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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一个拍卖行老板的秘密与忏悔

 2007-03-04 03: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胡刚,一个拍卖行老板,3年前因为涉嫌向某省高院两位法官行贿,这两位法官案发牵连到他,随后被司法机关羁押,要求协助调查。从一个身家千万的拍卖行老板沦为阶下囚,胡刚在看守所306天的日子里,将自己的经历孕育为一部小说。 从看守所一出来,他拎着100万字的书稿走进出版社。

入道

胡刚始终强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从一个小县城考上大学,成了一名每天和黑格尔、德里达打交道的哲学青年。当年,为了办一本叫《旷野》的诗刊,胡刚四处“化缘”筹集经费。后来他总结,这是培养经商意识的起端。最初,胡刚的人生之路平淡无奇。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转任人事处干部。按部就班的生活乏味得让胡刚常常借酒消愁,惟一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开始在《小说界》、《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上露脸。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下海潮裹挟着胡刚来到火红一时的海南。“当时一个专门带人找房、看房的活,一年下来就能赚10万。” 凭藉良好的悟性,胡刚进入海南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并挖到了第一桶金。但这样的好光景并没有持续太久,国家宏观调控挤压海南房地产泡沫,人气聚散无定,胡刚决定回乡发展。

1998年9月,胡刚在家乡的省城成立一家拍卖公司,从事艺术品拍卖。为了证明公司实力,胡刚执意把公司设在省城当时最为气派、租金最昂贵的写字楼里,而他从海南淘金归来的“大老板”身份也很快显示出受人追捧的“晕轮效应”。 艺术品拍卖是新兴行当,聚人气,顺潮流,加以电视、报纸的轮番鼓噪,胡刚的拍卖公司很快就声名雀起,红火起来。但他很快发现艺术品拍卖标的额小,一般也就是几万几十万元的生意,赚不了大钱。

经人点拨,胡刚开始把目光转向法院的委托竞拍业务。“法院的拍卖业务,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标的额,拍卖行最高可以收取买卖双方10%的佣金,这是个让人垂涎的大买卖。”胡刚说。 拍卖公司成立好几个月,没接到一单法院委托拍卖业务,胡刚很着急。这时有朋友提醒,要想做好拍卖生意就必须去与负责执行的法官打交道,法官手里掌握着拍卖资源的分配权。

拍卖资源就在法官手里,法官凭什么给你做而不给别人?这涉及到行业的潜规则----明规则是,公事公办,可事情就是办不了;潜规则,你知我知,只要达成默契,就能事半功倍。

胡刚开始发动同学、朋友、亲戚,四处去结交那些掌握着拍卖资源的法官。他还苦练拜会功,一有时间就去“泡法院”,每到一个办公室,就会顺手往法官桌上扔两包高级香烟或槟榔,动作娴熟得都让人无以拒绝。“第一趟不行,就跑第二趟、第三趟,等到大家混到脸熟后,法官们就不好意思打官腔了。”

“生意”

在胡刚看来,做生意一是做市场,二是做关系。而某些生意似乎也没有纯粹的市场,最后仍不免归结到关系上去。对于“槌子一响,黄金万两”的法院委托拍卖业务,“关系”更是决定拍卖公司生死的要害。 通过一位朋友的搭线引介,胡刚终于结识了省高院执行局的一位姓贾的法官。胡刚和法官的关系是从吃饭、喝茶开始的。起初,贾法官对胡刚还有些戒备心理,几次饭局后,他觉得知识分子气质的胡刚谈吐不俗,双方颇感投机。

胡刚断定,他和贾法官最终关系“混得很铁”的标志是他们一起去唱歌娱乐。“法官答应你去唱歌是很重要的信任信号。”胡刚说,因为几个男人在包厢里唱歌,“有点一起做坏事的感觉”,这是一种亲密又不越界的举动。 “双休日不能休息,手机不敢关机。”胡刚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位法官会打你的电话,万一找不着你,他就会给另外一位拍卖行老板打电话。胡刚说,一旦法官说要用车,就要把公司的奥迪A6车洗好、加满油,开到他门口。“如果没有司机,你得抛下一切,亲自为他驾车,还要说自己一点都不忙。”

“刚回省城时人生地不熟,光结交贾法官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胡刚说,那一年,公司的公关费花了20多万元。 2000年初,胡刚从省高院这位贾法官手里揽到了第一笔业务:拍卖省城某农贸市场一层。这个市场最终以720万元的价格成交,胡刚获得72万元佣金。胡刚拿出10万元给承办法官送去,“兑现得越痛快越好”。

“窑变”

胡刚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突:明知是在行贿,却又懵懵懂懂,不清楚会面临何种处罚;明白必须回报法官,不然会让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渐渐地,再面临这种矛盾时,胡刚找到了“平衡点”----把送钱过程隐秘化:他从不通过银行转账来付钱,因为那很容易被查出来。他蚂蚁搬家式地提取储备现金,然后集中付给法官。

自第一笔钱送出去后,胡刚知道自己和法官已结成了坚实的同盟,而他以后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农贸市场的成功拍卖,让胡刚名利双收,承办法官也认为胡刚的办事能力确实让他们放心。 两年后,那位贾法官又给胡刚拉来了一笔更大的业务,这一笔拍卖的成交额为2300多万元。“自然,这笔业务搞完后我又把一笔钱给他送了去。” “要想能把生意长久做下去,你一定要让法官感觉到收钱‘很安全’。”胡刚说,这些法官对受贿的法律后果很清楚,他们惟一担心的是,公司账面上如何平衡这笔钱? 胡刚坦诚地向受贿者“证明”收这笔钱绝对安全。首先胡刚的拍卖公司是私人独资,应此不必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也没有上一级公司来查账。

其次,胡刚想到一个绝妙的平衡账面的方法:用艺术品来平账。比如,先给法官送一只普通的青瓷瓶,然后由法官委托另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他再在拍卖会上以500 万的高价竞拍买下,这样通过“合法手段”将500万的行贿款送了出去。艺术品的价值很难准确评估,所以抓不到任何把柄。胡刚这一招屡试不爽。 就这样,胡刚拍卖公司的生意如细水长流,到2003年底,他已经拥有近千万元的资产。

对于财富的急剧聚敛,胡刚当然明白是一种罪恶的“权力寻租”,正是因为他与“法官进行二次分配”的承诺,让掌握拍卖资源的法官让他获得业务。“这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侵害了其它拍卖公司的商业机会。”胡刚自省。 胡刚常用瓷胎自喻,有时候所处环境就像一座烧制瓷器的“窑”: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瓷胎有可能会发生一种非人力能控制的、也不能被重复的状况----窑变。

忏悔

自信的胡刚一向自诩行事谨慎。本来做得天衣无缝的“生意”,最后还是出了事。将他招供的是省高级法院的两位法官。 2003年11月底,由省高级法院委托的深圳某房地产拍卖项目,因为法官涉嫌受贿案发,涉案法官交代出曾收过胡刚拍卖公司的好处费。 2003年12月9日,胡刚因涉嫌行贿遭刑拘。最初,胡刚决定自己独自“扛”着,因为他还想继续从业,“不能说,说了就没法再和法官合作”。

但办案人员很快打消了他的念头,“你当他们是朋友,他们却没把你当朋友”,办案人员把两位法官的悔过书中几个小节出示给胡刚看,“法官详细供述收钱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部很清楚。 “对方已经招供,再扛已经没有意义。”两个星期后,全部招供的胡刚被逮捕。初入看守所,睡觉时见不得一丝光亮的胡刚百般痛楚:晚上头顶灯光,身边有巡逻武警的脚步声、拉枪栓声,监号的呼噜声、叹气声。

同监共有6人,无聊时就打牌,看别的犯人丢下的武侠小说。渐渐的,一直很忙的胡刚发现自己有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回顾和审视他的前半生。 大学念哲学的胡刚重新反思人生的意义,他拿起了笔。因为在“里面”,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进入创作阶段后,日子就显得不那么漫长,胡刚最多一天可以一口气写一万六千多字。脱稿时,他已写满了一百多本一元钱一个的本子。

2004年10月15日,胡刚被取保候审。后经过检察机关认定,免予起诉。胡刚的拍卖公司散伙了,他过去积累的千万资产也因涉及“非法所得”,大部分被没收充公。 一位文学评论者这样描述胡刚的小说,“读这样的小说会时常听到碎裂声----人生有价值内容的毁灭……”但是胡刚最看重的是他前妻----一位大学教授的评价:“一个‘无序’世界里,一群男女的‘无奈’生活。”

当胡刚写出小说,把拍卖行业的内幕完全捅开,他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同行的压力,他自己也不可能再重拾老本行了。眼下,胡刚已经将自己的拍卖公司转让出去,他只做拍卖师、一份敲槌的纯技术性工作,因为他不想“以同样姿势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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