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剛，一個拍賣行老闆，3年前因為涉嫌向某省高院兩位法官行賄，這兩位法官案發牽連到他，隨後被司法機關羈押，要求協助調查。從一個身家千萬的拍賣行老闆淪為階下囚，胡剛在看守所306天的日子裡，將自己的經歷孕育為一部小說。 從看守所一出來，他拎著100萬字的書稿走進出版社。
入道
胡剛始終強調自己的知識份子身份。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他從一個小縣城考上大學，成了一名每天和黑格爾、德裡達打交道的哲學青年。當年，為了辦一本叫《曠野》的詩刊，胡剛四處「化緣」籌集經費。後來他總結，這是培養經商意識的起端。最初，胡剛的人生之路平淡無奇。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來轉任人事處幹部。按部就班的生活乏味得讓胡剛常常借酒消愁，惟一讓他欣慰的是，他的幾部中、短篇小說開始在《小說界》、《青年作家》等文學刊物上露臉。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知識份子下海潮裹挾著胡剛來到火紅一時的海南。「當時一個專門帶人找房、看房的活，一年下來就能賺10萬。」 憑藉良好的悟性，胡剛進入海南的藝術品拍賣行業，並挖到了第一桶金。但這樣的好光景並沒有持續太久，國家宏觀調控擠壓海南房地產泡沫，人氣聚散無定，胡剛決定回鄉發展。
1998年9月，胡剛在家鄉的省城成立一家拍賣公司，從事藝術品拍賣。為了證明公司實力，胡剛執意把公司設在省城當時最為氣派、租金最昂貴的寫字樓裡，而他從海南淘金歸來的「大老闆」身份也很快顯示出受人追捧的「暈輪效應」。 藝術品拍賣是新興行當，聚人氣，順潮流，加以電視、報紙的輪番鼓噪，胡剛的拍賣公司很快就聲名雀起，紅火起來。但他很快發現藝術品拍賣標的額小，一般也就是幾萬幾十萬元的生意，賺不了大錢。
經人點撥，胡剛開始把目光轉向法院的委託競拍業務。「法院的拍賣業務，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標的額，拍賣行最高可以收取買賣雙方10％的佣金，這是個讓人垂涎的大買賣。」胡剛說。 拍賣公司成立好幾個月，沒接到一單法院委託拍賣業務，胡剛很著急。這時有朋友提醒，要想做好拍賣生意就必須去與負責執行的法官打交道，法官手裡掌握著拍賣資源的分配權。
拍賣資源就在法官手裡，法官憑什麼給你做而不給別人？這涉及到行業的潛規則----明規則是，公事公辦，可事情就是辦不了；潛規則，你知我知，只要達成默契，就能事半功倍。
胡剛開始發動同學、朋友、親戚，四處去結交那些掌握著拍賣資源的法官。他還苦練拜會功，一有時間就去「泡法院」，每到一個辦公室，就會順手往法官桌上扔兩包高級香菸或檳榔，動作嫻熟得都讓人無以拒絕。「第一趟不行，就跑第二趟、第三趟，等到大家混到臉熟後，法官們就不好意思打官腔了。」
「生意」
在胡剛看來，做生意一是做市場，二是做關係。而某些生意似乎也沒有純粹的市場，最後仍不免歸結到關係上去。對於「槌子一響，黃金萬兩」的法院委託拍賣業務，「關係」更是決定拍賣公司生死的要害。 通過一位朋友的搭線引介，胡剛終於結識了省高院執行局的一位姓賈的法官。胡剛和法官的關係是從吃飯、喝茶開始的。起初，賈法官對胡剛還有些戒備心理，幾次飯局後，他覺得知識份子氣質的胡剛談吐不俗，雙方頗感投機。
胡剛斷定，他和賈法官最終關係「混得很鐵」的標誌是他們一起去唱歌娛樂。「法官答應你去唱歌是很重要的信任信號。」胡剛說，因為幾個男人在包廂裡唱歌，「有點一起做壞事的感覺」，這是一種親密又不越界的舉動。 「雙休日不能休息，手機不敢關機。」胡剛說，因為你不知道哪位法官會打你的電話，萬一找不著你，他就會給另外一位拍賣行老闆打電話。胡剛說，一旦法官說要用車，就要把公司的奧迪A6車洗好、加滿油，開到他門口。「如果沒有司機，你得拋下一切，親自為他駕車，還要說自己一點都不忙。」
「剛回省城時人生地不熟，光結交賈法官就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胡剛說，那一年，公司的公關費花了20多萬元。 2000年初，胡剛從省高院這位賈法官手裡攬到了第一筆業務：拍賣省城某農貿市場一層。這個市場最終以720萬元的價格成交，胡剛獲得72萬元佣金。胡剛拿出10萬元給承辦法官送去，「兌現得越痛快越好」。
「窯變」
胡剛第一次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衝突：明知是在行賄，卻又懵懵懂懂，不清楚會面臨何種處罰；明白必須回報法官，不然會讓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斷了自己的財路。 漸漸地，再面臨這種矛盾時，胡剛找到了「平衡點」----把送錢過程隱秘化：他從不通過銀行轉賬來付錢，因為那很容易被查出來。他螞蟻搬家式地提取儲備現金，然後集中付給法官。
自第一筆錢送出去後，胡剛知道自己和法官已結成了堅實的同盟，而他以後的生意也會越做越大。農貿市場的成功拍賣，讓胡剛名利雙收，承辦法官也認為胡剛的辦事能力確實讓他們放心。 兩年後，那位賈法官又給胡剛拉來了一筆更大的業務，這一筆拍賣的成交額為2300多萬元。「自然，這筆業務搞完後我又把一筆錢給他送了去。」 「要想能把生意長久做下去，你一定要讓法官感覺到收錢‘很安全’。」胡剛說，這些法官對受賄的法律後果很清楚，他們惟一擔心的是，公司賬面上如何平衡這筆錢？ 胡剛坦誠地向受賄者「證明」收這筆錢絕對安全。首先胡剛的拍賣公司是私人獨資，應此不必經過其他股東同意，也沒有上一級公司來查賬。
其次，胡剛想到一個絕妙的平衡賬面的方法：用藝術品來平賬。比如，先給法官送一隻普通的青瓷瓶，然後由法官委託另一家拍賣公司拍賣，他再在拍賣會上以500 萬的高價競拍買下，這樣通過「合法手段」將500萬的行賄款送了出去。藝術品的價值很難準確評估，所以抓不到任何把柄。胡剛這一招屢試不爽。 就這樣，胡剛拍賣公司的生意如細水長流，到2003年底，他已經擁有近千萬元的資產。
對於財富的急劇聚斂，胡剛當然明白是一種罪惡的「權力尋租」，正是因為他與「法官進行二次分配」的承諾，讓掌握拍賣資源的法官讓他獲得業務。「這破壞了市場公平交易的環境，侵害了其它拍賣公司的商業機會。」胡剛自省。 胡剛常用瓷胎自喻，有時候所處環境就像一座燒制瓷器的「窯」：在那個看不見的地方，瓷胎有可能會發生一種非人力能控制的、也不能被重複的狀況----窯變。
懺悔
自信的胡剛一向自詡行事謹慎。本來做得天衣無縫的「生意」，最後還是出了事。將他招供的是省高級法院的兩位法官。 2003年11月底，由省高級法院委託的深圳某房地產拍賣項目，因為法官涉嫌受賄案發，涉案法官交代出曾收過胡剛拍賣公司的好處費。 2003年12月9日，胡剛因涉嫌行賄遭刑拘。最初，胡剛決定自己獨自「扛」著，因為他還想繼續從業，「不能說，說了就沒法再和法官合作」。
但辦案人員很快打消了他的念頭，「你當他們是朋友，他們卻沒把你當朋友」，辦案人員把兩位法官的悔過書中幾個小節出示給胡剛看，「法官詳細供述收錢的時間、地點、人物」全部很清楚。 「對方已經招供，再扛已經沒有意義。」兩個星期後，全部招供的胡剛被逮捕。初入看守所，睡覺時見不得一絲光亮的胡剛百般痛楚：晚上頭頂燈光，身邊有巡邏武警的腳步聲、拉槍栓聲，監號的呼嚕聲、嘆氣聲。
同監共有6人，無聊時就打牌，看別的犯人丟下的武俠小說。漸漸的，一直很忙的胡剛發現自己有了足夠多的時間，來回顧和審視他的前半生。 大學念哲學的胡剛重新反思人生的意義，他拿起了筆。因為在「裡面」，他找到了一條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進入創作階段後，日子就顯得不那麼漫長，胡剛最多一天可以一口氣寫一萬六千多字。脫稿時，他已寫滿了一百多本一元錢一個的本子。
2004年10月15日，胡剛被取保候審。後經過檢察機關認定，免予起訴。胡剛的拍賣公司散夥了，他過去積累的千萬資產也因涉及「非法所得」，大部分被沒收充公。 一位文學評論者這樣描述胡剛的小說，「讀這樣的小說會時常聽到碎裂聲----人生有價值內容的毀滅……」但是胡剛最看重的是他前妻----一位大學教授的評價：「一個‘無序’世界裡，一群男女的‘無奈’生活。」
當胡剛寫出小說，把拍賣行業的內幕完全捅開，他同時也感受到了來自同行的壓力，他自己也不可能再重拾老本行了。眼下，胡剛已經將自己的拍賣公司轉讓出去，他只做拍賣師、一份敲槌的純技術性工作，因為他不想「以同樣姿勢摔倒在同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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