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到達北京那天 街上空無一人的原因

在我的記憶深處，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發生的事情顯得格外清晰。這一天，美國總統理尼克松一行將抵達北京。很巧，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dyssey（尼克松的中國奧德賽）。現代英文中的奧德賽（Odyssey）一詞源於古希臘神話，是浪漫冒險的象徵。在美國媒體看來，尼克松的這次中國之行多少有點神奇和冒險。白宮發言人也稱這次旅行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們的總統像是要去一個與人世隔絕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憶錄《在競技場上：勝利、失敗和重新崛起的回憶》中的第一頁，他像是寫日記一樣開始描述這次「奧德賽」之旅：

　　中國，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從機場到政府國賓館這一路，簡直有些怪誕。

　　在我擔任副總統和總統期間，我曾經對梵蒂岡、克里姆林宮、東京日本皇宮、凡爾賽官和威爾士宮等進行過官方訪問，但我幾乎從未準備過首次以一個美國總統的身份去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64年，我在卡拉奇見到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他當時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他極力鼓勵我到中國去。我問他中國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回答說：「人，幾百萬人在大街上揮動著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國旗在鼓掌和歡呼雀躍著。」

　　中國政府的豪華轎車裡的窗簾緊閉。我透過狹窄的縫隙向外窺視，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設立的崗哨外，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蕩蕩。

　　此時此刻，北京市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都在哪裡呢？對尼克松而言，直到他臨終前，這始終是個沒有被完全破解的謎。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極為尷尬和荒誕的年月。就在幾個月前，林彪元帥政變未遂後暴屍他鄉的事件，已經向全國百姓公布，但是對國外仍然保密。在報刊上只是將林彪等人籠統地稱之為「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在今天網際網路的時代裡，我們絕對無法相信，這種為自己國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當初居然是極為有效的。原因很簡單：這個國度的人民大眾與這個星球上的其他族類幾乎毫無聯繫。在北京東郊的三里屯一帶，儘管駐紮著極為龐大的外國使團，但這些外國人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和普通中國人接觸。當時，偌大的一個中國，像是一個高度封閉的城堡。

　　我當時就是這個城堡中的一個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學裡的初中一年級學生（文革時期中小學冬季升學）。記得在尼克松來到北京之前，各級領導似乎如臨大敵。學校的老師們反覆告訴我們這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美國人這回是真的要來了。我們從來就討厭美國人，但這次是他們找上門來的。不是我們邀請來的，這無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但是，據可靠情報，尼克松的隨行人員中不少人實際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輕心。

　　在尼克松到達的前幾個星期的時間裏，各級領導就開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們訓導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國人可能提出的「別有用心的陰險問題」，諸如「你們的林副主席哪裡去了」、「你們喜歡去美國嗎」、「你們吃得飽穿得暖嗎」？

　　依照上級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訪問北京期間，所有機關、學校等單位要延長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時間，未經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點鐘前下班或放學回家。於是，出現了尼克松的禮賓車隊經過北京時大街上空無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訪華的那幾天，為了要讓美國人看看我們的「市場繁榮和物價穩定」（這是那幾年的官方流行詞彙），專門從全國調來了大量的雞鴨魚肉蛋菜，堆滿了北京商場往日空空的貨架。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機會上街採購，所以不可能造成搶購現象。但是尼克松剛離開北京，貨架上馬上又被騰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裡，儘管當初物質生活非常貧困單調，但每逢我過生日那天，母親總是要特別做點好吃的東西。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還有什麼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過，1972年的這個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來訪無情地擾亂了。

　　記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氣寒風凜冽，好像到處都是枯樹昏鴉。從學校出來的時候，夜色已經昏黑。我餓著肚子走回到家裡時才突然明白，因為同樣的上下班規定，爸爸媽媽此刻也還沒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脖子上掛著鑰匙的姐姐一起在樓道的門口等到很晚，直到爸爸媽媽歸來。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簡單的，一家人已經完全忘記了我的生日。記得那天晚上，我覺得心裏很難過，還躺在床上暗自流了眼淚，幼小的心靈裡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這些怨氣本能地發泄到那個來自大洋另一側的美國總統身上。母親後來回憶說，她就是在那一天決定要調動到一個離家裡近一些的工作單位，因為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我們脖子上掛著鑰匙在樓道的門口等待她回家時的樣子。

　　一位當年紅得像影視明星一樣的外交部禮賓譯員章含之在她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沒有人感受到寒意。」這句話固然富有詩意，但有些華而不實。其實，對於大多數中國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來，其實倒是使本來就高度禁閉的社會增添了更多的緊張和恐懼。他們如同一群本來還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欄杆裡了。

　　在我從小接受的紅色教育裡，美國從來就是我們仇恨的敵人，而美國總統無一例外全是罪魁禍首。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在我姐姐的同齡女孩子們跳橡皮筋時唱的流行歌謠裡，一位美國總統的形象被踐踏得何等悲慘：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

　　杜魯門他媽，是個大傻瓜

　　……

　　在尼克松訪問北京的記錄片中，我特別注意到，在天壇公園裡，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少先隊員們歡快地跳橡皮筋的場面。尼克松夫婦還在那裡充滿溫情地注視著。不過，影片的畫面中顯然沒有播出這些女孩子們跳躍時使用的歌謠。

　　尼克松抵達北京的當天，毛澤東在他那個擺滿中文線裝書的書房裡接見了尼克松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報紙事後說，毛主席和美國客人在友好的氣氛中舉行了交談，但具體談了什麼，人民似乎無須知曉。在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的幾年後，人民才開始陸陸續續獲悉一些當時談話的內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裡，毛澤東無疑是個神秘莫測的人物；對於毛澤東而言，繼續對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顯然極為重要。儘管有人後來一直對這次談話過程讚不絕口，但我們還是不難從那些東拉西扯毫無邏輯的談話內容中，看出毛澤東的用心良苦。談話開始不久，毛澤東就決定將話題引向蘇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們建議，他只想談談哲學問題，具體兩國關係等問題，由周恩來總理等人去談。

　　此時的毛澤東，內心裏其實是苦澀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積重難返，蘇聯的大兵壓境，經濟的停滯不前，這位世紀老人從來沒有感到如此疲憊和力不從心。但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他需要竭力掩飾內心的疲憊。

　　美國客人們顯然對所謂哲學問題毫無興趣，但毛澤東確實達到了他的目的。在這位剛剛中過風但思維依然敏銳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國人處處顯得彬彬有禮和小心翼翼（這足以使很多國人日後深感驕傲和自豪）。在談話中，美國總統先生選用了中性的和日後不會被他的政敵抓住把柄的話恭維毛澤東說：「主席先生，您改變了世界。」毛澤東此時倒是沒有故作神秘，反而用東方人謙虛的姿態回答說，其實他並沒有改變世界，他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其實，就在尼克松離開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學同學們去了北京郊區順義縣馬坡公社的一個叫毛家營的村莊學農勞動。這個偶然與毛澤東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顯然被他老人家試圖改變中國的溫暖陽光遺漏了。嚴重的物質貧困加上無效率的集體勞動，足以使我們這些將來有可能面臨上山下鄉的中學生們感到不寒而慄。當地的貧下中農私下告訴我們，其實在這幾十年裡他們的生活沒有改變多少。在生產隊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上，一個樸實的農民發言說：「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像林彪這樣一個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隨便吃的人，為什麼要去謀害毛主席呢？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嗎？」

　　在美國生活多年後，我漸漸發現，直到今天，東方神秘主義一直是我們東方人對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這個武器如同漢方藥材，既能內服，也可以外用。有時候雙管齊下，還可以內外兼顧。大導演張藝謀在這方面就顯得老謀深算聰明過人。他的幾部險些為我們捧回奧斯卡大獎的東方神秘主義電影恰恰就在這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難怪不時有美國孩子在問：「你們中間真的有人一跺腳就可以上房頂嗎？你們中間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細的竹子上飛來飛去嗎？」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在中國現代史上文化最為荒蕪的歲月裡，幾乎是在一種青黃不接的貧瘠文化氛圍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們童年的街道上，單調呆板的蘇式建築外表到處書寫著血紅色的毛澤東語錄，沒有足夠的圖書、電影和電視節目。物質的貧乏使人們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穩定的供應。記得有一天，我和幾個少年夥伴坐在公路旁邊巨大的水泥管子裡閒聊。不知道哪個小夥伴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你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麼呢？」在那個既沒有東坡肘子也沒有水煮魚的年代，我們這些無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紅燒排骨和番茄雞蛋了。當我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的時候，突然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因為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似乎是一個多少有些冒犯神靈的問題。我們開始互相保證：絕不把今天大家在這個冰冷的水泥管子裡講的話出去亂講。

　　不過，這個世界上的確有腦後天生長有反骨的人。我們同齡的朋友中就有一個。有一天，當此人騎著自行車經過天安門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時，他提出的問題更為大膽和絕妙：「你們看，毛主席梳的頭到底是分頭呢？還是背頭？」這個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對權威的調侃和挑釁的技巧似乎與生俱來。 30年後，他終於被南方的一家有影響的報紙評為20世紀中對中國產生影響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儘管他在自已的文學作品中屢次對知識及其分子進行過無情的嘲弄甚至謾罵。

　　尼克松離開北京後，一個關於尼克松在故宮偷竊國寶的離奇故事在京城裡不脛而走。故事說的是：尼克松在參觀故宮時，趁人不備將一個當年慈禧太后珍愛的國寶放進了自已的大衣口袋裡。此後，尼克松無論走到哪裡，這件大衣始終不離左右。其實，中國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盜竊行為，但是由於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討要這個國寶。後來，周總理巧布了一條妙計，在上海時，請尼克松觀看中國的魔術節目，讓魔術師在舞台上先將一個頗為相似的假國寶在手中變為烏有，然後魔術師再當場從尼克松的大衣裡將真國寶取回。這樣既使得國寶完璧歸趙，又維護了外交上的禮節和尊嚴。故事顯然是杜撰和荒誕的，但我發現周周的人們卻熱衷於相信這是真事，人們從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內心平衡。

　　尼克松離開北京後，的確到了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但他並沒有去看魔術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國人眼裡，上海人做事情似乎總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人顯得精細和獨到。尼克松到上海時，上海人沒有採取像北京市那樣的堅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筆之作《借我一生》一書中，對這段歷史有著精彩的敘述。據他回憶，尼克松到達上海之前，類似他的父親這類有問題的 「打倒對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間必須接受單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對比較自由。但他的母親則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佔領南京路上的每一個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鬆開槍，二要防範有人與尼克松車隊聯繫，車隊裡有大量的美國特務。」因此需要像調防一樣將別處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個窗口。這樣做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們對南京路的陌生。因為陌生會構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時出門上路了，是因為尼克松的到來。

　　在歡迎姿態方面，上海人更是別具匠心。南京路兩邊的窗戶只准許打開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關閉。打開的窗口旁邊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車隊揮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這樣會顯得過分熱情，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分子；但又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澤東請來的貴客。余秋雨的母親回憶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做過示範，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太高興，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車隊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戶旁邊擺手微笑的人們了嗎？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隨行人員對南京路的觀感如何呢？似乎沒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從那半開的窗口發現了什麼，他用自己那獨特和細膩的文字寫到：「我更不知道，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只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

　　事實證明，我們國家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後來的命運，都將與這兩個字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