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拙文《紀念「信陽反右餓死百萬人及人相食」五十週年--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中五大罪責》在《議報》刊出後，被一些網站迅速轉載，一些信陽人立即致意筆者，他們既用親身經歷證實「信陽事件」不僅餓死一百多萬人，而且引發全國性「人相食」，更強烈呼籲在「信陽事件」五十週年之際，建立民間立場的「信陽事件紀念碑」。兩位信陽中專的青年教師甚至邀請筆者到信陽，參謀籌建「信陽事件紀念碑」。現居北京的信陽自由思想者王光澤，也表示要積極推動這一有利於憲政建設的「和解工程」。
劉培珠痛憶本村「人相食」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三時許，在廣州經商的河南信陽羅山農民劉培珠先生主動打電話告訴筆者：我是一個網友，我剛在網上看到你寫的一個帖子（《紀念信陽事件五十週年》）。我是河南信陽羅山人，一九七四年生的。我沒有經歷過五九年那時的飢荒，但我的父母經歷過，他們給我講過。我爸爸五九年才六丶七歲，差一點餓死了--他認識隊裡一個放鴨的人，就叫他乾爸爸，結果就常常得到一點餵鴨的飼料而活下來了。那時我媽一直吃糠，靠吃糠丶樹皮和觀音土活過來了。吃了拉不出來，我姥姥用棍子掏她的肛門。觀音土是很難吃的，結果也給我們那裡人吃光了。還有人吃人的慘劇。我們村裡有一家人全餓死了，隔壁的人就將屍體拖過來剁掉吃了。我那吃人的鄰居，不久以後也瘋了，結果死掉了，不知道是心理壓力作用還是病死。我說的這些，在我們那裡比比皆是……
行署專員夫人目睹人間慘劇
首次大膽揭開「信陽事件」餓死百萬人真相的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雖然已於一九九三年病故，但其夫人李瑞英還健在，她清清楚楚地記得她第一次發現信陽出現「人相食」慘劇的經過。
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時左右，今年八十五歲的李瑞英在北京在電話中告知筆者：一九六一年春天省委承認有災，就派出救災工作組，我當組長，帶一個組（六七個人）到信陽西平縣搞救災。到了之後嚇了我一跳。只見村裡面的破爛，就像過去日本鬼子掃蕩過一樣，一個院子裡面有一些穿破爛衣服的死屍，許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著，大家都不敢進去。後來我們到了城關公社，公社書記給我匯報（因為我是代表地委來的），說有農民破壞屍體，吃人肉，省公安廳來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問題了，一夜沒有睡覺。
余德鴻，眼看親人相繼餓死
第一個用文章鐵證「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是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該文將「信陽事件」的慘烈程度提高到一個新高度，使「信陽事件」成為當時中國「人相食」的最高峰。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現居信陽的余德鴻兩次在電話中向筆者證實，他關於「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回憶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完全真實可靠，對許多不忍心細說的「人相食」細節，他將再寫一專文補充。
余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二○○三年全文收入《中國農村研究》一書）一文說：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奔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採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丶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吳圍孜村已建「餓死者紀念碑」
一個熱心網友給我轉來了一個「信陽農民自發建『餓死者紀念碑』」的材料--家在河南省信陽專區光山縣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孜村民組的青年農民吳曄興，和父親吳永寬一起，蒐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餓死人的名單。他說：「我的良心驅使我花了一些錢，委託村裡的人，在今年（二○○四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爺爺）立下兩塊紀念碑。我也請求父親回憶並寫下當時的情況。我想為這段最黑暗丶最苦難的歷史，做一點點見證。」
現在「吳圍孜村一九五九年餓死者紀念碑」已立在村裡，吳曄興二○○四年四月代父親吳永寬銘刻的碑文寫道--
「…… 一九五九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一萬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鬥人，若不交糧，就要交人，整天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人人都恐慌起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幾個；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餓死者和四十五戶絕戶的名單。
吳圍孜村的「餓死者紀念碑」代表了廣大信陽人和全中國善良人的願望：永遠銘記一黨專制的苦難，奮勇推進中國民主共生政治體制改革！
劉培珠痛憶本村「人相食」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三時許，在廣州經商的河南信陽羅山農民劉培珠先生主動打電話告訴筆者：我是一個網友，我剛在網上看到你寫的一個帖子（《紀念信陽事件五十週年》）。我是河南信陽羅山人，一九七四年生的。我沒有經歷過五九年那時的飢荒，但我的父母經歷過，他們給我講過。我爸爸五九年才六丶七歲，差一點餓死了--他認識隊裡一個放鴨的人，就叫他乾爸爸，結果就常常得到一點餵鴨的飼料而活下來了。那時我媽一直吃糠，靠吃糠丶樹皮和觀音土活過來了。吃了拉不出來，我姥姥用棍子掏她的肛門。觀音土是很難吃的，結果也給我們那裡人吃光了。還有人吃人的慘劇。我們村裡有一家人全餓死了，隔壁的人就將屍體拖過來剁掉吃了。我那吃人的鄰居，不久以後也瘋了，結果死掉了，不知道是心理壓力作用還是病死。我說的這些，在我們那裡比比皆是……
行署專員夫人目睹人間慘劇
首次大膽揭開「信陽事件」餓死百萬人真相的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雖然已於一九九三年病故，但其夫人李瑞英還健在，她清清楚楚地記得她第一次發現信陽出現「人相食」慘劇的經過。
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時左右，今年八十五歲的李瑞英在北京在電話中告知筆者：一九六一年春天省委承認有災，就派出救災工作組，我當組長，帶一個組（六七個人）到信陽西平縣搞救災。到了之後嚇了我一跳。只見村裡面的破爛，就像過去日本鬼子掃蕩過一樣，一個院子裡面有一些穿破爛衣服的死屍，許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著，大家都不敢進去。後來我們到了城關公社，公社書記給我匯報（因為我是代表地委來的），說有農民破壞屍體，吃人肉，省公安廳來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問題了，一夜沒有睡覺。
余德鴻，眼看親人相繼餓死
第一個用文章鐵證「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是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該文將「信陽事件」的慘烈程度提高到一個新高度，使「信陽事件」成為當時中國「人相食」的最高峰。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現居信陽的余德鴻兩次在電話中向筆者證實，他關於「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回憶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完全真實可靠，對許多不忍心細說的「人相食」細節，他將再寫一專文補充。
余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二○○三年全文收入《中國農村研究》一書）一文說：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奔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採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丶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吳圍孜村已建「餓死者紀念碑」
一個熱心網友給我轉來了一個「信陽農民自發建『餓死者紀念碑』」的材料--家在河南省信陽專區光山縣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孜村民組的青年農民吳曄興，和父親吳永寬一起，蒐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餓死人的名單。他說：「我的良心驅使我花了一些錢，委託村裡的人，在今年（二○○四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爺爺）立下兩塊紀念碑。我也請求父親回憶並寫下當時的情況。我想為這段最黑暗丶最苦難的歷史，做一點點見證。」
現在「吳圍孜村一九五九年餓死者紀念碑」已立在村裡，吳曄興二○○四年四月代父親吳永寬銘刻的碑文寫道--
「…… 一九五九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一萬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鬥人，若不交糧，就要交人，整天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人人都恐慌起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幾個；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餓死者和四十五戶絕戶的名單。
吳圍孜村的「餓死者紀念碑」代表了廣大信陽人和全中國善良人的願望：永遠銘記一黨專制的苦難，奮勇推進中國民主共生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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