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之水》與《如焉》之比較（一）
在經濟大潮洶湧澎湃、腐敗瘟疫席捲全社會的年代，垃圾文化甚囂塵上，大行其道。而有深度、直麵人生的優秀文學作品，說是銷聲匿跡，或許過甚其詞；不過想要在充斥市場上的多如牛毛、浩如煙海、幾乎氾濫成災的出版物裡，要尋覓幾部，還真要憑藉緣分了。筆者有緣，發現了鳳毛麟角的幾本：賈平凹的《秦腔》，閻連科的《受活》，胡發雲的《如焉•薩斯來到》，閻真的《滄浪之水》。
筆者很快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這四本都是長篇小說，小說題材都取自當今社會生活，而且四位作家分別出生於五二年、五八年、四九年、五七年，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同齡人；此外，四部小說不同程度受到公論家的冷落。
四部小說相互也有更加接近的方面，如：賈平凹和閻連科都是當今文壇上的高產作家，二人皆是北方作家（陝西和河南），他們的《秦腔》和《受活》都反映農村和農民，兩人都是語言風格極具特色的作家。《秦腔》頗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作者為農村被當作改革所付代價的泄洪口，導致農村社會解體、傳統秩序崩壞、一切麵目全非而長歌當哭，失落與無奈盡顯筆端。賈平凹的文言與方言兼有的獨特語言風格在當代中國文學獨此一家、別無分店，是屬於大師級；《受活》有濃厚黑色幽默風格，作者深懷悲天憫人、古道熱腸之心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仗義執言、一抒憤懣。閻連科的文學語言也獨樹一幟，樸實稚拙、極具地方特色的農民語言非常有表現力。筆者讀罷《受活》，第一想法是找一處僻靜地方為中國農民痛哭一場。
《如焉》和《滄浪之水》都是南方作家（湖北和湖南），都寫城市，而且反映的是當今知識份子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前者寫民間知識份子，後者則以官場知識份子為主人翁；兩位作者都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人物——他們即使另有大作，也沒有產生轟動效應。他們的文筆似乎還不屬於大師級；胡發運語言明快，有行雲流水之美，妙語連珠時有之，與同是武漢作家的池莉文風很相近；但因駕輕就熟地使用網路語言遂與他人有所不同。閻真小說的語言很富哲理性，往往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見解，他能用獨特的句式表達；比如他在小說結尾總結池大為是「勝利的失敗者，失敗的勝利者」，這是三言兩語說不明白的，而如是說讀者即可心領神會；他還創造了一些名詞，代替容易招人非議的話語，沒有相當的智慧，就會束手無策。小說的開篇和尾聲的景色描寫文筆非常優美、大氣，有畫龍點睛之妙；但總體語言沒有脫教授講義風格的窠臼。
從作品反映的時間跨度看，《秦腔》和《如焉》跨度短，都是一年之內發生的故事；而《受活》和《滄浪之水》故事時間跨度較長，前者從紅軍時代到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後者從反右、主要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國與沙特的足球比賽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世紀之末。《秦腔》和《如焉》，一個以秦腔曲譜穿插全書，一個網路用語俯拾皆是，而且使用《如焉•@sars come》作書名，很是怪怪的；在這方面，《受活》和《滄浪之水》很傳統。
就受到公論家冷落的程度而言，《受活》與《如焉》思想容量大，可能因此而被視為「燙手的山芋」，而《秦腔》和《滄浪之水》與主旋律若即若離，似乎是「雞肋」；兩本「雞肋」還有共同處：都使用第一人稱寫法。
從地緣關係看，四作家所在地相連，是中國腹地；腹地兩端的二作家的作品是「雞肋」，中間的二作家的作品是「燙手的山芋」。《秦腔》寫性事可謂無所顧忌，《受活》亦有相當的涉及，乃故事情節之需要；《如焉》有熱烈的性事場面，但作者「猶抱琵琶半遮面」，欲縱故擒，《滄浪之水》只有浪漫情感的大事化小表述，似乎在欲蓋彌彰。總之從北到南，逐步成梯形遞減。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大都把性描寫視為作品的看點，此四位作家與他們相比，應該說相當或比較的嚴肅。
筆者如此類比四本長篇小說，儘管是遊戲之筆，但細想也是有意味的；且按下不表，只把對《如焉》和《滄浪之水》的感想一吐為快。
農民和知識份子題材，幾乎是五四新文學以來形成的傳統文學題材；魯迅的《吶喊》《彷徨》不正是通過對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命運而思考中國社會改造的難度麼？那麼從《如焉》和《滄浪之水》中，我們能看到當今知識份子怎樣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命運呢？從他們的生命形態，又折射出怎樣的時代、社會景觀呢？這是筆者所深感興趣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在經濟大潮洶湧澎湃、腐敗瘟疫席捲全社會的年代，垃圾文化甚囂塵上，大行其道。而有深度、直麵人生的優秀文學作品，說是銷聲匿跡，或許過甚其詞；不過想要在充斥市場上的多如牛毛、浩如煙海、幾乎氾濫成災的出版物裡，要尋覓幾部，還真要憑藉緣分了。筆者有緣，發現了鳳毛麟角的幾本：賈平凹的《秦腔》，閻連科的《受活》，胡發雲的《如焉•薩斯來到》，閻真的《滄浪之水》。
筆者很快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這四本都是長篇小說，小說題材都取自當今社會生活，而且四位作家分別出生於五二年、五八年、四九年、五七年，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同齡人；此外，四部小說不同程度受到公論家的冷落。
四部小說相互也有更加接近的方面，如：賈平凹和閻連科都是當今文壇上的高產作家，二人皆是北方作家（陝西和河南），他們的《秦腔》和《受活》都反映農村和農民，兩人都是語言風格極具特色的作家。《秦腔》頗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作者為農村被當作改革所付代價的泄洪口，導致農村社會解體、傳統秩序崩壞、一切麵目全非而長歌當哭，失落與無奈盡顯筆端。賈平凹的文言與方言兼有的獨特語言風格在當代中國文學獨此一家、別無分店，是屬於大師級；《受活》有濃厚黑色幽默風格，作者深懷悲天憫人、古道熱腸之心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仗義執言、一抒憤懣。閻連科的文學語言也獨樹一幟，樸實稚拙、極具地方特色的農民語言非常有表現力。筆者讀罷《受活》，第一想法是找一處僻靜地方為中國農民痛哭一場。
《如焉》和《滄浪之水》都是南方作家（湖北和湖南），都寫城市，而且反映的是當今知識份子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前者寫民間知識份子，後者則以官場知識份子為主人翁；兩位作者都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人物——他們即使另有大作，也沒有產生轟動效應。他們的文筆似乎還不屬於大師級；胡發運語言明快，有行雲流水之美，妙語連珠時有之，與同是武漢作家的池莉文風很相近；但因駕輕就熟地使用網路語言遂與他人有所不同。閻真小說的語言很富哲理性，往往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見解，他能用獨特的句式表達；比如他在小說結尾總結池大為是「勝利的失敗者，失敗的勝利者」，這是三言兩語說不明白的，而如是說讀者即可心領神會；他還創造了一些名詞，代替容易招人非議的話語，沒有相當的智慧，就會束手無策。小說的開篇和尾聲的景色描寫文筆非常優美、大氣，有畫龍點睛之妙；但總體語言沒有脫教授講義風格的窠臼。
從作品反映的時間跨度看，《秦腔》和《如焉》跨度短，都是一年之內發生的故事；而《受活》和《滄浪之水》故事時間跨度較長，前者從紅軍時代到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後者從反右、主要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國與沙特的足球比賽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世紀之末。《秦腔》和《如焉》，一個以秦腔曲譜穿插全書，一個網路用語俯拾皆是，而且使用《如焉•@sars come》作書名，很是怪怪的；在這方面，《受活》和《滄浪之水》很傳統。
就受到公論家冷落的程度而言，《受活》與《如焉》思想容量大，可能因此而被視為「燙手的山芋」，而《秦腔》和《滄浪之水》與主旋律若即若離，似乎是「雞肋」；兩本「雞肋」還有共同處：都使用第一人稱寫法。
從地緣關係看，四作家所在地相連，是中國腹地；腹地兩端的二作家的作品是「雞肋」，中間的二作家的作品是「燙手的山芋」。《秦腔》寫性事可謂無所顧忌，《受活》亦有相當的涉及，乃故事情節之需要；《如焉》有熱烈的性事場面，但作者「猶抱琵琶半遮面」，欲縱故擒，《滄浪之水》只有浪漫情感的大事化小表述，似乎在欲蓋彌彰。總之從北到南，逐步成梯形遞減。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大都把性描寫視為作品的看點，此四位作家與他們相比，應該說相當或比較的嚴肅。
筆者如此類比四本長篇小說，儘管是遊戲之筆，但細想也是有意味的；且按下不表，只把對《如焉》和《滄浪之水》的感想一吐為快。
農民和知識份子題材，幾乎是五四新文學以來形成的傳統文學題材；魯迅的《吶喊》《彷徨》不正是通過對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命運而思考中國社會改造的難度麼？那麼從《如焉》和《滄浪之水》中，我們能看到當今知識份子怎樣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命運呢？從他們的生命形態，又折射出怎樣的時代、社會景觀呢？這是筆者所深感興趣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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