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時期的紅色恐怖

何謂AB團?很久之前臺灣研究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曾訪問過AB團主要分子之一程天放,據程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革命軍已進駐南昌時,江西國民黨人段鍚朋、巫啟聖、洪軌、程天放等為團結黨員,抵制中共在國共合作中把持黨務,秘密組織AB團,A代表省級組織,B代表縣級組織。到了寧漢分裂,武漢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朱培德為主席,免掉一批國民黨忠貞分子,同年四月二日,共產黨搗毀國民黨江西省黨部,AB團也就隨之解體,所以AB團的壽命只有三個月。後來中共的「反AB團」,稱它為 Anti-Bolshevik (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全系捏造。(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五二八頁)

毛澤東要殺的AB團不存在

另一位已故的中共問題專家鄭學稼說,AB團何時成立,沒有可引的資料,但他知道,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國民黨中央進駐南昌,派段鍚朋召開全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執委王鎮寰、周利生、程天放、段錫朋、王禮錫、劉伯倫、洪軌和監委姜伯彰、熊育錫、楊賡笙,都是AB團主角。而該團中的一位人士面告他,該團沒有嚴密組織,也沒有章程,只是人對人的鬆散連繫,A團為反共核心, B團為外圍,是同路人或群眾組織。南京政府成立,提倡「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反對段錫朋的人攻擊段組織AB團,段辯解當時是奉命團結同志反共,實無組織,但國民黨人多不信段的話,後來程天放為瞭解除反對者的壓力,呈報南京中央黨部說,他們那時組織AB團,意為 Anti-Bolshevik ,現已解散。後來國民黨中央公布程的呈文,於是AB團一般都作 Anti-Bolshevik 解。(見鄭學稼《中共富田事變真相》第二至四頁)

同是程天放,兩處對AB團縮寫所含意義,各不相同。不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AB團核心分子王禮錫在他所辦的《讀書雜誌》上發表日人佐籐貞一的一封信中附帶提到AB團時這麼說:「說到AB團,不過是前五年的一種政治組織,也不過是幾個人的一個小團體.所謂AB團者,原不過是兩重組織,並不是什麼的省寫,後來不久就解散了。」(見鄭學稼同上書第五頁)這與程天放對王健民所說的解釋一致。

由此可以確定,原有的AB團壽命甚短,它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便已解散。毛澤東於一九三○年在江西所反的AB團,顯然不是原來的AB團,而且當時江西是否真有所謂AB團存在,也大成問題.鄭學稼在梳理了中共和國民黨的一些材料之後,得出這樣結論說:「我們知道:國民黨人組織的AB團,不是後來所說的 Anti-Bolshevik ,它只存在三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利用這個名稱,發動富田事變,張國燾也利用它,發動許繼慎派慘案。」(見鄭學稼同上書第八頁)

AB團造成紅色恐怖

張國燾殺許繼慎的慘案,發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鄂豫皖蘇區 .當時許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據現在新華網的資料說,許因反對張國燾遠離蘇區、冒險進攻的錯誤軍事方針被殺,而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中專章敘述此事,說許身旁的吳參謀是國民黨姦細,因此被整肅.張沒有提到AB團罪名,只說吳參謀是國民黨改組派。但張承認當時軍中引起整肅風,被捕者約六百人,被整肅者百餘人,判死刑者約三十人。(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十六篇第六章)

富田事變發生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富田是江西省吉安縣的一個大村莊,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紅軍第二十軍都駐在那裡.當時中共中央和蘇區之間,以及蘇區紅軍內部幾個頭頭之間的矛盾衝突甚為複雜.上海的中央想控制蘇區,成立「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周為書記,周在白區工作無法脫身,暫由項英代理,項與毛之間意見不和,毛與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之間也衝突甚多,都因毛剛愎自用,大權獨攬,又因土改方針和軍事戰略分歧,引起軍中很多人對毛不滿,湘贛兩地的黨和軍中都有反毛情緒.

一九三○年五月,毛由他所主持的總前委發動肅反運動,以反AB團之名清除異己。其酷刑逼供手段非常狠毒和殘暴,逼出的假供和亂供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牽連之廣,在四萬紅軍中多達四千四百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紅色恐怖。

富田事變與毛的野心

毛根據逼供所得的消息,認定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內有一個AB團省總團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帶人前往富田捉拿,捕去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立即開始刑訊,邊審邊抓,抓了一百二十多人,處決了廿四人。紅二十軍一營政治部主任劉敵聞訊有人指他為AB團,大懼,為了自衛,率兵包圍省行委,將被捕的幾十人盡行釋放,又把部隊拉到贛江以西地區,派段良弼赴滬向中央控告,劉敵等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

富田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親自起草文件,以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名義,發表《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為富田事變宣言》(毛假借朱等名義一事,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第二六九頁),指斥江西行委段良弼等和劉敵是富農地主共產黨員,企圖破壞土改,消滅蘇維埃,陰謀暴動,進而給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反革命的總爆發,號召蘇區全體軍民實行階級決戰,消滅AB團.此一挾用他人名義的舉措,手段卑鄙,其目的在於對付「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囗號,封住朱彭黃反毛之口,製造朱彭黃與毛一致的假象,欺騙大眾。

另一方面,事發後,逃亡的省行委致書朱、彭、黃、滕(代遠)求救,解釋被逼起事實情,並附有一封揭露毛想清除朱彭黃滕的密函。他們說無法取得此函原件,但記得內容,照抄原文,以頭顱擔保其真實。該密函是毛寫給古柏的指示。在該函中,毛要古柏在拷問段(良弼)、李(伯芳)、王(懷)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AB團的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 (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第五三二頁)。事後毛否認有此密函,而省行委也講明並非原件,故此事便成了歷史懸案。如果此函屬實,則可見毛之發動反 AB運動,另有更大目的,即企圖消滅軍中最高層的異己勢力,獨攬大權。這種情形,在當時看來是不可能的事,但今天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清除劉少奇和一大批老戰友的作為看來,毛當時有清除朱彭黃滕的野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項英的安撫和毛澤東的倒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抵蘇區的項英,以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處理富田事變。他進行調查並聽取雙方意見之後作出決定,認為「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 …… 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他不相信紅軍和共產黨內有這麼多AB團,因此認為清查AB團運動過了火,主張降溫,按照黨內矛盾以自我檢討和教育方式處理參與事變人員.

在項英的調和下,參與富田事變的劉敵、謝漢昌、李伯芳等到黃陂參加中央局召開的會議,在會上做了自我檢討;紅二十軍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也在勸說下重新回到贛江以東.如果這批人真是AB團,在兵變之後早就逃到白區去了,怎還會回來作檢討的。富田事變中沒有一人叛逃白區,就足以證明並非反革命叛亂.

遠處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僅無法真實瞭解蘇區情形,自身也正處於立三路線和國際派鬥爭之中。在得知富田事變之後,便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赴蘇區全權處理。三人團於四月到達江西,事實上王明已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掌握了中央實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所以對由李立三指派的項英正在打擊之列。故三人團在項與毛之間選擇了毛,支持毛對富田事變和反AB團的立場,報請中央,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位,由毛澤東接任。

自此之後,李韶九在毛澤東授意下,加倍在贛西南進行清洗和屠殺,對紅二十軍進行報復,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被殺,連沒有參加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蕭大鵬都被處決;整個紅二十軍全部繳械,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連許多兵士都無法倖免,整個二十軍被解散,虎口餘生的兵士被編入紅七軍。此時肅反範圍之廣,遠非富田事變前可比,真是達到血流漂杵,日月無光的境地。怪不得有人說,蔣介石所殺的共產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自己那麼多。

據維基百科說,富田事變後,各地反AB團運動被推上高潮,共有七萬多人先後被殺。

以運動殺人是毛一大「發明」

共產黨和毛澤東殺人的罪孽是數不清的。反AB團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以運動方式殺人的一個開端。此後,延安的整風運動,以及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連綿不絕,都是江西時期紅色恐怖的後續,一脈相承。以運動方式殺人,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這不僅在中國是史無前例,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期處於帝皇統治。諸侯爭霸,宮廷鬥爭,外戚宦官奸臣篡權,皇帝殺大臣,興文字之獄,株連禍結,史不絕書;又有國家分裂,異族入侵,農民叛亂,軍閥戰爭等等。殺人的方式不少,卻從未見過像毛澤東那樣以運動殺人的方式。

追溯源頭,共產黨來自蘇俄,毛澤東有許多東西承襲斯大林統治,如黨專政、領袖崇拜、思想言論人身控制、秘密警察、集中營、秘密刑訊、蘇維埃、黨控壟斷經濟等等,都是效法蘇俄。但斯大林只有以清黨肅軍消滅異己,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以運動方式消滅異己。從這個角度來說,毛澤東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比斯大林更斯大林。以中國語匯來說,就是殺人魔王,其凶殘遠遠超過秦始皇、明太祖、李闖王。真是看歷史風流人物,俱往矣,唯有毛魔王獨領禍國殃民、殺人如麻的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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