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總把風風雨雨這個詞用來形容自己坎坷而動盪的人生，那是他們幾十年的生活寫照。我卻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還是兒童的時期，就已經歷了常人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和離奇的遭遇。誰也不會想到，從那之後，我又被輾轉相送了十家之多，最後的一個終點，是落在一個住在西四附近磚塔胡同的兩口之家那裡。是誰把我送來的，經過了怎樣的程序我早已忘記，我只記得在這個家庭裡，我得到了溫暖和愛護。這個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的養父姓馬，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在一個回民飯館裡上班，在當時還是一個小頭目，他的愛人也就是我的養母，也姓馬，在一家托兒所上班，兩人心腸非常好，就是養母脾氣有些暴躁，到她家我已五歲多。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裡結束的。這個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還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見底，直到我離開這個院落的時候，也不知道這口井下面到底隱藏著什麼。院子的西房門口種著兩顆粗壯的樹，一顆是椿樹（臭椿），一顆是榆樹，就是這顆榆樹，救活了我們院內兩戶人家的命。
院子裡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貧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拉三輪車的，媳婦無業在家，他們家有七個孩子；北屋住的是兩代人，擠在低矮的平房內；南屋是個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個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帶孩子做飯。在平常的日子裡，小院裡洋溢著祥和的氣氛，誰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別的家裡的小孩子會聞著香味跑過去，免不了這家的飯菜就要被孩子們搶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興，就故意的做一鍋香噴噴的肉，早早的打開鍋蓋，讓院子裡充滿誘人的肉香，真到熟了的時候他就會站在院中央，老張老李的叫著，催著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之時，余熱未消，大家便從低矮的平房裡走了出來，每人拿著一個小板凳，都很自覺的在那口枯井邊周圍圍坐一圈。男人們儘可能的講一些別人不知的奇聞，以顯示自己見識之廣，女人們偶爾也要故作姿態的插上一句，以顯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們就慘了，聽著大人們的聊天，如聞天書，但也不走，因為院中兩顆粗壯的大樹，把整個院子抱在它的腳下，在熱的天氣裡，也能透出些許的涼意。
好景不長，我來到這戶人家沒有兩年的光景，就趕上了60年人和自然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養父母家在當時成了院裡的土財主，養父母是雙職工，只有我一個孩子，養父又能利用職務之變從磨豆腐的豆漿房裡每天能帶回一大包豆腐渣，這些豆腐渣除了接濟院內幾戶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我們就能夠填飽肚子。西屋那家拉車的是最難過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每天靠一膀子力氣掙錢，自然就要吃飽肚子。等到大家苦撐到自然災害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家連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沒有辦法吃大鍋飯了，每頓飯都要由孩子的媽媽，把每人每天的口糧，分別放在各自的碗裡，然後上鍋去蒸。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孩子的媽媽在蓋上鍋蓋之前，悄悄地將碗裡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裡，然後就像數米粒一樣，數出那麼幾十顆米，放在家中長子的碗裡。這一年城裡、城外能吃的樹皮和樹葉，險些都被飢餓的人們剝光了，連地上的螞蚱都不能倖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飛著的東西。西屋家裡孩子多，糧食越來越少，當時正值院內榆樹結滿了榆錢，就是這些榆錢和榆樹下面的一些根莖，幫助他們和其他兩戶人家，度過了那個讓人難以忘記的飢荒年月。
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小院中的那份祥和、平靜再也找不回來了。多少年過去了，那個小院中的人們在生活的風雨中有的曾經瘋狂過，有的曾經泯滅了自己的人性，更有的瘋狂到不顧手足、兒女、夫妻之情。
幾十年後，我有幸見到了那個小院中的一個鄰居，他其實比我只大上四五歲，但過早蒼老的面容，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出二十幾歲。他見到我之後目光飄移，長時間的不敢與我對視，他是吃我們家豆腐渣最多的一個鄰居，也是歷次運動中最瘋狂的一個馬前卒。在文革的時候，院裡人誰都不會想到，他會帶著紅衛兵來把自己的家給抄了，竟然還扭著他母親的胳膊，在胡同裡遊街。68年他去了東北兵團，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回城大潮不知怎麼他也沒趕上，改革開放後，他終於把戶口遷回北京，但由於他總想著革命，他的本事就是造反，沒有一技之長，就只能靠撿破爛維持生計。我拉他進了一個小酒館，半瓶二鍋頭下去，他的雙眼紅紅的佈滿了血絲，他連連的嘆著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一會兒淚流滿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說什麼呢？我又能給他什麼勸慰和忠告呢？因為他是那個年代的畸形產物，那個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樣，假如再趕上適當時期，他可能都會把我的脖子給扭下來。我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無奈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給他留下兩個字：保重。
我雖然沒有被那個時代逼瘋，但厄運始終沒有離開我。1978年，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傾吐的機會，欣喜的看到了西單民主牆蘊涵的勃勃生機，我毅然決然的進入了《探索》刊物，在這裡使我的心靈找到了歸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誰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厄運，使我的家庭支離破碎。
但是，就是這樣一點點的自由思想，就是這樣的一點政治訴求與主張，險些遭至殺身之禍。先是逃亡中的被拘捕，後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在功德林監獄裡扣壓三個多月。79年春夏之交我帶著一身虱子，拖著疲倦的腳步回到養父母家時，他們像對待陌生人一樣將我趕了出來，並丟給我一把鑰匙說：給你安排了一間房子，你以後可以獨立生活了，不用在來找我們了。那年我24歲。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們都被趕了出來，他們只跟我說一句話，你只要不再來，就是對我們盡孝。我為了看他們特意買的兩條活魚，又讓我完完整整的拿了回來。等我蹣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處時，自然災害時曾吃過我給他的豆餅的那個鄰居，現在已當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鄰居把我拉到一個僻靜處悄悄地跟我說：「你不要怪他們，這老兩口一輩子本份，最上面的公安局找過我們，也做過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願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我們正做他的工作，辦理和你脫離關係的手續，這都是他媽的上面的指示，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幹這缺德事」。我握著這位老兄的手，千恩萬謝之後又留下了那兩條魚。從此，我從那條熟悉的胡同裡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對那個小院，更不敢面對把我辛辛苦苦養大的兩位老人，他們雖然不是我的親生父母，但卻勝似親生父母。也就是從這天開始，就又回到了童年般的流浪生活，像個斷了線的風箏四處飄蕩，像一葉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從離開了那個溫暖的家之後，每到逢年過節鞭炮齊鳴時，我就會躲到玉淵潭的湖邊去，因為在那裡聽不到鞭炮聲，聽不到歡笑聲，只有湖水有節奏的輕拍堤岸，陪伴著我的，有風吹荒草的刷刷聲為我歌唱，有風從我臉上吹過，輕輕的給我撫慰。
1986年，因為我參與「南方會議」被判刑4年後刑滿出獄。在以後的4年中，我掃過馬路，撿過垃圾，當過飯館的服務員，扛過麻包，燒過鍋爐，社會上最底層的工作基本上都幹過了，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哪個單位敢要的，更沒有誰會重用你，我們成了當時社會上最早的邊緣人物。也恰恰就在這時，在我最困難時，蒼天有眼，使我能夠和一個賢惠的女子成婚，她頂著家庭的壓力，頂著單位領導和公安的威脅，毅然決然的和我結婚了。婚後，雖然我們的生活很是清貧，但卻過得很快樂，因為我們是為自己而活、而快樂。婚後一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好景不長，1989年「六四」之後，我又被非法拘禁六個月，因為我在「六四」時是在「高聯」《新聞導報》任顧問。回來後，在我和妻子生活的那間小屋門上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臉，而是一張蓋有法院大印的離婚判決書：裡面寫著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執，致使夫妻不和，准予離婚。當時我瘋子似的到處去找她和我的兒子，但卻蹤影全無。
一年多以後，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使我在大街上見到了她和兒子，她膽怯的、警惕的環顧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來七拐八拐的來到一個廁所的旁邊，急切的告訴我不要恨她，是他們（指公安）要我和你分開，說你在「六四」中參與了暴亂活動，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離婚她和她們家都要跟著遭殃。她接著說：為了兒子，為了她們家二老，我只能做出這個決定。她說：只要我同意離婚所有手續分秒之間就能辦成。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和她還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記得和他們分手後，就沿著北京城轉著圈的走著，走了一夜。
我那時很單純的認為，離婚儘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銘心的事情，但是兒子和妻子從此就能成為一個自由人，這種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厄運居然追到我兒子身上。
我的兒子
跟我妻子離婚時，我的兒子剛剛一週歲。他都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親，只是把我當作和他所有見過的陌生人一樣。以後的幾年裡，我的生活始終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給兒子帶來任何物質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現和我一樣的命運。可是這不過是一廂情願。幾年後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永定門火車站當搬運工，正趕上一批水果要趕著下站。我幾次和老闆請假，說家有急事，老闆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連工資都不要了，就離開了那裡。
我前妻把我約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她還是那樣的膽怯，在確認了沒有任何人監視著我們的時候，她才告訴我一個令我異常氣憤的事情。原來，今天我前妻去學校接我兒子的時候，跟她關係不錯的我兒子的班主任神秘兮兮的問她：你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我前妻很詫異的答道：沒有任何事情呀。老師說：不對吧，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的看著老師的眼睛半天說不上話來。最後老師才告訴她事情的真像，也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長帶著兩個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說這兩個人是上面派來的，想和你瞭解一些情況，需要你配合他們的工作。她當時以為是區教育局的來檢查教學質量。但是在不著邊際的談了些其它事情後，就詳詳細細的問起了我兒子的情況，諸如；每天誰來接他，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麼特別的偏愛沒有，經常接他的是誰，有沒有家屬以外的人和這個孩子接觸等等。這個老師當時大著膽子，很好奇的問對方，你們是不是在做學生心理調查，對方擺著那張始終麻木的面孔，很嚴厲的盯著她，看了幾秒鐘，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話：不該你問的少問！老師和我的前妻說完後，很神秘的跟我的前妻說，我看他們不像是什麼好人，感覺是像安全部門工作的。
又過了幾年，我的兒子轉學，本來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在法律上規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監護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說，學校領導非要我寫一個有關兒子的親生父親的情況材料，她和校長吵了起來，校長無可奈何的告訴她，他也沒有辦法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幫他個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來問。我又能說些什麼呢？自從我78年參與民主牆活動又進入《探索》出刊之後，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每年都要有十多次、二十多次的被無故的叫到公安部門問話，幾天、幾十天，2006年竟然達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裡，由於不能夠出外工作，有時甚至靠借貸過日子。
我的父輩在鐵窗中度過了二十年，出來後妻離子散，最後含冤客死他鄉。到了我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真的不希望；我也曾在暗夜中對著上蒼虔誠的禱告，希望上蒼能夠憐憫我的兒子，讓他永遠能夠脫離開這個無形的陰影的禁錮。
2007年6月10日
於 香山小屋 馬文都
（全文完）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裡結束的。這個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還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見底，直到我離開這個院落的時候，也不知道這口井下面到底隱藏著什麼。院子的西房門口種著兩顆粗壯的樹，一顆是椿樹（臭椿），一顆是榆樹，就是這顆榆樹，救活了我們院內兩戶人家的命。
院子裡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貧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拉三輪車的，媳婦無業在家，他們家有七個孩子；北屋住的是兩代人，擠在低矮的平房內；南屋是個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個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帶孩子做飯。在平常的日子裡，小院裡洋溢著祥和的氣氛，誰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別的家裡的小孩子會聞著香味跑過去，免不了這家的飯菜就要被孩子們搶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興，就故意的做一鍋香噴噴的肉，早早的打開鍋蓋，讓院子裡充滿誘人的肉香，真到熟了的時候他就會站在院中央，老張老李的叫著，催著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之時，余熱未消，大家便從低矮的平房裡走了出來，每人拿著一個小板凳，都很自覺的在那口枯井邊周圍圍坐一圈。男人們儘可能的講一些別人不知的奇聞，以顯示自己見識之廣，女人們偶爾也要故作姿態的插上一句，以顯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們就慘了，聽著大人們的聊天，如聞天書，但也不走，因為院中兩顆粗壯的大樹，把整個院子抱在它的腳下，在熱的天氣裡，也能透出些許的涼意。
好景不長，我來到這戶人家沒有兩年的光景，就趕上了60年人和自然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養父母家在當時成了院裡的土財主，養父母是雙職工，只有我一個孩子，養父又能利用職務之變從磨豆腐的豆漿房裡每天能帶回一大包豆腐渣，這些豆腐渣除了接濟院內幾戶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我們就能夠填飽肚子。西屋那家拉車的是最難過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每天靠一膀子力氣掙錢，自然就要吃飽肚子。等到大家苦撐到自然災害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家連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沒有辦法吃大鍋飯了，每頓飯都要由孩子的媽媽，把每人每天的口糧，分別放在各自的碗裡，然後上鍋去蒸。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孩子的媽媽在蓋上鍋蓋之前，悄悄地將碗裡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裡，然後就像數米粒一樣，數出那麼幾十顆米，放在家中長子的碗裡。這一年城裡、城外能吃的樹皮和樹葉，險些都被飢餓的人們剝光了，連地上的螞蚱都不能倖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飛著的東西。西屋家裡孩子多，糧食越來越少，當時正值院內榆樹結滿了榆錢，就是這些榆錢和榆樹下面的一些根莖，幫助他們和其他兩戶人家，度過了那個讓人難以忘記的飢荒年月。
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小院中的那份祥和、平靜再也找不回來了。多少年過去了，那個小院中的人們在生活的風雨中有的曾經瘋狂過，有的曾經泯滅了自己的人性，更有的瘋狂到不顧手足、兒女、夫妻之情。
幾十年後，我有幸見到了那個小院中的一個鄰居，他其實比我只大上四五歲，但過早蒼老的面容，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出二十幾歲。他見到我之後目光飄移，長時間的不敢與我對視，他是吃我們家豆腐渣最多的一個鄰居，也是歷次運動中最瘋狂的一個馬前卒。在文革的時候，院裡人誰都不會想到，他會帶著紅衛兵來把自己的家給抄了，竟然還扭著他母親的胳膊，在胡同裡遊街。68年他去了東北兵團，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回城大潮不知怎麼他也沒趕上，改革開放後，他終於把戶口遷回北京，但由於他總想著革命，他的本事就是造反，沒有一技之長，就只能靠撿破爛維持生計。我拉他進了一個小酒館，半瓶二鍋頭下去，他的雙眼紅紅的佈滿了血絲，他連連的嘆著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一會兒淚流滿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說什麼呢？我又能給他什麼勸慰和忠告呢？因為他是那個年代的畸形產物，那個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樣，假如再趕上適當時期，他可能都會把我的脖子給扭下來。我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無奈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給他留下兩個字：保重。
我雖然沒有被那個時代逼瘋，但厄運始終沒有離開我。1978年，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傾吐的機會，欣喜的看到了西單民主牆蘊涵的勃勃生機，我毅然決然的進入了《探索》刊物，在這裡使我的心靈找到了歸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誰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厄運，使我的家庭支離破碎。
但是，就是這樣一點點的自由思想，就是這樣的一點政治訴求與主張，險些遭至殺身之禍。先是逃亡中的被拘捕，後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在功德林監獄裡扣壓三個多月。79年春夏之交我帶著一身虱子，拖著疲倦的腳步回到養父母家時，他們像對待陌生人一樣將我趕了出來，並丟給我一把鑰匙說：給你安排了一間房子，你以後可以獨立生活了，不用在來找我們了。那年我24歲。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們都被趕了出來，他們只跟我說一句話，你只要不再來，就是對我們盡孝。我為了看他們特意買的兩條活魚，又讓我完完整整的拿了回來。等我蹣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處時，自然災害時曾吃過我給他的豆餅的那個鄰居，現在已當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鄰居把我拉到一個僻靜處悄悄地跟我說：「你不要怪他們，這老兩口一輩子本份，最上面的公安局找過我們，也做過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願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我們正做他的工作，辦理和你脫離關係的手續，這都是他媽的上面的指示，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幹這缺德事」。我握著這位老兄的手，千恩萬謝之後又留下了那兩條魚。從此，我從那條熟悉的胡同裡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對那個小院，更不敢面對把我辛辛苦苦養大的兩位老人，他們雖然不是我的親生父母，但卻勝似親生父母。也就是從這天開始，就又回到了童年般的流浪生活，像個斷了線的風箏四處飄蕩，像一葉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從離開了那個溫暖的家之後，每到逢年過節鞭炮齊鳴時，我就會躲到玉淵潭的湖邊去，因為在那裡聽不到鞭炮聲，聽不到歡笑聲，只有湖水有節奏的輕拍堤岸，陪伴著我的，有風吹荒草的刷刷聲為我歌唱，有風從我臉上吹過，輕輕的給我撫慰。
1986年，因為我參與「南方會議」被判刑4年後刑滿出獄。在以後的4年中，我掃過馬路，撿過垃圾，當過飯館的服務員，扛過麻包，燒過鍋爐，社會上最底層的工作基本上都幹過了，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哪個單位敢要的，更沒有誰會重用你，我們成了當時社會上最早的邊緣人物。也恰恰就在這時，在我最困難時，蒼天有眼，使我能夠和一個賢惠的女子成婚，她頂著家庭的壓力，頂著單位領導和公安的威脅，毅然決然的和我結婚了。婚後，雖然我們的生活很是清貧，但卻過得很快樂，因為我們是為自己而活、而快樂。婚後一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好景不長，1989年「六四」之後，我又被非法拘禁六個月，因為我在「六四」時是在「高聯」《新聞導報》任顧問。回來後，在我和妻子生活的那間小屋門上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臉，而是一張蓋有法院大印的離婚判決書：裡面寫著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執，致使夫妻不和，准予離婚。當時我瘋子似的到處去找她和我的兒子，但卻蹤影全無。
一年多以後，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使我在大街上見到了她和兒子，她膽怯的、警惕的環顧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來七拐八拐的來到一個廁所的旁邊，急切的告訴我不要恨她，是他們（指公安）要我和你分開，說你在「六四」中參與了暴亂活動，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離婚她和她們家都要跟著遭殃。她接著說：為了兒子，為了她們家二老，我只能做出這個決定。她說：只要我同意離婚所有手續分秒之間就能辦成。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和她還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記得和他們分手後，就沿著北京城轉著圈的走著，走了一夜。
我那時很單純的認為，離婚儘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銘心的事情，但是兒子和妻子從此就能成為一個自由人，這種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厄運居然追到我兒子身上。
我的兒子
跟我妻子離婚時，我的兒子剛剛一週歲。他都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親，只是把我當作和他所有見過的陌生人一樣。以後的幾年裡，我的生活始終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給兒子帶來任何物質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現和我一樣的命運。可是這不過是一廂情願。幾年後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永定門火車站當搬運工，正趕上一批水果要趕著下站。我幾次和老闆請假，說家有急事，老闆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連工資都不要了，就離開了那裡。
我前妻把我約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她還是那樣的膽怯，在確認了沒有任何人監視著我們的時候，她才告訴我一個令我異常氣憤的事情。原來，今天我前妻去學校接我兒子的時候，跟她關係不錯的我兒子的班主任神秘兮兮的問她：你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我前妻很詫異的答道：沒有任何事情呀。老師說：不對吧，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的看著老師的眼睛半天說不上話來。最後老師才告訴她事情的真像，也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長帶著兩個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說這兩個人是上面派來的，想和你瞭解一些情況，需要你配合他們的工作。她當時以為是區教育局的來檢查教學質量。但是在不著邊際的談了些其它事情後，就詳詳細細的問起了我兒子的情況，諸如；每天誰來接他，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麼特別的偏愛沒有，經常接他的是誰，有沒有家屬以外的人和這個孩子接觸等等。這個老師當時大著膽子，很好奇的問對方，你們是不是在做學生心理調查，對方擺著那張始終麻木的面孔，很嚴厲的盯著她，看了幾秒鐘，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話：不該你問的少問！老師和我的前妻說完後，很神秘的跟我的前妻說，我看他們不像是什麼好人，感覺是像安全部門工作的。
又過了幾年，我的兒子轉學，本來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在法律上規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監護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說，學校領導非要我寫一個有關兒子的親生父親的情況材料，她和校長吵了起來，校長無可奈何的告訴她，他也沒有辦法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幫他個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來問。我又能說些什麼呢？自從我78年參與民主牆活動又進入《探索》出刊之後，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每年都要有十多次、二十多次的被無故的叫到公安部門問話，幾天、幾十天，2006年竟然達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裡，由於不能夠出外工作，有時甚至靠借貸過日子。
我的父輩在鐵窗中度過了二十年，出來後妻離子散，最後含冤客死他鄉。到了我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真的不希望；我也曾在暗夜中對著上蒼虔誠的禱告，希望上蒼能夠憐憫我的兒子，讓他永遠能夠脫離開這個無形的陰影的禁錮。
2007年6月10日
於 香山小屋 馬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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