已有十三個年頭了，今後我們仍將堅持，決不放棄。這是因為，這些訴求涉及到還每一位"六四"死難者以歷史的公道，涉及到為每一位"六四"受害者爭取應得的權利；同時，這些訴求也事關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事關人類的正義和良知。否則，百年來人們對憲政民主的嚮往，依然會成為夢幻，未來的中國將仍然是一個黑暗、野蠻、落伍的國度，。
在這三項訴求中，我們認為第一項最為重要，它不僅是兌現後兩項訴求的前提，而且在我看來，所謂社會的寬容，所謂全民的和解，都要以真相為前提，沒有真相，就沒有寬容，更談不上和解。基於此，我們要求政府方面立即解除"六四"禁區，還原"六四"真相。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至今看不到政府方面有任何一點積極的回應。我以為，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的見證就尤其重要。在這個方面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事實上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公民投入到"說出真相，拒絕遺忘"的行動中去。土改、鎮反的真相，反右的真相，三年飢荒的真相，文革的真相，六四的真相......直至鎮壓法輪功的真相，一個一個被掩蓋的真相都相繼被披露、被還原。真相進一步 ，謊言就退一步。真相是一種力量，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我們看重和珍惜民間每一個這樣的行動。去年宗鳳鳴先生《趙紫陽先生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出版，是一個重大突破，而海外《六四檔案》等網站所做出的努力，也值得稱道。近年來，有不少海內外人士撰文、著述披露大屠殺真相，也有了不少進展。我們認為，民間的見證是重要的，沒有民間的見證，就不會有官方的解禁。但是，民間的見證畢竟不能代替官方見證。一個刻意隱瞞、掩蓋真相的政權，一個禁止、阻撓公民說出真相的政權，不可能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光明，也不可能給普通的民眾帶來真正的福祉。當然，它也會在當今的世界越來越孤立，在自己的國土上越來越失去民心。
關於第二項訴求，我們的主張是：由人大按立法程序，制定並通過專項的《六四受害者賠償法案》，依法給予慘案受害者適當的國家賠償。這個問題我們也已提了十多年了，但仍不見每年的人代大會有何動靜。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我們曾於2006年提出，可以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的問題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在國家賠償一時尚難兌現的情況下，政府有關部門本著人道精神幫助受害人解決就業、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實施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生活補助"。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極其克制的解決方案，政府方面也未能表現出起碼的誠意。我們認為，拒絕這一妥協方案，實屬失道之舉。
關於司法追究，我們在1999年就啟動了。這一年，我們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李鵬的起訴狀，高院也接受了我們的訴狀。但是，快十年過去了，當年我們向最高檢察院提出的對"六四"流血事件立案偵查、追究原國務院總理李鵬法律責任的請求，至今沒有得到高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答覆。我們認為，李鵬作為當年那場大屠殺的決策者和直接責任者，不能逃脫法律的追究。這決不是對於加害者李鵬個人的報復，而是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共產黨在半個多世紀裡對民眾欠下了纍纍血債。作為受害一方有權要求政府當局還受害者一個歷史公道，有權要求對受害一方所遭受的種種傷害和損失作出國家賠償。我們不贊成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對共產黨犯下的歷史罪惡作法外的所謂"清算"，就像當年共產黨所做的那樣，但我們不能把共產黨欠下的血債一筆抹去。我們主張把歷史罪惡的清償納入法制的軌道，
《參與》記者：請您介紹一下"天安門母親"會以怎樣的方式去為死者尋求公義，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
丁子霖："天安門母親"群體是在親人的血泊中站立起來的，親人的鮮血讓我們知道了世界上什麼叫罪惡，也使我們明白了怎樣才能有效地消除這罪惡。為此，難友們在一起商議並制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行動準則。這些準則就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以及"獨立 公開 合法"。我想，這些守則並不需要我做過多的解釋，它們已經在我們十多年來的行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裡只想就"獨立"的準則作些必要的說明。所謂獨立，並不意味著拒絕外界的同情、聲援和人道幫助，也並不意味著對待國內、國際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例漠然處之不伸出援手。但是，這個群體不依附於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不接受任何組織或個人對群體內部事務的操控。我們既獨立於執政當局，也獨立於其它民間反對組織。為此，我們特地對接受捐款作了嚴格的規定：所有捐款，不管來自何方，純屬人道性質，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一旦發現附加政治條件或變相附加政治條件，立即拒收。獨立性，是我們這個群體的生命力所在，也是這個群體得以存續到今天的根據。
上述的行動準則，也體現在我們的抗爭方式上。為死者尋求公義，為生者爭取權利，有很多方式可以選擇。比如街頭抗議，上訪伸冤等等，還有一些極端方式，如自戮或自殺式報復等。但是，這幾種方式都沒有得到我們群體中多數成員的認同與支持。街頭抗議的方式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不是不可以採用，但是，一旦發生衝突，作為絕對弱勢的一方，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當年，她們的兒女倒在了十里長街；今天，難道還能讓這些失去親人的年邁體弱的母親們遭罪、受辱於同一條大街嗎？上訪的方式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而且是一種有著古老傳統的中國式維權方式，當然也不是不可以採用。但是，"六四"大屠殺屬國家犯罪，解決"六四"問題具有全局性，而我們的訴求也並不是單一的。因此，寄希望於所謂的清官來為死難親屬伸冤，既不現實，也絕無可能。至於那些自殺式的報復性衝動，在我們群體中實際上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那麼，剩下來的方式就只有一種，即與政府對話的方式。我們的這個對話主張也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給全國人大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出來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促請人大常委會改變漠視民意、對人民呼聲置若罔聞的態度和做法，（責成政府當局）就‘六四'事件受難者問題同受難親屬進行直接的、有誠意的對話。"這封公開信同時還重申："關於"六四"遺留問題的處理，必須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辦事，不能按任何個人的意志辦理，不能因襲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過後（單方面的）所謂‘平反昭雪'的做法。"在以後的公開信中，我們還曾多次要求全國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問題作為專項議案遞交大會討論、審議；要求政府有關當局以協商、對話的方式來求得"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
我們的主張顯示了我們作為受害群體的最大的誠意、最大的理性、最大的克制。它既不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也不可能擾亂社會治安，政府方面沒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絕。當今的世界，已進入對話的時代；而當今的中國，卻依然停留在對抗的時代。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因此我們相信，爭取以對話來代替對抗，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今天，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主張要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的爭端，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當局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的分歧。我們不迷信對話，但與對抗相比，對話的優越性是明顯的。對話不是把社會導向對立和仇恨，而是把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對抗，就當政者來說，就是用槍桿子說話，用警察和監獄來對付反對者；而就民間來說，對抗就是揭竿而起，就是革命、暴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包括百年來的歷史，不就是在這種惡性的互動中走過來的嗎！而結果呢？結果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走上了民主之路，但中國這個龐然大國卻至今仍深陷於專制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我一直認為，中國變成今天這樣一個全世界專制主義的頑固堡壘，中共的幾代領袖們固然難辭其咎，而中國的民眾，尤其是民間的反對派人士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再過不到兩年，就是"六四"慘案二十週年了。十年，二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我們這些時刻都想著要為死者討回公道的母親們來說，卻是那樣的漫長。慘案當年50出頭的人，如今已屆古稀之年，當時一些年齡稍長者，如今已經80、90了。在最近的十年間，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中就有十多位難友離開了人世。要說，在解決"六四"遺留問題上，我們的心情比誰都迫切。誰不想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看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呢？然而，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至少目前可能性不大。那麼這是不是一種無望的抗爭呢？也許，很多人會這樣認為，但我們不這樣認為。是的，我們目前尚無力迫使政府坐到談判桌上來。然而，我們堅信，我們雖然在權力上處於絕對的弱勢，但是在道義上，我們卻始終處於絕對的強勢。我們不相通道義的力量永遠會被強權所壓倒，更不相信強權沒有衰敗的一天。至於這一天會什麼時候來臨，對我們來說已經並不重要。
《參與》記者：由於政府的封殺，再加上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知道或不清楚"六四"這一段歷史，您認為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應該為此做些什麼呢？
丁子霖：這種情況是存在的，早在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曾有過一位女中學生用懷疑的口氣在電話裡問我：你書中（指《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1994年香港90年代雜誌出版）公布的死難者都是真的嗎？真的死了那麼多嗎？對於這樣的詢問，我願意作詳細的解釋，因為這是當局刻意封殺資訊、掩蓋"六四"真相所致。類似這位中學生的提問，我在以後的年月裡也經常遇到。我想，這種情況今後仍將存在下去。89"六四"那段歷史，經歷的人不會忘，只是平時不提而已，但對於年輕人來說那就不同了，他們沒有經歷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很可能成為他們記憶中的空白。有鑒於此，我們在"六四"十五週年的時候提出了"說出真相拒絕遺忘 尋求正義 呼喚良知"的十六字口號，而我們這十八年來所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就是保存這一段血的歷史。我並不擔心"六四"事件會從歷史中消失。就像50年代的"反右"，60年代的"文革"沒有從歷史中消失那樣。我還想說的是，隨著大眾傳媒的發達和網路時代的來到，還原歷史真相已不再是無法企及的事情了。現在好多大學生、中學生已經從網路上知道了"六四"，而且萌生了要瞭解"六四"的願望。去年秋天，某地一所重點中學的一位老師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兩年前（大概是"六四"十五週年的時候），該校幾位高中二年級的學生，自選了一個社會調查課題（課程作業），題目就是有關"六四"的，據說他們從網路上知道了"六四"是怎麼回事，就想聽聽周圍人們的說法。這份問卷調查一共列出了十多個問題，其中有："你認為‘六四'是反革命暴亂，還是愛國民主運動？"、"你對那場運動是支持、反對還是保持中立？"等等。讓人詫異的是，這份問卷調查的對象既然擴大到了社會上的普通民眾，而且居然回收率還很高。更讓人詫異的是，這幾名學生還居然根據回收的問卷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拿到社會上去廣泛散發。當然，這件事最終讓學校領導知道了，但領導們從愛護學生出發，採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把事件平息下去了。
我說這些，是想證明一條真理：人類的正義和良知不可能完全泯滅。歷史上發生的很多事情湮沒了，但凡是關涉到流血、死人的事情尤其是大規模的殺戮，絕不可能從歷史的記憶中完全抹去。秦始皇作了很多好事，人們不一定都能記住，但他搞的"焚書坑儒"，卻至今仍家喻戶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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