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老驟然散手人寰，在海內外民運圈內引起了不少的震動，大家紛紛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哀悼、紀念之意，已形成一場對一位畢生飽受政治折磨，最終走向民主戰鬥前沿的老年戰士深切緬懷、追思的滾滾浪潮。林牧老惆悵走去的沈重身影，提煉出一個令時代沉思的主題，也由此啟動了一種群體性的「黑色記憶」，並銘刻在中華民族淌血的心靈裡了。這使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同樣早年追隨共產主義理想，但卻畢生飽受政治迫害的青島市政協副秘書長——金又新先生謝世前，自寓一生所講過的故事：「一個天使背著孩子過河，這孩子很沈重。孩子問：‘我是誰？’那天使回答：‘你是一個時代’。我們是揹負著一個沈重的時代渡過了那慘不忍睹，不堪回首的河啊！」
是啊！林牧老不正是揹負著一個沈重的時代走去了嗎？
今天，面對林牧老漸漸走遠的身影，現在該是我們冷靜反思的時候了。一位早期曾真誠地追隨「蘇維埃」道路，卻又長期受「紅色記憶」殘酷迫害，早已被排斥於體制外，無知、無權的老人謝世，竟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激勵了那麼多的民主鬥士灑淚繼志？這難道不是一個民族在追求現代化道路上一種特定的政治情結和時代現像嗎？我在不久前接受「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關於林牧去世專訪時，稱這種情結與現象為「林牧現象」。我之所以稱其為「林牧現象」，正是因為林牧這個名字的影響力與典型意義，已足以標識從中國體制內分化出來的一大批揹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沈重歷史的官員與知識份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象。「林牧」這個特定的名字，內涵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他在黨內受到長達13年的殘酷打擊，其中包括兩次入獄、兩次群眾專政、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殺和8年半勞動改造，直到「6、4」之後，林牧老才徹底與極左勢力決裂，轉化成為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林牧老也是這樣定位自己的。他在給我的來信中就這樣稱自己：「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因而他稱自己是一個「堅持‘理性、公開、非暴力’原則的民主主義者」（見林牧、牟傳珩《新文明理論通信》）。
眾所周知，中共早期領袖多自稱自己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這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要高於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是對民主主義的立場升華。然而， 「紅色記憶」的內容卻告訴人們：共產主義所進行的是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只有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才倡導人人平等與人類民主。「林牧現象」所代表的是，一大批黨內飽經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之後，才開始向「民主、博愛」價值觀轉變的時代潮流，如鮑彤、李銳、方勵之、陳一咨、阮銘、嚴家其、胡績偉、王若水等等。即使胡耀邦與趙紫陽活者，也不可避免地將向民主主義立場轉化。甚至新生的中共領導層，又有幾個是真心真意地捍衛共產主義立場的。這就是「林牧現象」的內質規定性，即對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一種邏輯顛覆。當下，這種現象表徵著一種歷史趨勢，正像滾雪球一樣，注定要在中共體制內部帶動一大批分化出來的革新力量，由共產主義者向民主主義者轉變，與體制外的民主力量結成廣泛的推動社會民主變革的聯盟。這也正是「林牧現象」的「多米諾骨牌」社會效應的現實意義。
「林牧現象」之所以會產生，並非是無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性原因的。這就是世界性的兩極對抗結束，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無可力免地走向衰敗，特別是斯大林式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與「紅色記憶」的苦難內容，以及中國「6、4」血案給國際社會留下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共同孕育了一場劃時代的「去共產主義化」的「蘇東波」和平變革。因此，在中國「林牧現象」背後站立著的是，踏在「柏林牆倒塌」廢墟上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及其東歐所有從共產黨內升化而來的民主派群體塑雕。由此可見，「林牧現象」其實就是「蘇東波」現象的中國現實；而「蘇東波現象」正是「林牧現象」的世界性的實現。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許良英、王若水、胡績偉、欽本立、郭羅基等一大批體制內的黨員知識份子，就主張改造制度，推行民主。「6、4」後，前廣東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的任仲夷和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先生也多次公開呼籲政治改革；李慎之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更是風靡一時，討伐「紅色記憶」建國史的一篇檄文；還有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等人，多次撰文闡述政治改革的緊迫性；朱厚澤、江平、吳敬璉等多位體制內知名學者專家身體力行，直接參與民間修憲討論，在海內外引起反響；此外，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政治學者何家棟先生、徐友漁先生、劉軍寧先生，也都紛紛站在主張民主改革的行列中；而最鮮明的表達，當屬今年在中共官方西山會議上某教授提出「建立多黨制」的主張，一度令海內外輿論嘩然；最新的一個例證則是，中國「山西省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23日隨團抵達臺灣後即脫隊提出要尋求政治庇護。賈甲在紐西蘭的兒子賈闊25日透過越洋電話表示，他的父親到臺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和共產黨決裂。由此可見，「林牧現象」其實就是體制內的共產黨人放棄原來的信仰，轉而走向民主主義陣營的現象。
透視「林牧現象」，我們不難發現以下三點啟示：一、那些早期充滿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者，在血風腥雨的暴力奪取政權與維護政權的過程中，親身見證了黨內路線鬥爭的殘酷性與黨外階級鬥爭的災難性，最終反悟了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的實踐，與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越來越遠；二、他們大多有在體制內遭受政治迫害與被排擠的痛苦歷史，不再相信任何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會一貫「偉大、光榮、正確」；三、他們都已清醒地意識到，只有與從「民主牆運動」到「6、4血案」匯成的海內外的民間民主力量聯盟，才能對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發揮應有作用。
「林牧現象」的以上三點啟示，將成為中華民族追求民主現代化道路上的寶貴精神財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是啊！林牧老不正是揹負著一個沈重的時代走去了嗎？
今天，面對林牧老漸漸走遠的身影，現在該是我們冷靜反思的時候了。一位早期曾真誠地追隨「蘇維埃」道路，卻又長期受「紅色記憶」殘酷迫害，早已被排斥於體制外，無知、無權的老人謝世，竟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激勵了那麼多的民主鬥士灑淚繼志？這難道不是一個民族在追求現代化道路上一種特定的政治情結和時代現像嗎？我在不久前接受「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關於林牧去世專訪時，稱這種情結與現象為「林牧現象」。我之所以稱其為「林牧現象」，正是因為林牧這個名字的影響力與典型意義，已足以標識從中國體制內分化出來的一大批揹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沈重歷史的官員與知識份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象。「林牧」這個特定的名字，內涵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他在黨內受到長達13年的殘酷打擊，其中包括兩次入獄、兩次群眾專政、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殺和8年半勞動改造，直到「6、4」之後，林牧老才徹底與極左勢力決裂，轉化成為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林牧老也是這樣定位自己的。他在給我的來信中就這樣稱自己：「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因而他稱自己是一個「堅持‘理性、公開、非暴力’原則的民主主義者」（見林牧、牟傳珩《新文明理論通信》）。
眾所周知，中共早期領袖多自稱自己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這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要高於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是對民主主義的立場升華。然而， 「紅色記憶」的內容卻告訴人們：共產主義所進行的是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只有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才倡導人人平等與人類民主。「林牧現象」所代表的是，一大批黨內飽經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之後，才開始向「民主、博愛」價值觀轉變的時代潮流，如鮑彤、李銳、方勵之、陳一咨、阮銘、嚴家其、胡績偉、王若水等等。即使胡耀邦與趙紫陽活者，也不可避免地將向民主主義立場轉化。甚至新生的中共領導層，又有幾個是真心真意地捍衛共產主義立場的。這就是「林牧現象」的內質規定性，即對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一種邏輯顛覆。當下，這種現象表徵著一種歷史趨勢，正像滾雪球一樣，注定要在中共體制內部帶動一大批分化出來的革新力量，由共產主義者向民主主義者轉變，與體制外的民主力量結成廣泛的推動社會民主變革的聯盟。這也正是「林牧現象」的「多米諾骨牌」社會效應的現實意義。
「林牧現象」之所以會產生，並非是無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性原因的。這就是世界性的兩極對抗結束，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無可力免地走向衰敗，特別是斯大林式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與「紅色記憶」的苦難內容，以及中國「6、4」血案給國際社會留下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共同孕育了一場劃時代的「去共產主義化」的「蘇東波」和平變革。因此，在中國「林牧現象」背後站立著的是，踏在「柏林牆倒塌」廢墟上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及其東歐所有從共產黨內升化而來的民主派群體塑雕。由此可見，「林牧現象」其實就是「蘇東波」現象的中國現實；而「蘇東波現象」正是「林牧現象」的世界性的實現。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許良英、王若水、胡績偉、欽本立、郭羅基等一大批體制內的黨員知識份子，就主張改造制度，推行民主。「6、4」後，前廣東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的任仲夷和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先生也多次公開呼籲政治改革；李慎之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更是風靡一時，討伐「紅色記憶」建國史的一篇檄文；還有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等人，多次撰文闡述政治改革的緊迫性；朱厚澤、江平、吳敬璉等多位體制內知名學者專家身體力行，直接參與民間修憲討論，在海內外引起反響；此外，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政治學者何家棟先生、徐友漁先生、劉軍寧先生，也都紛紛站在主張民主改革的行列中；而最鮮明的表達，當屬今年在中共官方西山會議上某教授提出「建立多黨制」的主張，一度令海內外輿論嘩然；最新的一個例證則是，中國「山西省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23日隨團抵達臺灣後即脫隊提出要尋求政治庇護。賈甲在紐西蘭的兒子賈闊25日透過越洋電話表示，他的父親到臺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和共產黨決裂。由此可見，「林牧現象」其實就是體制內的共產黨人放棄原來的信仰，轉而走向民主主義陣營的現象。
透視「林牧現象」，我們不難發現以下三點啟示：一、那些早期充滿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者，在血風腥雨的暴力奪取政權與維護政權的過程中，親身見證了黨內路線鬥爭的殘酷性與黨外階級鬥爭的災難性，最終反悟了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的實踐，與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越來越遠；二、他們大多有在體制內遭受政治迫害與被排擠的痛苦歷史，不再相信任何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會一貫「偉大、光榮、正確」；三、他們都已清醒地意識到，只有與從「民主牆運動」到「6、4血案」匯成的海內外的民間民主力量聯盟，才能對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發揮應有作用。
「林牧現象」的以上三點啟示，將成為中華民族追求民主現代化道路上的寶貴精神財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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