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轉型論是否妄議
和平轉型說，現在很時興。什麼是和平轉型說？就是，在肯定"民主法制"（鄧、趙式）——就像我們在文革裡看到的——某某共黨（馬列）這種方式之前提下，實行轉型，不管他是"正義"轉型還是"和平"轉型，總之，是對於中國和平過渡的樂觀主義看法。
二是，這個轉型期，現在已經開始；開始的徵兆是，網路的出現和普及。據說，維權運動和其他民間運動，因為這個網路，呈現甚至可以說是類似"文藝復興"那樣嘆為觀止的大運動，已經發生。
三，開放說。就是和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的經貿互動，正在產生著一直以來所說的，並且在預期中可以實現的和平演變。
最後，因為暴力革命在歷史、現實和理論上的不可能性，所以，反對暴力的暴力，也被自然而然地予以取締，打入不正確的冷宮。雖然，他們也許不知道，即便是最嚴厲的皇權主義學者如霍布斯，也是主張：當人民面對暴力的時候，他使用暴力自衛，並無不正確之嫌（見《列維坦》）。
以上說法，是不是一種君子"不暴"，動口、不動手主義的合理解釋呢？我們並不苟同。
首先，在民主法制軌道解決問題這個趙紫陽主義，本來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沒有民主與法制，就是鄧時代元老政治的民主和法制——也就是說，你在定義鄧式民主與法制的時候，不可以排除元老政治起決定作用的那種政治結構；如果你一定要說，有一種趙紫陽政治不同於老鄧政治，那就是枉顧事實，不是實事求是了。
退言之，趙政治和鄧政治，是在那個時代本來就是一面兩體的政治。這個政治的決定性效用及其歸屬，是服從鄧政治而非趙政治——歷史，已經做出結論。
這兩種政治是不是一點都不正確呢？
那要看你如何解釋？
鄧在文革後發現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課題，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專制主義者的頭腦轉到民主軌道上去，這樣的思維例證，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如，在評價佛朗哥獨裁政治的時候J.GUNTHER就對佛氏的政治思維做過這樣的評論。連佛朗哥也批評法西斯主義，說這對於西班牙人來說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產階級是民族主義者，德國中產階級才支持法西斯運動。云云。（見《INSIDE EUROPE/歐洲內幕》J.GUNTHER）
這個分析的結論是，哪怕是佛朗哥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者，也會偶然思考到一種幾乎常理的原則和奧義——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貫思維相反。這什麼也說明不了。
也就是說，在不改變專制極權統治模式的前提下，談論政治變動和政治改革，且主張運用所謂的民主法制解決問題——這個設計本身，就是緣木求魚。六四的槍聲證明了這一點。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後的今天，枉顧這個政治前提的說法依然是甚囂塵上。他們的和平與正義轉型論，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維邏輯中強行搶佔一個、據說是民意制高點，並且打壓所有反對意見，且稱之為唯一正確。任何企圖與之進行爭執的話題，被其一概封鎖——而且，他們以這種方式，強調和諧主義，就像他們剛剛排斥了和諧的同仁以後，大談和諧（白宮接見事件）。他們以一種博愛的幌子進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動，卻絲毫沒有基督的寬容和博大。
共產黨是不是會實行哪怕是他們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軌道——言說這個觀點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們卻偏偏要把這個他們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讀者和年青人並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個偽善的遮蔽。他們說，這是促使共黨轉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針。這個民主法制究竟是什麼東西，一百年來的歷史事實已經做出證明——
這個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義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國歷史大大倒退到皇權政治的最野蠻最黑暗時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參政議政的可能性，被黨文化全數取締。這個法制，在枉顧1946年法制和五權憲法的基準上，施行他們本身已經否定的斯大林式憲法——成為憲法之反。
這個民主法制，成為文革時期，他們從暴力殺戮轉而進入有一個新體制的起點之說辭（文革時期的民主法制時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屆人大時期）——而一些所謂異議人士，還為此鼓吹民主法制時代之到來——殊不知，周恩來和毛，比他們更早地瞭解了如何運用民主法制於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藉助反對官僚主義實行所謂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結果，這種民主，成為他實行超級官僚主義——獨裁、極權主義的最大介面。難道我們還要悉數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來達到趙氏並不清晰、不作指涉、沒有前提（或者是有黨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嗎？
於是，面對這個文化上互相對立的民主和互相對立的法制——人們好像很不願意正視這個現實——他們像所有沒有經過政治訓練的幼稚之人一樣，只要看見紙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納的"民主法制"，就會變得通體興奮起來——難道這個興奮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興奮有什麼本質區別嗎？這種興奮本身，就是身心桎梏於鄧、於毛、於什麼人的那種非理智和非良知——他們卻要偏偏把戳破這層迷霧的人，說成是大逆不道。
換言之，起碼在言論的底線上，臣服於黨的民主法制本身，就為他們帶來了某種黨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諧和統一。這個戰線，站在黨文化那邊，就是某種統一戰線說的現代表達——凡是呵護黨的民主與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對派不可同日而語——哪怕她們還是有殺子殺父之仇的——他們可以和在六四以後登臺的、那個統治者的舉薦者，推心置腹，引為同道，就是一種證明。
在和黨文化中人建設私交方面，任何人沒有權利指責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義的時候，這個和黨的交心，就成為考量其訴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內涵。這個內涵，很像黨文化中人的某些說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壞人，周恩來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們所說，否定毛、肯定黨一類說詞。（黨內有沒有好人？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吳玉章老人就保護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學生姓名的時候，不念林氏。這個事實不可謂不震動——但是，吳，卻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實行反反右主義的——這個，也是事實。林氏事跡極其感人，但是，她關於黨文化中也有某些優良成份和優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說法，就值得存疑。）
黨，什麼時候，會以什麼形式，什麼方式，什麼策略達成民主轉型？我們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種種跡象的，卻是一種反證。我們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慚地告知港人，民主權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賜，港人，並無任何民主、民意之權利可言。他的說法遭到堅守民主常識之人士的指責。這個事實說明什麼？說明，對於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內地異議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著民主法制（普世意義上的）轉型，而是相反，那裡正向著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結之日轉型，且呈現一發不可逆轉之趨勢。
下面是一則有關消息——
"香港民主黨及民主發展網路在星期六合辦回歸十週年研討會，邀請多位嘉賓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來在民主政制、人權自由、法治及公民參與等多方面的變化，進行回顧和探討。與會講者指出，在中共政權對香港事務的介入與操控下，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逐步收緊，當初承諾的所謂高度自治日見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壓制。有講者甚至擔憂，中共頭目吳邦國近日宣稱香港無權的言論，將觸發新一輪的中共人大釋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定義面臨改寫。"
這個轉型說明，香港的真正轉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轉型到民主法制。這個事實，是不是事實呢？
撒切爾夫人最近有觀點發表。她說，「‘一國兩制'制度是為了處理臺灣議題而研擬的，現在看來，不僅不恰當，即便是當年回歸前首次提出，我也認為不適當。'
主政期間眼見英國對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時間即將屆滿 ，撒切爾夫人說：‘我希望能延續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但是當我瞭解這已經不可能，鄧小平準備對香港施行一國兩制，我們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獨特性的機會。'」（見 臺灣中央社報導）
我們補充說明一點。上海公報關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樣的判斷已經失效；臺灣民意調查完全項背這個論調。其間，究竟是中共轉型了自由民主價值觀，還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國家主權高於人權說，交出了香港——坊間自由爭論；但是，相關的政治見解悖論已經出現：國家利益和主權訴求，在這個時代，依然衝突於普世價值的規範而使之就範。
也許有人會說，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香港早早晚晚會實現民主法制、普選自由……關於這一點，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以一句"相信未來"一樣的詩句，就解決了香港轉型之課題了嗎？
如果連香港這樣具備民主之一切條件的地區，尚且無法實行有效轉型，且問，內地轉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們最終也承認中國民主化時代的必然到來——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義上的、夢幻曲和朦朧詩的前提下討論這個轉型，是沒有辦法實行真正含意上的轉型的。其中質量和數量的指標，如何估算？政治經濟的相生相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歸，如何實現？……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是一句話，一個抽象的未來主義情調可以打發的。
真正含意上的轉型是什麼？第一，就是正視香港不是在向著自由民主發展，而是相反，正在想著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發展。第二，既然連香港這樣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區，尚且存在這個問題，那麼，中國大陸上，完全沒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權統治區域，又會朝向何種轉型呢？考量的指標不是沒有，而是沒有被看重、被正視。這些考量的指標是：轉型的前提要有指歸。這個指歸很簡單，要看統治方面轉型的意願和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歷史做出了結論——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馬丁.路德金的美國，就是他們所在國家的憲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實現政治訴求——固然，這個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種族歧視——但是，這個前提顯然不是沒有民主，沒有法制，沒有自由，甚至沒有文化，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可以簡單類比的（"一切歷史類比都是危險的"）；也就是說，不服從運動的所有前提和現狀，是"可以"不服從，不是"不可以"不服從——在毛這裡，沒有任何不服從可能性（遇羅克是不服從，林昭是不服從，但是，他們的不服從不形成"不服從運動"——為什麼，因為他們被槍斃了——世界上沒有人員悉數被槍斃的"不服從運動"。翻檢所有這類運動，都是政治不嚴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顧這個政治不嚴酷性，就是一種東施效顰，很不嚴素，沒有說服力。
於是，在排除了不服從運動之可能性以後，和平轉型和正義轉型之可能性就所剩無幾了。一個更加簡單的事實是，類似佛朗哥和希特勒政權，其內部，是不是可以和平轉型之課題。這個課題，聽起來有些個滑稽兮兮的！希特勒政權如何正義轉型乎？
其實，這裡仍然可以做出幾個假設。
納粹政權是德國乃至歐洲歷史上一個插曲。從大的政治格局，國家均衡態勢上說，希特勒顛覆了由俾斯麥製造的歐洲均衡國際格局。就像人們說的，如果希特勒死在童年，就沒有戰爭；如果俾斯麥死在童年，就無歐洲秩序。於是，德國的崛起等於俾斯麥主義和德國本身的死亡。
但是，希特勒的德國其文化分野，還是屬於歐洲的文化和文化的民主形態。這個形態，使得德國的民主憲法和希特勒的崛起，不可以枉顧民主秩序——就像民主不是"最好"那樣，即便希特勒利用民主，也無法讓世人"證偽"民主。
也就是說，希特勒給民主帶來的雞肋和塗炭，並不能讓他切割和絕斷民主。然而即便是德國有著民主的臍帶，恢復這個臍帶的，仍然不可能是納粹政權的內部改革，可以促成。
中國的課題，其實，比較德國，更形繁複和深刻。中國沒有民主 ，沒有上帝，沒有文化傳統中的這類元素；儒家的民貴，君輕，和民主毫無關係。所以，中國轉型向民主，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歷史和解構歷史的文化之大課題——這個和消除割斷民主的納粹"轉型"不同——何況，即便是德國，其實現反希特勒轉型，只是依靠內部的力量，同樣完全不行。這個思考，是值得嚴重關注的。
我們考察中國文化，在什麼基調上，透過歷史和民主接軌，是一個天大的文化問題，且關聯到文化民主問題。這裡暫且引納陳寅恪大師的話。他說——
"夫綱紀本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起所以依托為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為最要者。故所以托者不變異，則依托者得以保存。……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急劇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不待外來學說之抨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恬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見 《白璧德與中國》）
這句話的意思是，依托，一旦失卻依托，就不成其為依托。儒家和所謂儒家"民主"，在失卻了國家和體制載體以後，這個文化傳統和傳統的變化，就會到來。這個到來，就是所謂的"德莫克拉'賊'"——就是"民瘋"。這個變化，是無載體——或者毛載體之民主海市蜃樓般的體制空夢和體制戕害——所以，王國維先生為此痞子運動而狀絕望之態。
這是民主轉型中的文化問題——我們暫且撇開不談。
那麼，凡是依靠外力打擊才可以轉型、之類似納粹政權之內部轉型說，自然就被取締了、否定了。
接下來，中共政權，是一種什麼政權呢？其轉型之可能性，和希特勒政權，是不是有的一比呢？如果我們否定了這個政權是納粹式的，轉型，或許可以實現——如果我們承認之有些個納粹性質，轉型，就會變得十分艱鉅和徒俱幻想。換言之，排除此政權納粹性質的性質，是什麼性質呢？現在人們看見的中國自由說、中國民主說，又是一些什麼東西呢？
反而言之，當我們具備馬丁.路德金那樣的美國憲政背景；當我們像甘地一樣，朝著英國國旗宣誓法治精神，和被允許在教皇保羅.二世和瓦文薩雙面旗幟下，參加示威遊行和言論公域之時，我們的轉型活動之可能性，才是值得被關注、認可和付諸希望的——否則，就是大無希望——在大無希望的前提下，如何實行希望中事情呢？這個課題，是至關重要的課題。如，我們的完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護法"運動；我們萬千網民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網路運動；我們完全沒有宗教自由的民間教會運動——所有這些運動之偉大意義，我們絲毫不會否認和估計不足——只是，我們完全排除了這些運動的"不服從"性質。不！這些運動和甘地，和曼德拉，和任何和平運動，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是中國特色的地下運動；說不上是會服從暴力，還是服從非暴力於不遠的將來。現在就急下結論，說，他們肯定不暴力——還是言之為早，是不可靠的，一廂情願的。中國人說，不是不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抱——是暴力，還是非暴力，不好說！
也就是說，不像人們所說，不要暴力，就沒有暴力了。
也不像人們說，要有秩序，秩序，就變成永恆了。
更不是說，人們不願意看見天下大亂，天下就不大亂了——不管身後洪水滔天者，既得利益者，他們如果不作任何妥協，試問，這個轉型，如何到來？世界上所有約規和條約，都是雙方或者多方妥協的結果；和諧的政治織體，糾其要素，也是互相讓步——試問，在寵幸階層和黨閥利益不做絲毫妥協的政治生態中，政治環保人士、和平主義者如何適應只有一方妥協，主導方不做絲毫讓步的和解？世界歷史上是不是存在這樣的先例呢？
現在，中國人喜歡批評民主。說民主不完善，不是最好，數量/矢量，不完備，云云。這是一種說法；跟進的一種說法，就是說，專制，不是不好，只是要轉型，在轉型中，專制，可以容忍——不容忍，就是不正確——叫做，反對暴力，專制，於是乎，在於專制之否 ，等等。這些說法，似是而非。因為，民主本身的數量統計和因子考量，都是建立在前提大致如此——這樣一個估計上面——並非完備主義、無限（完美）主義，等同於民主；這是一個常識（邱吉爾早有論及）。我們在觀察西方學人白璧德主義時候，看到了這個觀點。白璧德就是努力排除"民主完善論"的政治哲學家。他的一般性觀點，就是批評盧梭式的民主和培根式的科學。他以為，科學主義的功利擴張和民主浪漫的濫情主義，是現代西方走向戰端和屠戮的直接原因——他於是到中國儒家和印度佛陀，找出路。他的出路，是孔孟之道一類中庸之論。這個，暫且不去詳悉。
白同志的觀點，重要之處是，民主，既然不可以求全責備，那麼，專制之中，難道就存在出發到民主之路嗎？壞的，是比好的還好？抑或，好的，還是比壞的好？——這個簡單的對比，成為民主和專制的絕對性質的比較——雖然，他們都排除了"最好"——只有幻覺中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才是"最好"——任何批評民主"不好"者，滑到毛主義理想和納粹理想，只有半步之遙——那是歷史上千百次輪迴和證明的結果——給民主以不滿意的抗爭之例，就像曼德拉和甘地做的一樣，他乃是民主故鄉的產物，不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國家的產物。
就像白璧德所說，"培根雖然放棄了知識的全知（fullness of knowledge），認為這個對於個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但卻用一種想像的方法將其轉化為整個人類的知識選擇和行為。"
"人並不是通過經驗的數量積累來獲得對於整體統一的理解，而是通過對變化多樣性當中的生活的統一性或整體性的把握來獲得。"（見 《白璧德與中國》）
將民主定義為全知的選擇，無論對人對己——還是對待整個社會，都是妄說和幻覺。只有毛才會誤會這一點——連墨索里尼也說，改造人性的革命，不存在。這一點，務必說得一清二楚。
也就是說，民主的N種外在意志和潛在意志之元素，無法一一還原。這個事實說明，轉型時期的因素，幾乎和民主時期的人類意志一樣，也是無法一一得到證實的。專制體制之內，也有N種有利或者不利於民主轉型之因素，這是明顯的。我們的意思是，如何提取這樣的因素，放入一個值得觀察和可以分析的平台上，給予考量，乃是思考的基本前提。這個做法，也許可以呈現某種轉型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這也是我們勉為其難，做出分析的地方。也就是說，在銜接上言第二點的時候，我們做出了和平演變之可能性，抑或是不可能性的某種分析。這些分析，幫助我們考量轉型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
其一，歐美各國，究竟是要實行中國民主化——還是要實行中國市場化之問題。這個問題，早在漢娜.阿倫特的筆下做過充分解讀。西方民主之一幣兩面，歷史上一向如此。他們的國內民主和殖民地並不民主之統治模式，在現代歷史上俯拾皆是。只是，到了最近，如，關於蘇丹問題，這個議論才凸現出來——但是，經濟投資的非政治化前提，不是中國的首創，恰恰是西方、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何以又反過來指責中國政權的非政治經濟勾結，於蘇丹政權乎？
諸如此類的經濟主義，已經成為西方政治、經濟兩層皮的外交和價值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中國的黨文化，正在和跨國資本沆瀣一氣，炮製出來一種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復興論，以滿足他們南橘北梔的投資效應——一種和人權完全南轅北轍的經濟掠奪模式——這個模式，接納了中國政權的統治方式，並且產生出來一種"雙贏"的局面——中國億萬富翁和西方資本集團的雙贏。這個勝利的進軍，和民主法制毫無關聯，毫無血親，毫無因果關係。在成就這個經濟局面的同時，一個實行美國化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的中國，正在地球上完成又一次"史無前例"的東方和西方的媾和和和諧 。這個和諧，就是永遠開放於歐美各國，但是，永遠和西方政治實行的普世價值，絕緣和切割——並且，在符合西方非普世價值的經濟利益方面，"一百年不動搖"——也就是說，一百年，不民主——這個西方世界完全可以接受的"開放"，成為中國"型而不轉"的鐵則和事實——就像詩人T.S.艾略特說過的，西方，是在結束的時候開始——中國，是在開始的時候，結束——這個遊戲，正玩得方興未艾，沒有絲毫收斂之跡象——在這個過節一樣的時刻（中國稱之為盛世），請求東、西方富人給以一個轉型之承諾，是並不太奢侈的要求——"相信未來"嘛，他們放下手中的"人頭馬"，這樣說。
其二，一向所說的民主對於專制的轉型，在國際政治範疇也遇到很大阻力。這個阻力，來自整個國際秩序——這個國際秩序，就是以聯合國為首的多國非民主政體國家和政權，在也許以中國、也許以俄羅斯為軸心的、非普世價值觀主導下的政治利益集團。面對這個政治秩序，美國等少數民主國家幾乎成為民主的"異議人士"——可笑的是，連布希總統，也自稱寧願做一個"異議人士"——這個局面，說明布希先生的尷尬處境；筆者並不認為這僅僅是布希先生的幽默，而是某種轉型道路上的感嘆！這個轉型，涵蓋了西方主要大國在中國和俄羅斯國家利益彰現之下的被動處境；也說明，在美國，無論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之戰，帶來類似越戰泥坑以後，專制主義國家趁機凸現其所謂軟、硬實力挑戰西方價值觀的嚴酷現實——這個現實，企圖證明中國模式和其他所謂"社會主義"模式，在馬克思死掉幾百年以後，還是陰魂不散地遊蕩在世界上。所有左派的政治觀念和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格瓦拉主義和毛主義，混雜在一起，企圖再造一個非普世價值，中國式價值——甚至被人認可是中國－瑞典式價值——雖然，瑞典人士和諾貝爾學院人士，對於中國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們甚至連提也沒有提到，在中共知識份子中，有一群瑞典崇拜者。
故此，轉型遇到的阻力，不止是來自於中國政治現狀，還來自整個世界之政治格局。這個政治格，局無論在經貿層面還是在政治外交層面，都在阻擋一種簡單不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臺灣外交的局面充分說明，來自美國歷史上之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二人所爭執的國際戰略和價值觀念，至今，依然發生蝴蝶效應——意識形態和上帝的價值大戰，在均衡外交、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交織下，變得十分複雜和棘手——所有正確的真理，莫不讓位給國家利益和安全所需。一切理論的和實際的，為真理而戰鬥的現實，變得極其殘酷而絕望。在這樣一種戰略格局和外交織體面前，美國和中國的價值之爭，也變得日益激烈和暗中較力。一切所謂美、中軟實力較逐，甚至超過了以強治強的赤裸裸的對峙。
……雖然，即便如此，我們也還是認為，這個較力，不過是全球大同的前奏——但是，究竟如何因應這個錯綜複雜的局面，就要實現細節的爬梳和分析，不是一廂情願，佈道某種和平轉型觀點而枉顧所有阻難可以達致。
我們的意思是，在眾多歷史倒退和歷史違逆之中，中國特色的政治模式，是不是一種"中道"之行和有效試驗（或者說，試錯？），成為今天的主導話題。
在這個中國模式轉型主義的無窮多可能性裡，是不是有一種高於或者"美於"普世價值和政治ABC的特出產物，正在世界上被派生出來？
這個特色產物，是不是包含了其中轉型必然說——轉型必然成功之邏輯推斷——而且，這個轉型，是不是甚至可以預期，成為超越美歐政治模式的、高於三權分立說的某種偉大怪胎？
甚至，在張伯倫死掉近百年以後，綏靖主義的新老歐洲，是不是期待中國的崛起，會變更類似《歐洲內幕》那本名著，帶給人們的恥辱記憶，而夥同中國價值觀，再度造就一個全球化的張伯倫主義和綏靖中國之和平主義？
所有這些課題，都是關乎中國是不是要轉型——中國是要自己轉型 ，還是要民主世界為之轉型，打造一個世界"中國製造"的大民主和新自由之大格局——那時，中國的航母、導彈和衛星，對峙於也許日益衰落的美國和歐洲（有人說，美國在2020年就告衰落和瓦解）——試問，究竟是中國人要轉型世界，還是世界要轉型中國呢？
這個類似科幻小說的政治外交織體，如果一旦實現，美國人和歐洲人，就不要期待中國的民主化和人權化了——他們，也許和中國被招安的知識份子一樣，承擔其偉大中國夢的詮釋責任，開始全面詆毀民主和自由價值觀——不是現在，已經有人開始批判西方民主之缺陷和政體之弊端了嗎？中國的高人，的確很多。
當然，一切有悖普世價值的轉型——也就是反動和倒退，是總體論錯誤的逆行線——但是，在這個逆行線上，人們正在期待著事情的另一種解釋。這樣的解釋，已經含有中國特色，中國不必轉型，中國"盛世"說等等愚人頌式的言詞，層出不窮。於是，關乎中國轉型的叫囂，在這些世界級別的稱頌聲裡，顯得十分脆弱和蒼白。
其三，就是我們前此論及的、如何估價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中"人民"作用的課題——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中國網民和廣大知識群體乃至異議人士，是不是形成了轉型說的載體之課題。
一種說法是，中國現在已經興起"文藝復興運動"——隨著"大國崛起"，國民意識開始復興和轉變，維權領域和輿論陣地上，正面的意見，已經超越官方的約制和欺騙，達到了某種網路民意的普遍化。這個現象，正在主導事情"起變化"，朝向正面的趨勢蠕動。
另外一種說法是，基於一個基本的國情，即便是網路普及，也無法更改中國極權主義的政治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人民的思想，依舊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個基本的估計，沒有實質變化。也就是說，一切網路、媒體、報紙和電臺，依然控制在官方手中，人民迫於知情權的極度喪失，其判斷事物的基本水準，依舊是國家和政權的宣傳內容。（比如，六四期間，筆者去購買候德建的唱盤。詢問店家一個小姑娘，她問，"誰是候德建？"……加上成都報紙，那個刊登六四廣告者的無知，都是例子。）
二者兼而有之的事實，也是存在的。這個較力是真實存在的。這個較力的前景如何估計，也存在一個嚴酷的悖論。一個說法是，網路和博客形成的啟蒙和復興，正在造成新一代知情和良知兼備的國人和青年；一種說法是，官方的封鎖、遺忘和宣傳，正在造就一代政治冷漠和是非不清，幸災樂禍的冷血憤青——這些反美和崇美兼俱者，今天可以向美國使館拋石子，明天可以加入美國國籍；他們是反日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卻對中國政權歪曲歷史置若罔聞；如何評估反右，文革，六四，已經跑出他們的思維系統和語匯系統；諸如此類的悖論在中國形成歷史的無知和現實的苟利一代。這一代人，即便遠洋美歐，也成為那些國家裡國家利益和現存秩序的附庸，更不會像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之儒家氣節和歐美獨立知識人之批評美國者一樣，形成獨立思考和批判主義。他們頂多成為經濟和文化現狀的受益者。這些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都乃是和阿倫特和陳寅恪毫無關係的附庸知識者。期望這些89之後能夠肩負起再度的政治訴求，已經很不現實。
即便如此，這個較力的過程，也還是在艱鉅進行當中。八、九十歲的耄耋和老右，五、六十歲的白髮紅衛兵，甚至六四青年等，做出了難能可貴的歷史還原和記憶再現之抗爭。他們形成的一年年、一次次關乎與此的研討和反思，使得遺忘和歪曲，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糾正。但是，一是，他們在海外；二是，他們的語匯，已經無法納入89後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加上官方宣傳的禁錮，所有這些研討，外在於年青人的話題和範疇，也是一種事實。所有這些估計，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悲觀主義之證。筆者研究文革，又很多感觸——不要說三、四十歲的人，就是五六十歲，六、七十歲者，對於文革，也基本上處於無知和"正統"判斷之中，乏善可陳——如，劉是好人，毛是壞人；甚至，毛也是好人 ，毛在試驗、試錯、證偽，等等。
這樣，一方面，國人已經淡忘歷史——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六四——一方面，人們正在努力抗爭，企圖恢復所有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找到政治正確的邏輯走向——那麼，關節點在哪裡？在哪裡突破，可以完成和成就歷史的挽回，繼而發掘"轉型"的歷史根據——這個局面，依然十分艱鉅。
關鍵在學生和青年。一個重要的估計是，六四學生運動之一代政治熱血青年，在89以後，就已經寫入歷史。現在的學生之政治情結的死亡，為中國政權注入了一股"活力"（我們說是死魂靈）。有效的鄧式實用主義，正在結合美國非普世價值之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和政治極權，捆綁在一起，造就著一代後六四學生和非政治化青年。"少年中國"（見梁啟超的說法）正在變成"中國少年"——這個事實的嚴酷性說明，期待轉型的民族血脈，正處在嚴重失血狀態，而非呈現源源不斷之勢。強大的商業投機主義和生存犬儒主義，正在腐蝕和消化哪怕是六四一代的菁英人物，讓其"轉型"成為官方的商業夥伴——政治訴求正在迅速死亡。
其實，和上述香港死亡和撒切爾主義死亡一樣，被轉型的，不是中共，而是中共的前敵人和異議人士。這些人士，起碼在默認中共"民主法律"這個大前提下，被統戰起來，成為一種不同於、又相同於前統戰人物似的花瓶。這些個花瓶，正好成為中國轉型說的擁躉。他們對於共產黨的最高稱頌，就是默認黨文化涵蓋了"民主法制"。這些擁躉者的顯著特色就是，他們企圖漂白從馬克思主義到胡溫政治的一切不潔之點，從歷史的竄改，到他們本人政治ID的贖清，都呈現一種所謂"兩頭真"式的說辭。他們企圖在"轉型說"的掩護下，造就一個既不清算歷史，也不否定黨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圭皋，以打掃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毛之殭屍和馬克思之殭屍的嚴重屍變——這個屍變，已經大面積混淆了歷史的真相和人民的訴求，嚴重毒害大面積的正統或者非正統思維。他們用七十幾歲的恩格斯，換掉二十幾歲的恩格斯，以為這樣一來，從瑞金到北京的軌跡，就會完全轉換——繼而，人民政權的、起事於1949年的正統，就被完全呵護——而政治轉型的到來，正是他們和他們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又一種合法性、合理性證明——他們甚至一廂情願地打出、現在瑞典學者嚴重抗議的、那種所謂中國－瑞典模式，以宣稱，這是共黨轉型的第一個起點。這是和平轉型說的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我們前此言及的"民主法制"方式。在撇除究竟是遵循共黨民主法制，還是普世價值中之反對黨方式和司法獨立方式之法制的大前提下，製造一種空洞的，不涉及歷史和現實層面的、實質性民主法制內涵的虛偽訴求，以達到所謂的"和平理性"之目標。
第三種方式，也是更為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誇耀或者默認國際跨國資本和國內寵幸階層、太子黨合謀的經濟掠奪，盡量撐持一個幾乎是看不見盡頭的奴隸剝奪和生態破壞之經濟貿易局勢，使得中國前途，在所謂"轉型說"的矇蔽下，再度發效為一種人道塗炭和生態破壞之效應。於是，這個較力，成為另外一個領域，國際領域中，世界對於中國發展走向的爭執和分歧之所在。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講，"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究竟如何呢？換言之，尼克松和基辛格主義帶給中國政權的和平演變，是在朝向杜勒斯的方向，還是在朝向鄧的方向，難道過去三幾十年來，還看不清楚嗎？黨，政權，寵信階層，紅色序列，已經從"經濟崩潰的邊緣"又崛起，又復興，形成所謂"盛世"——這個歷史根據，難道是杜勒斯主義的有效進程嗎？如果西方人士和政府如再續枉顧這個非杜勒斯主義之事實，那麼，中國政權的崛起和威脅終將成為事實。
在這個極度複雜的國際博弈當中，中國的法寶，就是排除國際規則，並將此一排除，轉換為中國規則——第三世界規則和反美規則 ，等等。所有這些隱性的齟齬和牴觸——如，在達爾富爾等國際爭端上他們採取的立場，已經昭示了這個類似張伯倫主義時代，西方人一度面對過，又被他們有意遺忘的歷史——看來，遺忘，成為世界性的痼疾。整個世界格局的釐清，仰仗於改變整個西方的對華政策——改變經濟和政治，極權和民主，亞洲和歐美雙重價值，多重標準的混世主義和見利忘義主義。這個較力，是對於西方歷史上，被白璧德先生抨擊之科學擴張和民主濫請主義之翻版——這個擴張，在勾結中國權貴和枉顧人民權益方面，已經做到肆無忌憚。這也就是西方民主醜聞的中國翻版。所有這些東、西方疊加的腐敗和合法剝奪，如果不加批評，有所揭櫫，中國向民主化轉型的妄議，只能是開國際玩笑。
中國人說的"勝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一個真理——這個說法的含義就是，中國轉型，有賴於西方政權和國家，知識份子和商人，改變現在這種開放式奴役的中國經濟結構，並且迅速地把西方的商業規則實行於全球——也就是，自然加諸於中國資本家和中國政權——實行中國的獨立工會主義和其他勞工利益之法規。除此，中國經濟發展，只能是開放的奴役制度的所謂新事物，其發展且根本看不見盡頭。重複而言，西方民主價值和"重商主義"如果得不到有效改變，奴役制度本身，就會重複西方殖民主義的百年罪惡，並將這種罪惡備及中國且一發不可收拾。中國民間和異議人士，期望西方政客和政權實行的類似的布希主義，就會真正成為布希所謂之"異議人士"說。
縱觀上述轉型要件可以看到，最為重要的中國轉型，其實不是來自國內的准納粹體制，而是來自於西方整個對華政策和政治理論的改變，改變尼克松主義和基辛格主義在中國的延續，改變成為也許是布希主義和別的什麼"異議份子"之主義——不如此，中國轉型之劍，只能被折斷和廢棄；國際資本和苟利集團（加上中國的權貴資本），將勢成懸於未來之中國頭上的魔劍；也就是說，任何有違於這兩個利益集團——中國特殊利益集團和歐美日跨國資本集團之利益的做法，都會備受打擊而使得轉型成為泡影。
最後，轉型說受到大面積擁躉，是因為人們害怕混亂、秩序的消失、無政府主義和戰亂。為此，他們主張一廂情願地看到官方實施和平演，而無論這個演變朝向何種方向。可惜的是，他們根本沒有看到，這個政權無可救要的、絕對無可塑性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和歷史經驗聯繫在一起。無論從合法和非法的層面上看，都是如此。毛，甚至可以不要連斯大林也要裝模做樣的法律，實行無法無天——政權的三幾十年的改革，整個就是一種合法的剝奪和鎮壓——迫於西方政治準則而實行的兩面三刀的無原則原則，正在有效抵制真正的民主式開放。他們今年以來的一切表演，也說明，他們可以接過所有民主語匯而掏空其所有內涵。他們可以向美、歐、日人士大談民主，而反過來強姦民意，控制輿論，壓榨勞工。維權的幾乎全軍覆沒，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從所謂起義，維權和罷工起家的共產黨，正在以武裝到牙齒的、歷史和現實的經驗、統戰和打擊的經驗，實行對於既無旗幟，也無奧援，更無綱領和組織的弱勢群體，進行有效的殲滅戰。無權中的維權，走向民主和民粹的可能性，都很小。維權理論家，幾乎是單向人和單戀人的迷惘詩意，正在絕望地、和匍匐在的人民，映襯出極權主義者偽善的面孔。
前途究竟何在？
我們坦誠，我們是悲觀主義者。但是，我們覺得，悲觀主義的清醒，要強過忙目的樂觀和輕信。一個簡單的事實證明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中共，也許會在不做任何讓步的情形下，面臨偶然發生的、所謂"最後一粒沙子"壓垮之的故事——那樣，從國際和國內的承受力最後崩盤的角度看，潮流最終流向民主，自然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個不可阻擋，絕對不是來自轉型的官方，而是來自民間，國際部署和力量，偶然的機遇，臺灣問題，等等…而且，其中並不能絕對排除故此發生的政權失效和無政府主義結局。大亂之現實、暴力和革命之現實，在官方面不做任何讓步的情形下，也許真的會呈現末日效應。只是，我們希望這次"輪迴"，有一點古代希臘之政體輪迴的味道，而不要重新墮入千年中國式輪迴的陷阱。
是的，只有一點，我們和他們，都是可以贊成的——那就是，我們也並不期望主動煽起某種熱兵器時代的暴力革命。我們同樣不是暴動和革命的倡導者——但是，如果政治估計，只是停留在和平轉型之上而枉顧這個轉型的、幾乎等於0的可能性，排除各種可能性的發生，等等，就不屬於我們的評估和預期之列了。
(和平轉型論是否妄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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