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陸《新華每日電訊》近日報導：據悉，「十一五」期間，大陸將投入100億元用於發展職業教育。然而，當前的職業教育學校良莠不齊，有的重招生、輕培養，還有的管理混亂、亂收費，導致了職業教育亂象叢生。另一方面，在人力資源供給環節，技工特別是高級技工短缺現象十分普遍，這種狀況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很不協調。
據2006年被招入安徽中華職業學校就學的陶玉妹介紹，她9月份進校，10月份就被推薦到昆山市一家企業上班，學校收取了兩年的學費，並表示兩年後給她頒發職業高中畢業證書。「在我們學校，像陶玉妹這樣的情況大有人在。」安徽中華職業學校教師張大康說，「學校職業高中班學制為兩年或三年，但學生進校後，一般3個月左右就被推薦到外地工作，學校正常收取學費，並收取畢業生就業費，到畢業年限時就給學生頒發畢業證書。」 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第一職業中學原校長劉中惠說，不少職業學校成立了由骨幹教師組成的招生班子，一些老師的主要精力已從教學轉向招生。有的新建職業學校索性把第一年的投入全部用於招生。
有關調查顯示，有的職業學校每招一名學生就要付出兩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學校一年花在「買學生」上的錢達百萬元之巨。然而，職業學校在招生大戰中耗費的資金，最終將轉嫁到學生身上，如通過收取學生各種費用來填補「虧空」。這樣，反而加重了學生負擔。特別是在教育主管部門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一些職業學校巧立名目亂收費。
安徽中華職業學校畢業生王登說：「2004年5月，學校推薦我們10多名同學到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到深圳後，學校收了我們每人1200元錢，說是就業費，也不給發票。這個廠讓我們試用一個月，試用期滿月工資500元。由於工資太低，我幹了一個月就回來了。」 這個學校的林白等教師告訴記者，安徽中華職業學校採取不記賬、不開發票的方式，收取畢業班學生就業中介費、進廠費、推薦費、路費、護送費等，這些錢大多被學校有關負責人私分了。
2005年12月，中華職業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安徽中華職業教育社，根據教師和學生們的舉報，委託安徽陳有志律師事務所調查學校亂收費問題。調查發現，從2002年至2004年，中華職業學校校長陶余新指派專人收取畢業班的各項費用，包括就業中介費、進廠費、推薦費、路費、護送費等。據中介機構和用人單位證實，這些費用名目中只有中介公司收取的費用是客觀存在的，每個畢業生收取300元至350元，其他費用名目諸如進廠費、推薦費、護送費均屬巧立名目，並沒有實際支出。中華職業教育社一位姓吳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中華職業學校是我們申報成立的，當初由幾名老同志聯合辦學滾動發展起來的。經過調查，我們下文決定免去校長陶余新的職務，但學校董事會意見不一，所以未能執行。我們是社會團體，沒有執法權，沒辦法處理。」 而中華職業學校校長陶余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學校只是幫助學生推薦工作，從未收取過上述費用。」
2006年初，此案移送到合肥市公安局廬陽分局處理，分局經濟偵查大隊負責人告訴記者：「經初步調查，中華職業學校的確違規收費，這些收費是否構成犯罪，還要查清這些費用的去向，以及對學校財務進行審計。這項工作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合肥市教育局的配合。」 據教師們反映，2006年6月，他們專門向省教育廳負責人投訴，這名負責人表示60天內辦結，但至今沒有處理結果。
另據瞭解，廣西桂林最近對中等職業教育進行整治，有17所中等職業學校包括髮生「實習生陪酒事件」的桂林市舞蹈職業學校，由於辦學行為不規範等原因被取消招生資格，約佔全市所有中等職業學校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一數據向我們發出警示：職業教育不規範問題比較嚴重。
有關專家指出，大陸就業形勢和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對勞動者加強技能培訓，特別是調整產業結構需要更多的高級技工。同時，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不斷發出技工短缺的信號。有關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三大沿海製造業基地都面臨著普通農民工供過於求，有專業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嚴重短缺的供求矛盾。據上海市有關部門預測，未來3年，上海市年均高級技工的需求約1.8萬人，大部分集中在工藝設計、機械加工、電器設備、光機電一體化等產業。
目前，在大陸2.7億城鎮從業人員中，包括高級技師、技師、高級技工在內的高技能人才只有1860萬人。專家們憂心忡忡地說：「未來的中國製造由誰來造？」這並非是杞人憂天，請看《中國青年報》4月8日報導的一則新聞：根據一項上海4000戶入戶調查顯示，僅有1%的人願意做工人；人才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似乎是為了佐證這條消息的可靠性，同日，《瀟湘晨報》報導說，湖南省5.8萬考生奔赴公務員考試現場，角逐2600餘個崗位，其競爭之慘烈，可想而知。一邊是門可羅雀，一邊是趨之若鶩，這種強烈的對比，帶給人們的除了心靈震撼以外，更多的應該是理性思考。明天，還有誰願意當工人？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校長朱清時曾說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需要多種多樣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學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質的工人、廚師、飛機駕駛員等技能型人才。一個社會，白領多了，未必是就是好事；推動社會進步的，恰恰是藍領階層的崛起和擴大。誠哉斯言，看看我們的周圍，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的形勢下，許多企業卻為招攬不到合適人才而發愁，一些技能崗位長期「虛位以待」。這除了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外，大學生乃至整個社會對技能職業存在的嚴重偏見，才是根本原因。
所有的理想和意願，其實都是對現實的折射和反映。百分之九十九的調查對象不願意當工人，其實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除去技能崗位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工資收入低等因素外，其經濟地位、職業聲望、社會評價相對不高，也是不被人們看重的重要原因。還有，「血汗工廠」大量存在用工不規範、制度不健全、保障不完善等現象，隨時有被辭退、下崗和失業的風險，更令人心存恐懼。而與之相反的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壟斷行業，或受人尊崇，或安逸穩定，或收入豐厚，人們的就業意願傾向於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優化選擇。
所以，才造成了大陸60%的大專及以上學歷者集中在黨政機關、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只有30％左右的人才在企業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卻是80％的優秀人才集聚在企業（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林澤炎語）。這麼多人扎堆「白領之圈」，擠上「官宦之途」，勢必阻礙一個國家的發展步伐。更為可怕的是，對未來就業者的心理預期和職業導向，將產生近乎災難性影響。
之所以造成如此窘況，歸根結蒂，就是共匪的用人和分配機制出現了重大問題，起碼有本末倒置之嫌。首先，做為創造財富的產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況。產業是國家的脊樑，是支柱，推而論之產業工人就是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一個國家的興盛，首先是從產業興盛開始的，科技、文教以及政府，都應服務於此，從而最大限度的推動產業產出，以保證社會積累逐年遞增。那麼，做為社會財富直接創造者的工人階級，理應得到良好的待遇，當然了，待遇不光指錢財方面，還應具有與之相應的理解與尊重。可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什麼呢？做為基礎產業的工人階級，生活越來越艱難，經常會有大人這樣教育孩子，「再不好好學習，你就當工人去」，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曾經的無產階級，不經意間成了二等公民的代稱。看看工人們（壟斷企業除外）所處的地位吧，原來所有的優越（公費醫療、福利分房等）都隨風而去，如今：工資低，待遇差，住房無保證，醫保是擺設，成了工人的「標準像」，更可怕的還有兩個字——「下崗」！當然了，有人會說：企業效益不好，當然待遇不行了，可效益好不好，是由工人自己說了算的嗎？那些國企「老爺」們，決策錯了，還可以異地做官，繼續揮霍，而工人們卻要承受它們造成的惡果。有些人說了，這就是市場經濟。沒錯，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抑或是農民都得接受市場調節，但唯有公僕例外，市場再怎麼動盪，再怎麼不爭氣，哪怕顆粒無收，哪怕企業倒閉，公僕們還會一分不少，照例拿了工資拿獎金，而且一直要拿到退休後還要高高在上，繼續用退休前的職務為依據漲工資。
總之，共匪一日不除，工人地位一日就得不到改善，而技工則會逐步成為「瀕危物種」，最後走向「滅亡」。到那時，共匪一貫向世人吹噓的「世界工廠」恐怕將變成世界的「廢墟」！果真如此，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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