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作者（左）與姚監復先生合影
新聞出版自由不僅僅是記者和作者的事情。這是全社會的公民之所以能夠履行主人翁職責的起碼條件。黨和國家封鎖消息，就是封鎖大家的耳目；壟斷輿論，就是壟斷大家的嘴巴；查禁書報，就是查禁全體老百姓互相交流的渠道。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家一定不是共和國。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在那種國家裡，有資格當主人的，只能是有權封鎖消息，壟斷輿論，查禁書報的官僚。所以，有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不僅僅決定著記者和作者的命運，而且決定著國家和社會的性質。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共和國，共和制度非異化不可，那裡的公民必然淪落為僕人，而公僕則一定僭越為主人。
書報是查禁不得的。一百六十多年前，有一位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寫了一篇批評書報檢查制度的論文，一針見血。他指出，書報檢查令的出發點，是「對官員的無限信任，對非官員的無限不信任。」 他質疑，「既然有這麼一批萬能的天才（每個城市至少有一個檢查官），他們為什麼不去以作家的姿態出現呢？」他的結論是，「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這位青年，名叫馬克思，上述論文是《馬恩全集》的開卷篇。在中國，堅持書報檢查制度最力的，與其說是國務院，毋寧說是高舉馬克思旗幟的中共中央。我不厭其煩引用這些話，是希望有關負責人在日理萬機之餘，不妨聽聽來自老祖宗的不同意見，希望不致於殃及池魚，把《馬恩全集》也查禁掉。
共產黨犯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吃了輿論一律的虧。共產黨文過飾非，餓死人就絕對不得登報；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的書當然必須禁絕；鄧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全社會應該立即鴉雀無聲。儘管斯大林講，自下而上的意見，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正確性，也應該重視；但是，中國共產黨認為，不符合主旋律的輿論，即使百分之百正確，也不得漏網。輿論一律，騙了國人，也迷惑了共產黨自己，在一片歡呼的陶醉之中一意孤行，使本來不難糾正的小錯誤，一個個都發展成為全國性長期性的大災難。無怪乎每隔多少年非把堆積如山的文字獄平反一次到若干次不可，來來回回瞎折騰。我敢說，即使叫毛澤東鄧小平到中宣部或新聞出版署親自擔任特高級書報檢查官，也肯定錯得一塌糊塗，何況那些水平遠不如毛鄧的二三四流天才？
那麼，怎麼鑒別信息的真偽，主張的正誤，書報的好壞呢？老百姓有經驗，「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毛澤東也說，有比較才能有鑒別。何況鑒別的主體，本來就應該是國家的主人，不應該只是大大小小的公僕。所以，與其到全國各地去物色超毛超鄧的天才，不如老老實實採納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意見，從此「廢除書報檢查制度」，保障各種報導各種議論都有權來參加「百家爭鳴」 ！
溫輝先生治學有素，洞若觀火。辦《爭鳴》月刊，風雨如晦，老而彌堅，歷三十年。頃囑為文，不敢草草，謹撰此議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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