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山東堂邑縣（今冠縣）人。乞丐，開始有姓無名，因為他在家族子弟中排行第七，因此稱為武七。武七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從小跟隨母親在街市上行乞，一旦行乞得了錢，就一定會買美味的食物侍奉母親。後來他的母親也去世了，武七稍微一長大，就或者賣苦力，或者行乞謀生。由於恨自己不認識字，武七發誓要積累錢財設立義學，所以將所得的錢財寄放在富家借貸生息，累計借貸給三十多人，後來用積下的錢買下了二百三十多畝田，依然像從前一樣行乞。還是穿著破舊的衣服，只能蓋住小腿，武七白天行乞，晚上織布。有人勸他娶妻，武七卻謝絕了。
這樣又過了幾年，武七終於在他的家鄉柳林莊興立了他的第一個義塾，這個義塾耗費了四千餘串銅錢，武七將自己此前買下的田產全部拿出來作為資塾之用。義塾分為兩級，第一級稱為「蒙學」，第二級稱為「經學」。義塾開學那天，武七先拜見請來的義塾教書先生，然後又遍拜每一個來唸書的學生，親自拿著裝滿豐盛食物的餐具招待教書先生，然後武七就退避到了義塾門外，等宴會結束之後，才吃了一點剩下的食物。武七說：「我是乞丐，不敢和教書先生行平等的禮」。
武七曾經有一次從外面來到義塾中，遇到教書先生白天在睡覺，他就默默地跪在床榻之前，教書先生從睡夢中驚起；遇到學生嬉戲，他也如此：教書先生和學生們因此都相互戒勉，更加努力的治學。有學生唸書不認真，武七聽到了，就哭著勸那個學生用心唸書。當地有官吏表彰他的勤苦勸學，就給武七起名為「武訓」。
武訓有一次到了一個叫館陶的地方，有一位叫了證的僧人要在館陶的鴉莊興立學塾，但是錢不夠，於是武訓就拿出了幾百串銅錢幫助他建成了學塾。後來武訓又積累了千餘串銅錢，在臨清建立了義塾，武訓興建的義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當地縣裡有一位張家的，名喚陳氏的寡婦，家裡很貧窮，割自己身上的肉侍奉自己的婆婆，於是武訓就送給她十畝田幫助她奉養自己的婆婆。武訓要是遇到孤苦貧寒的人，就會立刻借錢幫助他，但是卻終身不去討要，也不將這樣的事情告訴別人。
光緒二十三年，武訓在臨清義塾外面的屋廊之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九歲。在武訓的病很危急的時候，他聽到一群學生的唸書誦讀之聲，還睜著眼睛在那裡笑呢！當地人被武訓的興學之義所感動，就給武訓刻了一個石像，返回了四十畝田，讓武訓的侄子進行祭祀。山東的巡撫官員張曜和袁樹勛先後向朝廷上疏，請求予以表彰，朝廷最後下令建造一座孝義祠祭祀武訓。
以上是《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上面關於武訓興辦義學的列傳故事。由於武訓幾十年行乞興辦義學，後人尊稱他是「千古奇丐」、「武聖人」。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對武訓推崇備至，創辦育才中學，提倡「武訓精神」。
武訓的傳奇並不止在於他行乞興辦義學的本身，更在於後人對他興辦義學截然對立的褒貶評判。1944年，電影導演孫瑜受陶行之先生所托，決定將武訓的故事拍拍攝成電影。經過多方努力，1948年7月，正值中共和中華民國內戰正酣的時候，中國電影製片廠終於答應投資拍攝《武訓傳》。1948年11月，剛剛拍攝了影片的三分之一，由於受到中共全面奪取天下政權的影響，隸屬於中華民國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遭遇了難以逾越的困難，不得不停拍《武訓傳》。1949年2月，隸屬中共陣營的崑崙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武訓傳》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加入崑崙公司繼續接拍此片。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武訓傳》在1951年2月完成拍攝之前，按照當時中共的口味，對劇本進行了三次修改，其中前兩次修改帶著濃烈的政治色彩。
1950年底，初步拍攝成功的《武訓傳》首次公映，據當時的描述，「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是好評如潮，‘口碑載道’」。1951年2月，為了盡快通過中共的電影審查，孫瑜帶著拷貝到北京找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頭目。1951年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胡喬木、朱德等一百多名中共頭領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武訓傳》。「大廳裡反映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中共軍事頭領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說「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胡喬木沒有提多少意見，周恩來只是希望將影片中表現武訓在行乞過程中被人毒打的鏡頭剪短。孫瑜馬上照辦。
從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社會上對《武訓傳》的評價基本是正面的，中國大陸各大報刊發表了50多篇影評和介紹性文字，其中只有幾篇對武訓和影片持批評態度。但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班》發表毛澤東親自捉筆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之後，整個社會對《武訓傳》的態度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各大報刊開始紛紛刊登帶著大批判調子的文章，到1951年8月底，各地報刊一共發表了850多篇這樣的文章。文化界人士被組織起來發表表態性文章，跟《武訓傳》拍攝有關的人員被迫發表公開「檢討」，稱讚過《武訓傳》的人士被要求進行公開的「自我批評」，人們被迫參加中共組織的各種批判會。
為了達到更深一步的批判《武訓傳》的目的，中共由周揚和江青等13人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武訓歷史調查組」，在堂邑等地對武訓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所謂歷史調查，最後由江青等3人執筆，寫出了所謂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的身份污蔑為「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隨後，1951年8月8日，周揚在《人民日報》上面發表了《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一文，將電影《武訓傳》定論性批判為「反人民、反歷史和反現實主義」。中共頭領周恩來被要求在中共內部做「檢查」，相關人士有被迫作公開「檢討」的，也有後來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武訓在當時社會人們的心目中成為「歷史罪人」，《武訓傳》被禁映，社會對《武訓傳》的評價由正面走向反面。
批判《武訓傳》是毛澤東親手發動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性運動，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持續了將近一年。在這場運動打擊下，中國大陸的私營影業立刻消亡，中共自己控制的電影廠也被迫停產。在這場運動開始之後，一年半的時間之內，中國大陸沒有一個電影劇本通過中共的審查。文藝界按照中共的邏輯思維方式進行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藝創作局面開始形成，一個中共嚴厲管制文藝界的歷史鐵籠罩向中華大地，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觀。直到今天，《武訓傳》在中共控制的中國大陸都不能公映，也不能出版音像製品，絕大部分文學史和電影史著作依舊按照中共話語論調來解釋這場運動。
那麼，1951年5月20給《武訓傳》判下「死刑」的毛澤東之文到底講了些什麼呢？第一，認定《武訓傳》是完全不合中共邏輯思維的「反動宣傳」；第二，不點名的指責中共內部周恩來，朱德等這樣的高級頭領「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卻「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
這裡的關鍵是，周恩來、朱德這樣的中共高級頭目對之毫無覺察的事物，擺到毛澤東前面，毛澤東卻能像狼狗一樣用高度敏銳的嗅覺又狠又準的發覺裡麵包含的不合中共邪惡口味，不符合共產主義邪惡邏輯的內涵，這不能不說是只有毛澤東才能跟中共和共產主義最邪惡內在本性保持高度同頻共鳴效應的結果和表現。
毛澤東這種與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最邪惡本性能保持高度同頻共鳴效應的獨一無二本能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表露，在最關鍵的歷史時刻一次次的扭轉共產黨在中國的命運，要麼挽救共產黨的邪命，要麼大大擴張共產黨的邪惡勢力，要麼幫助共產黨實現其邪惡的奪權目的，要麼激發共產黨最殘暴，最邪惡的本性，肆虐人間。
在歷史上，是誰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找到了實現其「打碎舊世界」邪惡目的的最佳人選？是毛澤東，是它發現了中國大陸農村地痞流氓這樣的「革命最堅定者」。
在歷史上，鼓吹共產主義暴力，煽動武裝奪權，誰是叫得最凶的共產主義分子？是毛澤東，是它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在歷史上，是誰為共產黨打下了它在中國的第一塊大落腳地？是毛澤東，是它帶領朱毛共匪盤踞井岡山，定「都」瑞金，讓共產黨在中國建起了它的第一個國中之國。
在歷史上，是誰在共產黨敗亡逃奔時讓共產黨避免了滅頂之災？是毛澤東，是它幫助共產黨改變了遭受第五次圍剿之後大逃亡的逃跑路線，帶領共產黨闖入貴州，避路湘中湘西，讓共產黨跳出了蔣介石不下的天羅地網。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登堂入室，進入國家殿堂？是毛澤東，是它一手策劃了「西安事變」，逼迫中華民國接納農民土匪出身的共產黨，成為國家承認的地方武裝割據勢力。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擴張成邪氣高漲的龐大邪惡勢力？是毛澤東，是它力主「一分抗日，二分內戰，七分擴張」，讓共產黨擴張成能與中華民國分庭抗禮的反叛勢力。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奪取了天下？是毛澤東，是它勾結蘇聯，出賣國家，獲取軍援，吞併了中華民國大陸，讓共產黨奪取了天下。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運動，殘害人間？是毛澤東，是它一手發動的各種暴力政治運動，幫助共產黨清洗了在中國大陸的一切異己力量。
從毛澤東斥責周恩來等人喪失「批判」能力和「投降」來看，共產黨是惡龍，毛澤東就是這惡龍的龍頭。共產黨發動的每一次邪惡的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這個龍頭標定方向和目標，拖著共產黨的惡龍之身，向著萬丈高崖之下，無底深淵之中的罪惡泥潭盤曲游弋而去。這個過程中，共產黨的惡龍之身之尾稍不如龍頭之意，或有遲疑之色，它就要將惡龍之身靠向崎嶇怪石，將惡龍之尾拍向花崗石牆，龍血淋漓，脫皮斷尾，在所不惜。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批判《武訓傳》所寫的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在1967年5月26日被《人民日報》重新發表。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與1951年5月20日的首次發表遙相呼應。1967年是個什麼年代呢？是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最大一次暴力政治運動——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個年頭。
毛澤東的文章，時隔16年之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被特意重新發表，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稀罕之事。而這一次，陪同《武訓傳》一起被批判、指責的中共內部高級頭領，已經不是周恩來，而是：劉少奇——狂熱的共產主義赤色中國大陸民眾在對毛澤東社論的歡呼聲中宣布「把《武訓傳》和《修養》一起拋進垃圾堆」，其中，所謂《修養》，是中共內部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個人之作。
劉少奇為什麼會成為毛澤東不惜發起「文化大革命」來打倒的對象呢？從根本上講，就是因為之前的大概十年之中，毛澤東不惜殘害億萬民眾，都一心想要大耍共產主義之邪，而劉少奇則對此有所保留。毛澤東要讓共產主義的萬分邪統統上演，劉少奇卻不干，它只想來共產主義的千分邪。於是劉少奇便成為毛澤東的肉中釘，眼中刺，非得盡除而後快。周恩來早就在1951年那次大批《武訓傳》的暴力文化政治運中重領教過毛澤東的這種最變態的共產主義邪氣了。
仔細想一想，你可以從中發現什麼呢？通觀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罪惡史，相信你會恍然大悟：原來毛澤東就是最邪惡的共產主義狂熱分子。
註：參考文獻，嚴秀，《風雨蒼黃〈武訓傳〉》
這樣又過了幾年，武七終於在他的家鄉柳林莊興立了他的第一個義塾，這個義塾耗費了四千餘串銅錢，武七將自己此前買下的田產全部拿出來作為資塾之用。義塾分為兩級，第一級稱為「蒙學」，第二級稱為「經學」。義塾開學那天，武七先拜見請來的義塾教書先生，然後又遍拜每一個來唸書的學生，親自拿著裝滿豐盛食物的餐具招待教書先生，然後武七就退避到了義塾門外，等宴會結束之後，才吃了一點剩下的食物。武七說：「我是乞丐，不敢和教書先生行平等的禮」。
武七曾經有一次從外面來到義塾中，遇到教書先生白天在睡覺，他就默默地跪在床榻之前，教書先生從睡夢中驚起；遇到學生嬉戲，他也如此：教書先生和學生們因此都相互戒勉，更加努力的治學。有學生唸書不認真，武七聽到了，就哭著勸那個學生用心唸書。當地有官吏表彰他的勤苦勸學，就給武七起名為「武訓」。
武訓有一次到了一個叫館陶的地方，有一位叫了證的僧人要在館陶的鴉莊興立學塾，但是錢不夠，於是武訓就拿出了幾百串銅錢幫助他建成了學塾。後來武訓又積累了千餘串銅錢，在臨清建立了義塾，武訓興建的義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當地縣裡有一位張家的，名喚陳氏的寡婦，家裡很貧窮，割自己身上的肉侍奉自己的婆婆，於是武訓就送給她十畝田幫助她奉養自己的婆婆。武訓要是遇到孤苦貧寒的人，就會立刻借錢幫助他，但是卻終身不去討要，也不將這樣的事情告訴別人。
光緒二十三年，武訓在臨清義塾外面的屋廊之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九歲。在武訓的病很危急的時候，他聽到一群學生的唸書誦讀之聲，還睜著眼睛在那裡笑呢！當地人被武訓的興學之義所感動，就給武訓刻了一個石像，返回了四十畝田，讓武訓的侄子進行祭祀。山東的巡撫官員張曜和袁樹勛先後向朝廷上疏，請求予以表彰，朝廷最後下令建造一座孝義祠祭祀武訓。
以上是《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上面關於武訓興辦義學的列傳故事。由於武訓幾十年行乞興辦義學，後人尊稱他是「千古奇丐」、「武聖人」。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對武訓推崇備至，創辦育才中學，提倡「武訓精神」。
武訓的傳奇並不止在於他行乞興辦義學的本身，更在於後人對他興辦義學截然對立的褒貶評判。1944年，電影導演孫瑜受陶行之先生所托，決定將武訓的故事拍拍攝成電影。經過多方努力，1948年7月，正值中共和中華民國內戰正酣的時候，中國電影製片廠終於答應投資拍攝《武訓傳》。1948年11月，剛剛拍攝了影片的三分之一，由於受到中共全面奪取天下政權的影響，隸屬於中華民國的中國電影製片廠遭遇了難以逾越的困難，不得不停拍《武訓傳》。1949年2月，隸屬中共陣營的崑崙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武訓傳》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加入崑崙公司繼續接拍此片。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武訓傳》在1951年2月完成拍攝之前，按照當時中共的口味，對劇本進行了三次修改，其中前兩次修改帶著濃烈的政治色彩。
1950年底，初步拍攝成功的《武訓傳》首次公映，據當時的描述，「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是好評如潮，‘口碑載道’」。1951年2月，為了盡快通過中共的電影審查，孫瑜帶著拷貝到北京找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頭目。1951年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胡喬木、朱德等一百多名中共頭領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武訓傳》。「大廳裡反映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中共軍事頭領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說「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胡喬木沒有提多少意見，周恩來只是希望將影片中表現武訓在行乞過程中被人毒打的鏡頭剪短。孫瑜馬上照辦。
從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社會上對《武訓傳》的評價基本是正面的，中國大陸各大報刊發表了50多篇影評和介紹性文字，其中只有幾篇對武訓和影片持批評態度。但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班》發表毛澤東親自捉筆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之後，整個社會對《武訓傳》的態度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各大報刊開始紛紛刊登帶著大批判調子的文章，到1951年8月底，各地報刊一共發表了850多篇這樣的文章。文化界人士被組織起來發表表態性文章，跟《武訓傳》拍攝有關的人員被迫發表公開「檢討」，稱讚過《武訓傳》的人士被要求進行公開的「自我批評」，人們被迫參加中共組織的各種批判會。
為了達到更深一步的批判《武訓傳》的目的，中共由周揚和江青等13人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武訓歷史調查組」，在堂邑等地對武訓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所謂歷史調查，最後由江青等3人執筆，寫出了所謂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的身份污蔑為「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隨後，1951年8月8日，周揚在《人民日報》上面發表了《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一文，將電影《武訓傳》定論性批判為「反人民、反歷史和反現實主義」。中共頭領周恩來被要求在中共內部做「檢查」，相關人士有被迫作公開「檢討」的，也有後來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武訓在當時社會人們的心目中成為「歷史罪人」，《武訓傳》被禁映，社會對《武訓傳》的評價由正面走向反面。
批判《武訓傳》是毛澤東親手發動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性運動，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持續了將近一年。在這場運動打擊下，中國大陸的私營影業立刻消亡，中共自己控制的電影廠也被迫停產。在這場運動開始之後，一年半的時間之內，中國大陸沒有一個電影劇本通過中共的審查。文藝界按照中共的邏輯思維方式進行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藝創作局面開始形成，一個中共嚴厲管制文藝界的歷史鐵籠罩向中華大地，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觀。直到今天，《武訓傳》在中共控制的中國大陸都不能公映，也不能出版音像製品，絕大部分文學史和電影史著作依舊按照中共話語論調來解釋這場運動。
那麼，1951年5月20給《武訓傳》判下「死刑」的毛澤東之文到底講了些什麼呢？第一，認定《武訓傳》是完全不合中共邏輯思維的「反動宣傳」；第二，不點名的指責中共內部周恩來，朱德等這樣的高級頭領「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卻「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
這裡的關鍵是，周恩來、朱德這樣的中共高級頭目對之毫無覺察的事物，擺到毛澤東前面，毛澤東卻能像狼狗一樣用高度敏銳的嗅覺又狠又準的發覺裡麵包含的不合中共邪惡口味，不符合共產主義邪惡邏輯的內涵，這不能不說是只有毛澤東才能跟中共和共產主義最邪惡內在本性保持高度同頻共鳴效應的結果和表現。
毛澤東這種與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最邪惡本性能保持高度同頻共鳴效應的獨一無二本能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表露，在最關鍵的歷史時刻一次次的扭轉共產黨在中國的命運，要麼挽救共產黨的邪命，要麼大大擴張共產黨的邪惡勢力，要麼幫助共產黨實現其邪惡的奪權目的，要麼激發共產黨最殘暴，最邪惡的本性，肆虐人間。
在歷史上，是誰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找到了實現其「打碎舊世界」邪惡目的的最佳人選？是毛澤東，是它發現了中國大陸農村地痞流氓這樣的「革命最堅定者」。
在歷史上，鼓吹共產主義暴力，煽動武裝奪權，誰是叫得最凶的共產主義分子？是毛澤東，是它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在歷史上，是誰為共產黨打下了它在中國的第一塊大落腳地？是毛澤東，是它帶領朱毛共匪盤踞井岡山，定「都」瑞金，讓共產黨在中國建起了它的第一個國中之國。
在歷史上，是誰在共產黨敗亡逃奔時讓共產黨避免了滅頂之災？是毛澤東，是它幫助共產黨改變了遭受第五次圍剿之後大逃亡的逃跑路線，帶領共產黨闖入貴州，避路湘中湘西，讓共產黨跳出了蔣介石不下的天羅地網。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登堂入室，進入國家殿堂？是毛澤東，是它一手策劃了「西安事變」，逼迫中華民國接納農民土匪出身的共產黨，成為國家承認的地方武裝割據勢力。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擴張成邪氣高漲的龐大邪惡勢力？是毛澤東，是它力主「一分抗日，二分內戰，七分擴張」，讓共產黨擴張成能與中華民國分庭抗禮的反叛勢力。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奪取了天下？是毛澤東，是它勾結蘇聯，出賣國家，獲取軍援，吞併了中華民國大陸，讓共產黨奪取了天下。
在歷史上，是誰讓共產黨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運動，殘害人間？是毛澤東，是它一手發動的各種暴力政治運動，幫助共產黨清洗了在中國大陸的一切異己力量。
從毛澤東斥責周恩來等人喪失「批判」能力和「投降」來看，共產黨是惡龍，毛澤東就是這惡龍的龍頭。共產黨發動的每一次邪惡的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這個龍頭標定方向和目標，拖著共產黨的惡龍之身，向著萬丈高崖之下，無底深淵之中的罪惡泥潭盤曲游弋而去。這個過程中，共產黨的惡龍之身之尾稍不如龍頭之意，或有遲疑之色，它就要將惡龍之身靠向崎嶇怪石，將惡龍之尾拍向花崗石牆，龍血淋漓，脫皮斷尾，在所不惜。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批判《武訓傳》所寫的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在1967年5月26日被《人民日報》重新發表。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與1951年5月20日的首次發表遙相呼應。1967年是個什麼年代呢？是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最大一次暴力政治運動——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個年頭。
毛澤東的文章，時隔16年之後，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被特意重新發表，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稀罕之事。而這一次，陪同《武訓傳》一起被批判、指責的中共內部高級頭領，已經不是周恩來，而是：劉少奇——狂熱的共產主義赤色中國大陸民眾在對毛澤東社論的歡呼聲中宣布「把《武訓傳》和《修養》一起拋進垃圾堆」，其中，所謂《修養》，是中共內部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個人之作。
劉少奇為什麼會成為毛澤東不惜發起「文化大革命」來打倒的對象呢？從根本上講，就是因為之前的大概十年之中，毛澤東不惜殘害億萬民眾，都一心想要大耍共產主義之邪，而劉少奇則對此有所保留。毛澤東要讓共產主義的萬分邪統統上演，劉少奇卻不干，它只想來共產主義的千分邪。於是劉少奇便成為毛澤東的肉中釘，眼中刺，非得盡除而後快。周恩來早就在1951年那次大批《武訓傳》的暴力文化政治運中重領教過毛澤東的這種最變態的共產主義邪氣了。
仔細想一想，你可以從中發現什麼呢？通觀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罪惡史，相信你會恍然大悟：原來毛澤東就是最邪惡的共產主義狂熱分子。
註：參考文獻，嚴秀，《風雨蒼黃〈武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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