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与《如焉》之比较（一）
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腐败瘟疫席卷全社会的年代，垃圾文化甚嚣尘上，大行其道。而有深度、直面人生的优秀文学作品，说是销声匿迹，或许过甚其词；不过想要在充斥市场上的多如牛毛、浩如烟海、几乎泛滥成灾的出版物里，要寻觅几部，还真要凭借缘分了。笔者有缘，发现了凤毛麟角的几本：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胡发云的《如焉•萨斯来到》，阎真的《沧浪之水》。
笔者很快发现它们的共同点：这四本都是长篇小说，小说题材都取自当今社会生活，而且四位作家分别出生于五二年、五八年、四九年、五七年，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此外，四部小说不同程度受到公论家的冷落。
四部小说相互也有更加接近的方面，如：贾平凹和阎连科都是当今文坛上的高产作家，二人皆是北方作家（陕西和河南），他们的《秦腔》和《受活》都反映农村和农民，两人都是语言风格极具特色的作家。《秦腔》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为农村被当作改革所付代价的泄洪口，导致农村社会解体、传统秩序崩坏、一切面目全非而长歌当哭，失落与无奈尽显笔端。贾平凹的文言与方言兼有的独特语言风格在当代中国文学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是属于大师级；《受活》有浓厚黑色幽默风格，作者深怀悲天悯人、古道热肠之心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一抒愤懑。阎连科的文学语言也独树一帜，朴实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农民语言非常有表现力。笔者读罢《受活》，第一想法是找一处僻静地方为中国农民痛哭一场。
《如焉》和《沧浪之水》都是南方作家（湖北和湖南），都写城市，而且反映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前者写民间知识分子，后者则以官场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两位作者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物——他们即使另有大作，也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他们的文笔似乎还不属于大师级；胡发运语言明快，有行云流水之美，妙语连珠时有之，与同是武汉作家的池莉文风很相近；但因驾轻就熟地使用网络语言遂与他人有所不同。阎真小说的语言很富哲理性，往往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见解，他能用独特的句式表达；比如他在小说结尾总结池大为是“胜利的失败者，失败的胜利者”，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而如是说读者即可心领神会；他还创造了一些名词，代替容易招人非议的话语，没有相当的智慧，就会束手无策。小说的开篇和尾声的景色描写文笔非常优美、大气，有画龙点睛之妙；但总体语言没有脱教授讲义风格的窠臼。
从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看，《秦腔》和《如焉》跨度短，都是一年之内发生的故事；而《受活》和《沧浪之水》故事时间跨度较长，前者从红军时代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后者从反右、主要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国与沙特的足球比赛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世纪之末。《秦腔》和《如焉》，一个以秦腔曲谱穿插全书，一个网络用语俯拾皆是，而且使用《如焉•@sars come》作书名，很是怪怪的；在这方面，《受活》和《沧浪之水》很传统。
就受到公论家冷落的程度而言，《受活》与《如焉》思想容量大，可能因此而被视为“烫手的山芋”，而《秦腔》和《沧浪之水》与主旋律若即若离，似乎是“鸡肋”；两本“鸡肋”还有共同处：都使用第一人称写法。
从地缘关系看，四作家所在地相连，是中国腹地；腹地两端的二作家的作品是“鸡肋”，中间的二作家的作品是“烫手的山芋”。《秦腔》写性事可谓无所顾忌，《受活》亦有相当的涉及，乃故事情节之需要；《如焉》有热烈的性事场面，但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欲纵故擒，《沧浪之水》只有浪漫情感的大事化小表述，似乎在欲盖弥彰。总之从北到南，逐步成梯形递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大都把性描写视为作品的看点，此四位作家与他们相比，应该说相当或比较的严肃。
笔者如此类比四本长篇小说，尽管是游戏之笔，但细想也是有意味的；且按下不表，只把对《如焉》和《沧浪之水》的感想一吐为快。
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几乎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学题材；鲁迅的《呐喊》《彷徨》不正是通过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思考中国社会改造的难度么？那么从《如焉》和《沧浪之水》中，我们能看到当今知识分子怎样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命运呢？从他们的生命形态，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社会景观呢？这是笔者所深感兴趣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腐败瘟疫席卷全社会的年代，垃圾文化甚嚣尘上，大行其道。而有深度、直面人生的优秀文学作品，说是销声匿迹，或许过甚其词；不过想要在充斥市场上的多如牛毛、浩如烟海、几乎泛滥成灾的出版物里，要寻觅几部，还真要凭借缘分了。笔者有缘，发现了凤毛麟角的几本：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胡发云的《如焉•萨斯来到》，阎真的《沧浪之水》。
笔者很快发现它们的共同点：这四本都是长篇小说，小说题材都取自当今社会生活，而且四位作家分别出生于五二年、五八年、四九年、五七年，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此外，四部小说不同程度受到公论家的冷落。
四部小说相互也有更加接近的方面，如：贾平凹和阎连科都是当今文坛上的高产作家，二人皆是北方作家（陕西和河南），他们的《秦腔》和《受活》都反映农村和农民，两人都是语言风格极具特色的作家。《秦腔》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为农村被当作改革所付代价的泄洪口，导致农村社会解体、传统秩序崩坏、一切面目全非而长歌当哭，失落与无奈尽显笔端。贾平凹的文言与方言兼有的独特语言风格在当代中国文学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是属于大师级；《受活》有浓厚黑色幽默风格，作者深怀悲天悯人、古道热肠之心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一抒愤懑。阎连科的文学语言也独树一帜，朴实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农民语言非常有表现力。笔者读罢《受活》，第一想法是找一处僻静地方为中国农民痛哭一场。
《如焉》和《沧浪之水》都是南方作家（湖北和湖南），都写城市，而且反映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前者写民间知识分子，后者则以官场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两位作者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物——他们即使另有大作，也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他们的文笔似乎还不属于大师级；胡发运语言明快，有行云流水之美，妙语连珠时有之，与同是武汉作家的池莉文风很相近；但因驾轻就熟地使用网络语言遂与他人有所不同。阎真小说的语言很富哲理性，往往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见解，他能用独特的句式表达；比如他在小说结尾总结池大为是“胜利的失败者，失败的胜利者”，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而如是说读者即可心领神会；他还创造了一些名词，代替容易招人非议的话语，没有相当的智慧，就会束手无策。小说的开篇和尾声的景色描写文笔非常优美、大气，有画龙点睛之妙；但总体语言没有脱教授讲义风格的窠臼。
从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看，《秦腔》和《如焉》跨度短，都是一年之内发生的故事；而《受活》和《沧浪之水》故事时间跨度较长，前者从红军时代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后者从反右、主要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国与沙特的足球比赛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世纪之末。《秦腔》和《如焉》，一个以秦腔曲谱穿插全书，一个网络用语俯拾皆是，而且使用《如焉•@sars come》作书名，很是怪怪的；在这方面，《受活》和《沧浪之水》很传统。
就受到公论家冷落的程度而言，《受活》与《如焉》思想容量大，可能因此而被视为“烫手的山芋”，而《秦腔》和《沧浪之水》与主旋律若即若离，似乎是“鸡肋”；两本“鸡肋”还有共同处：都使用第一人称写法。
从地缘关系看，四作家所在地相连，是中国腹地；腹地两端的二作家的作品是“鸡肋”，中间的二作家的作品是“烫手的山芋”。《秦腔》写性事可谓无所顾忌，《受活》亦有相当的涉及，乃故事情节之需要；《如焉》有热烈的性事场面，但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欲纵故擒，《沧浪之水》只有浪漫情感的大事化小表述，似乎在欲盖弥彰。总之从北到南，逐步成梯形递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大都把性描写视为作品的看点，此四位作家与他们相比，应该说相当或比较的严肃。
笔者如此类比四本长篇小说，尽管是游戏之笔，但细想也是有意味的；且按下不表，只把对《如焉》和《沧浪之水》的感想一吐为快。
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几乎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学题材；鲁迅的《呐喊》《彷徨》不正是通过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思考中国社会改造的难度么？那么从《如焉》和《沧浪之水》中，我们能看到当今知识分子怎样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命运呢？从他们的生命形态，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社会景观呢？这是笔者所深感兴趣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 关键字搜索：
- 《沧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