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里大牆-中共勞改營的跨學科研究》
今年2月，臺北的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一部對中共勞改制度的研究專著，書名是《萬里大牆——中共勞改營的跨學科研究》。作者是魏綸和吳燕娜，魏綸是位美國人，英文原名是PhilipF.William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博士，現在紐西蘭梅西大學任教，吳燕娜來自臺灣，哈佛大學博士，現在加州大學河邊分校任教。原著是英文，書名是《The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3年前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中文版是由兩位作者自己翻譯的。
作者引用法國學者亞蘭。貝然松的一句話："二十世紀是集中營的世紀。"一提起集中營，人們就會想起德國的納粹集中營，想起蘇聯的古拉格群島，而對中國的集中營，一般人的印象就不那麼深刻了。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裡寫道，有一次當勞改營遷移到靠近中國的地方，犯人們都希望能離邊境更近一點，以便能逃到中國去。可是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其實更壞。如中國作家鄭義所說：索爾仁尼琴看到的是島嶼，而"我們中國作家所面臨的，是大海，浩瀚無涯的古拉格大海！"近十幾年來，包括吳弘達先生在內的很多人堅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使中共的勞改制度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瞭解，其標誌之一就是，"勞改"這個中文詞被收進了權威的英文詞典，《牛津簡明英文詞典》第十版和《牛津成語和寓言詞典》都同時收入了LAOGAI（勞改）這個詞語。
《萬里大牆》的兩大特色
《萬里大牆》一書具有兩大特色：其一是本書結合了整體的理論分析和具體的細節描述，其二是它的跨學科性質。作者一方面對中國勞改制度的文化和歷史淵源以及中共勞改營的創立與發展給出了整體性的理論分析，一方面又對勞改生活的具體情節給出了生動而細緻的描述，包括勞改犯們是怎樣被逮捕的，怎樣被釋放的，他們怎樣生活，怎樣死亡，他們怎樣受審判，怎樣受折磨，他們怎樣被強制學習和被批鬥被洗腦；在勞改營裡，他們吃什麼、怎樣吃，幹什麼活，怎麼幹，犯人與犯人是什麼關係，政治犯與刑事犯是什麼關係，等等等等。
斯大林講過："殺死一個人是悲劇，殺死一百萬人祇是統計數字。"這就是說，暴行的統計數字，不管數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統計的有多準確，因為它是抽象的數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為了避免統計數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選出了若干具體的事例，使抽象的統計數字變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讀者的心靈產生強烈的震撼。作者採用的材料很廣泛，包括政治學、歷史、社會學的學術資料，也包括與勞改有關的回憶錄、札記、傳記作品和虛構的文學作品。
雖然本書的重點是毛澤東時期的勞改，但作者也指出後毛澤東時期勞改、監獄制度的類似情況和一些變化。誠如美國伊利諾大學裴理查（RichardPearce）教授指出的那樣："這本書幾乎包括了所有跟勞改制度有關的各方面資訊，是這個題目在未來長久的一段時期內的權威著作。"中國的勞改營以其規模大、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而著稱。在勞改營中，除去刑事犯外，政治犯佔相當高的比例。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政治犯，其實大部分是良心犯。換句話，他們並不是因為反抗現政權或侵犯其政治秩序而被緝捕，他們僅僅是因為思想、言論、信仰而被拘禁。其中一些人之所以被當局定為敵人，並不是他們作出過什麼與當局為敵的行為，而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身份。
在中國的勞改營裡，政治犯常常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受刑事犯監控，待遇比刑事犯還要壞。犯人們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在這裡，勞動主要是一種懲罰，而不是為了經濟效益。犯人們不僅在勞改期間備受虐待，出獄後仍然受到騷擾和監控以及其他種種歧視。和蘇聯的古拉格不同，蘇聯的古拉格強制犯人身體勞動，但它差不多總是不理睬犯人的心靈。中國勞改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強調對犯人的"思想改造"，包括強迫性的政治學習，沒完沒了的寫思想匯報，檢舉揭發和大大小小的批判鬥爭會。
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譬如在1994年，中共頒布明文，正式取消"勞改"一詞，一律以"監獄"來稱呼各式各樣的監獄；政治犯、良心犯的數量也減少了許多。"如果我們以國際標準來衡量，鄧江胡時期的監獄比毛澤東時期的牢獄看起來要'正常'得多".但是作者正確地指出："我們有很多理由對這樣一個樂觀的看法感到懷疑。"因為在中國，一黨專制依然如故，且毫無放鬆的跡象。在中國，依然是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犯人在監獄中受到的實際待遇和當局的冠冕堂皇的紙面上的規定仍有極大的差距。在這裡，作者表現出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力。
就以政治犯、良心犯數量的減少為例。不錯，今天中國的政治犯、良心犯比毛時代少多了，但是這能說明多少問題呢。老話說"殺人立威"，那麼，威一旦立起來了，人自然也就可以少殺一些了。正像在清代，雍正乾隆之後，文字獄確實少了；但那未必是皇上變得開明瞭，而主要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見馬戲團裡的老獸，很少挨鞭子。
赤裸裸的邪惡作者指出，和毛時代相比，鄧江胡時代的中國監獄生活實際上沒有多少變化。"很明顯的例外是鄧江胡時期其實不注重毛澤東式意識形態上的'改造'".這一例外非常重要，最能夠揭示今日中國監獄之特性。著名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講過這樣一段故事。當初她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批判，開始時她據理力爭，信心十足，堅決不承認錯誤，可是當她被告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國會講話對她大加讚揚，她卻支持不住了。她想的是，既然美帝國主義的頭子都在說她是對的，大概她就真的是錯了。這種事要是發生在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在今天，如果某個中國的異議人士得知自己受到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領袖的高度肯定，他祇會感到倍受鼓舞而更加信心堅定。
在毛時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頗有威力。中共自以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整起人來理直氣壯。在那時，不要說一般民眾，就連大部分異議人士在主觀上都還是認同那套意識形態的。他們缺少另外的精神資源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相抗衡。這就是毛時代中共注重"思想改造"並能取得某種成效的一個原因。自鄧小平時代以來，特別是在經歷了六四事件、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儘管說到目前為止，中共的改革仍然祇限於經濟領域，但是因為這種改革是在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那對於原有的意識形態也有釜底抽薪的顛覆效果。在資本家可以入黨（其實首先是共產黨變成資本家），工人農民等"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的今天，再強調什麼"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豈不是莫大的諷刺？與此同時，今天的異議人士則堅信他們堅持的是人類普適價值，歷史是站在他們一邊。現在的問題，早就不是共產黨要從思想上改造它的對手，而是它的對手要從思想上改造共產黨了。
回到前面引用過的法國學者貝然松的那句話"二十世紀是集中營的世紀".為什麼二十世紀會成為集中營的世紀呢？原因就在於極權主義的興起。而極權主義、尤其是共產極權主義卻是以建立人間天堂為目標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講過：譴責古拉格群島是容易的。但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古拉格。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地獄，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來植根於人類心靈深處的一個對完美社會的憧憬和夢想。人們建立極權社會，本意是為了在人間建立天堂。為了建立起這樣一個完美的天堂，人們就必須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於是，在天堂工地的旁邊就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古拉格。隨著天堂工程的朝前推進，那個古拉格也越變越大。以至於不用多久，古拉格倒變成了天堂工地的主體，而天堂本身的營建卻被拋到了一邊。到頭來，人們也就弄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還是在建造古拉格？
按照這裡的說法，人們是為了建立人間天堂而建立起人間地獄，那麼，隨著天堂夢想的破碎，地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烏托邦不存，古拉格焉附？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共產黨一黨專制也就結束了，集中營也壽終正寢。唯獨中國不然。唯獨在中國，勞改制度仍然存在，儘管其規模有所縮減，然而其性質卻更加惡劣。因為失去了天堂的美妙包裝，地獄早已是毫無掩飾、一絲不掛。假如說毛時代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多少還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致命自負（fatalconceit）"，那麼，今天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則完全是出於王朔說的"我是流氓我怕誰".
今日中共的邪惡，乃是一種赤裸裸的邪惡。而就是這樣一種赤裸裸的邪惡政權居然還能存在，居然還能被不少人所容忍，甚至還能受到某種讚揚。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應當怎樣來面對這個問題呢？掩卷之餘，不禁令人深長思之。
轉自《北京之春》2007年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今年2月，臺北的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一部對中共勞改制度的研究專著，書名是《萬里大牆——中共勞改營的跨學科研究》。作者是魏綸和吳燕娜，魏綸是位美國人，英文原名是PhilipF.William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博士，現在紐西蘭梅西大學任教，吳燕娜來自臺灣，哈佛大學博士，現在加州大學河邊分校任教。原著是英文，書名是《The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3年前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中文版是由兩位作者自己翻譯的。
作者引用法國學者亞蘭。貝然松的一句話："二十世紀是集中營的世紀。"一提起集中營，人們就會想起德國的納粹集中營，想起蘇聯的古拉格群島，而對中國的集中營，一般人的印象就不那麼深刻了。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裡寫道，有一次當勞改營遷移到靠近中國的地方，犯人們都希望能離邊境更近一點，以便能逃到中國去。可是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其實更壞。如中國作家鄭義所說：索爾仁尼琴看到的是島嶼，而"我們中國作家所面臨的，是大海，浩瀚無涯的古拉格大海！"近十幾年來，包括吳弘達先生在內的很多人堅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使中共的勞改制度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瞭解，其標誌之一就是，"勞改"這個中文詞被收進了權威的英文詞典，《牛津簡明英文詞典》第十版和《牛津成語和寓言詞典》都同時收入了LAOGAI（勞改）這個詞語。
《萬里大牆》的兩大特色
《萬里大牆》一書具有兩大特色：其一是本書結合了整體的理論分析和具體的細節描述，其二是它的跨學科性質。作者一方面對中國勞改制度的文化和歷史淵源以及中共勞改營的創立與發展給出了整體性的理論分析，一方面又對勞改生活的具體情節給出了生動而細緻的描述，包括勞改犯們是怎樣被逮捕的，怎樣被釋放的，他們怎樣生活，怎樣死亡，他們怎樣受審判，怎樣受折磨，他們怎樣被強制學習和被批鬥被洗腦；在勞改營裡，他們吃什麼、怎樣吃，幹什麼活，怎麼幹，犯人與犯人是什麼關係，政治犯與刑事犯是什麼關係，等等等等。
斯大林講過："殺死一個人是悲劇，殺死一百萬人祇是統計數字。"這就是說，暴行的統計數字，不管數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統計的有多準確，因為它是抽象的數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為了避免統計數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選出了若干具體的事例，使抽象的統計數字變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讀者的心靈產生強烈的震撼。作者採用的材料很廣泛，包括政治學、歷史、社會學的學術資料，也包括與勞改有關的回憶錄、札記、傳記作品和虛構的文學作品。
雖然本書的重點是毛澤東時期的勞改，但作者也指出後毛澤東時期勞改、監獄制度的類似情況和一些變化。誠如美國伊利諾大學裴理查（RichardPearce）教授指出的那樣："這本書幾乎包括了所有跟勞改制度有關的各方面資訊，是這個題目在未來長久的一段時期內的權威著作。"中國的勞改營以其規模大、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而著稱。在勞改營中，除去刑事犯外，政治犯佔相當高的比例。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政治犯，其實大部分是良心犯。換句話，他們並不是因為反抗現政權或侵犯其政治秩序而被緝捕，他們僅僅是因為思想、言論、信仰而被拘禁。其中一些人之所以被當局定為敵人，並不是他們作出過什麼與當局為敵的行為，而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身份。
在中國的勞改營裡，政治犯常常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受刑事犯監控，待遇比刑事犯還要壞。犯人們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在這裡，勞動主要是一種懲罰，而不是為了經濟效益。犯人們不僅在勞改期間備受虐待，出獄後仍然受到騷擾和監控以及其他種種歧視。和蘇聯的古拉格不同，蘇聯的古拉格強制犯人身體勞動，但它差不多總是不理睬犯人的心靈。中國勞改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強調對犯人的"思想改造"，包括強迫性的政治學習，沒完沒了的寫思想匯報，檢舉揭發和大大小小的批判鬥爭會。
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譬如在1994年，中共頒布明文，正式取消"勞改"一詞，一律以"監獄"來稱呼各式各樣的監獄；政治犯、良心犯的數量也減少了許多。"如果我們以國際標準來衡量，鄧江胡時期的監獄比毛澤東時期的牢獄看起來要'正常'得多".但是作者正確地指出："我們有很多理由對這樣一個樂觀的看法感到懷疑。"因為在中國，一黨專制依然如故，且毫無放鬆的跡象。在中國，依然是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犯人在監獄中受到的實際待遇和當局的冠冕堂皇的紙面上的規定仍有極大的差距。在這裡，作者表現出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力。
就以政治犯、良心犯數量的減少為例。不錯，今天中國的政治犯、良心犯比毛時代少多了，但是這能說明多少問題呢。老話說"殺人立威"，那麼，威一旦立起來了，人自然也就可以少殺一些了。正像在清代，雍正乾隆之後，文字獄確實少了；但那未必是皇上變得開明瞭，而主要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見馬戲團裡的老獸，很少挨鞭子。
赤裸裸的邪惡作者指出，和毛時代相比，鄧江胡時代的中國監獄生活實際上沒有多少變化。"很明顯的例外是鄧江胡時期其實不注重毛澤東式意識形態上的'改造'".這一例外非常重要，最能夠揭示今日中國監獄之特性。著名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講過這樣一段故事。當初她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批判，開始時她據理力爭，信心十足，堅決不承認錯誤，可是當她被告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國會講話對她大加讚揚，她卻支持不住了。她想的是，既然美帝國主義的頭子都在說她是對的，大概她就真的是錯了。這種事要是發生在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在今天，如果某個中國的異議人士得知自己受到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領袖的高度肯定，他祇會感到倍受鼓舞而更加信心堅定。
在毛時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頗有威力。中共自以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整起人來理直氣壯。在那時，不要說一般民眾，就連大部分異議人士在主觀上都還是認同那套意識形態的。他們缺少另外的精神資源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相抗衡。這就是毛時代中共注重"思想改造"並能取得某種成效的一個原因。自鄧小平時代以來，特別是在經歷了六四事件、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儘管說到目前為止，中共的改革仍然祇限於經濟領域，但是因為這種改革是在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那對於原有的意識形態也有釜底抽薪的顛覆效果。在資本家可以入黨（其實首先是共產黨變成資本家），工人農民等"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的今天，再強調什麼"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豈不是莫大的諷刺？與此同時，今天的異議人士則堅信他們堅持的是人類普適價值，歷史是站在他們一邊。現在的問題，早就不是共產黨要從思想上改造它的對手，而是它的對手要從思想上改造共產黨了。
回到前面引用過的法國學者貝然松的那句話"二十世紀是集中營的世紀".為什麼二十世紀會成為集中營的世紀呢？原因就在於極權主義的興起。而極權主義、尤其是共產極權主義卻是以建立人間天堂為目標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講過：譴責古拉格群島是容易的。但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古拉格。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地獄，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來植根於人類心靈深處的一個對完美社會的憧憬和夢想。人們建立極權社會，本意是為了在人間建立天堂。為了建立起這樣一個完美的天堂，人們就必須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於是，在天堂工地的旁邊就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古拉格。隨著天堂工程的朝前推進，那個古拉格也越變越大。以至於不用多久，古拉格倒變成了天堂工地的主體，而天堂本身的營建卻被拋到了一邊。到頭來，人們也就弄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還是在建造古拉格？
按照這裡的說法，人們是為了建立人間天堂而建立起人間地獄，那麼，隨著天堂夢想的破碎，地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烏托邦不存，古拉格焉附？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共產黨一黨專制也就結束了，集中營也壽終正寢。唯獨中國不然。唯獨在中國，勞改制度仍然存在，儘管其規模有所縮減，然而其性質卻更加惡劣。因為失去了天堂的美妙包裝，地獄早已是毫無掩飾、一絲不掛。假如說毛時代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多少還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致命自負（fatalconceit）"，那麼，今天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則完全是出於王朔說的"我是流氓我怕誰".
今日中共的邪惡，乃是一種赤裸裸的邪惡。而就是這樣一種赤裸裸的邪惡政權居然還能存在，居然還能被不少人所容忍，甚至還能受到某種讚揚。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應當怎樣來面對這個問題呢？掩卷之餘，不禁令人深長思之。
轉自《北京之春》2007年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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