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在「議報」網站讀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錯把馮京作馬涼——略談「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劉光華的不實傳聞及其他」。
章怡和「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內容如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個週末，光華又回到東四十一條的家裡，同級校友姚祖彞突然來訪。姚來自上海，學習經濟系，父親是中興輪船公司總經理，四九年
前在校園裡屬公子哥兒類型，四九年 後轉變很快，曾任學生會副主席，畢業後分配到外貿部海運公司。姚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時已解除教養，在京郊一個勞改農場就業。姚告訴劉，他決定南下偷越邊境，並邀劉同行。劉聞言大驚，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別無他途。劉則坦言，姚此舉太冒險，自己雖難，含冤莫白，「但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險？而且我認為你也不應該這樣孤注一擲」。在劉的一再勸說之下，姚勉強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來北京，光華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說：「姚三(姚祖彞排行老三)絕對不會聽你的，到時他邊境被捕，你必被牽連進去，後果不堪設想」。劉問我該當如何？我說唯一的辦法是立即舉報，以阻止他這個愚蠢的冒險行動。光華長嘆一聲：「唉！姚三目前處境已經夠慘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腳？況且人家對我這樣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義舉報？這有違我一向做人的原則……」。「那你自己怎麼辦？姚三肯定光會被抓回來」。我十分焦急，光華無意再爭辯，只淡淡地說了句：「反正姚三已經答應打消偷渡之想了」。不過看來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話。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預料，姚祖彞邊境被捕，光華因知情不報被發配到黑龍江絕塞苦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一生最為磨難和艱辛的十二年……」。
當時，我看完林孟熹先生這篇文章，明白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國境的不是劉光華，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彞。文章沒有提到姚祖彞的死，但隱約看出姚結局很慘，林先生的觀點是姚不但罪有應得，而且還連累朋友(劉光華)。我卻感到十分痛心：一則為林先生至今仍然為當年建議劉光華「立即舉報」姚祖彞感到理所當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經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著「賣友求榮有理」的價值觀，仍然留在大陸受共產黨愚弄的同胞們更可想而知了；二則也為姚祖彞被捕後供出劉光華「知情不報」，聯想到當年的共產中國竟然是一個人人為求自保，不惜出賣朋友，全無道義可言的社會而感到悲哀。我為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破壞和對文化人性的摧殘，為中華民族幾代人道德淪喪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痛心。為此，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中國人的道德淪喪令人痛心」，發表在「新世紀」等網站上。(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不久前，讀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裡面有提到姚祖彞之死的內容，抄錄如下：
「一九六二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經過兩年多大飢饉存活下來的幾百名右派勞教分子從各個勞改單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團河農場，我因咯血編入病號組，不用參加勞動。病號組的另一人負責打掃院內廁所，也不用下地出工，這人是外貿部的英文翻譯姚祖彞。
在當時的右派份子勞改隊伍裡，姚祖彞算得上衣著最整潔的一個，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談，打掃完廁所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他枕頭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地把豬油抹在窩窩頭上，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有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
一天上午，風和日麗，人們出工去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晒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靠在場邊上休息，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了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學英文系，一九五二年畢業分配到外貿部當翻譯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此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見過面。
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我終於被釋放，父親叫我到南京調養身體，一九七O年春一天，妹妹上街買菜回來神情緊張地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像你一樣的勞改釋放右派份子，街上都貼了佈告……。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裡，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面前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綑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光著頭。在短短几秒鐘裡，我一下就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彞，我還想再找其他人(這次被處決的犯人竟有四個是杜高在勞改場互相認識的右派朋友——筆者註)，再看他們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讀到這些恐怖情節，令人毛骨悚然。筆者並不認識林孟熹、劉光華和姚祖彞，算來他們都是我的前輩；筆者之所以為之動情，是因為和他們有相似的出身經歷(即將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一書裡詳細記述了六七十年代廣東知識青年偷渡香港的情節)。看了上述的幾段文字，姚祖彞先生一介上海書生的形象，已經躍然紙上，雖不識，已感懷。想不到僅僅是因為想改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慘處境，追求一種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團聚，就被剝奪了人最寶貴的生命！這是什麼樣殘暴的社會啊！
筆者上面提到的文章發表後，有人發表不同意見，說中共對姚劉等的暴行，彷如「母親打錯了兒子，兒子不應該責怪母親」，這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開脫罪行的囈語。在西方文明世界，母親打兒子是犯罪行為，害死數千萬同胞的中共有資格當我們的母親嗎？我們什麼時候承認過？什麼時候投過他一票？還說姚祖彞不屬於政治避難，就不應該偷越國境。難道希望永久擺脫社會的迫害和歧視，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麼邏輯！你們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權力樞紐彭真，這個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員，竟然說「到底黨大還是法大，連我也說不清楚」；在清華大學當有學生問到為什麼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達到分數線仍未被錄取時，彭真竟惡狠狠地回答說：「我們的大學就是沒有你們的位子」！難道讓這樣既不懂法，又將國家視作黨產的惡霸官僚來統治我們的國家，掌控我們的生命和自由，你會甘心嗎？劉光華先生當年說：「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經過這麼多年的體會，劉先生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還有信心嗎？
筆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劉光華先生、姚祖彞先生其他的朋友同學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來，告訴大家關於姚祖彞先生的故事，讓全世界的中國人不要忘記他，不要忘記千千萬萬類似姚祖彞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記中華民族經歷過怎樣的民族災難，永遠避免任其重演！
(寫於18/9/06)
章怡和「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內容如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個週末，光華又回到東四十一條的家裡，同級校友姚祖彞突然來訪。姚來自上海，學習經濟系，父親是中興輪船公司總經理，四九年
前在校園裡屬公子哥兒類型，四九年 後轉變很快，曾任學生會副主席，畢業後分配到外貿部海運公司。姚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時已解除教養，在京郊一個勞改農場就業。姚告訴劉，他決定南下偷越邊境，並邀劉同行。劉聞言大驚，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別無他途。劉則坦言，姚此舉太冒險，自己雖難，含冤莫白，「但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險？而且我認為你也不應該這樣孤注一擲」。在劉的一再勸說之下，姚勉強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來北京，光華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說：「姚三(姚祖彞排行老三)絕對不會聽你的，到時他邊境被捕，你必被牽連進去，後果不堪設想」。劉問我該當如何？我說唯一的辦法是立即舉報，以阻止他這個愚蠢的冒險行動。光華長嘆一聲：「唉！姚三目前處境已經夠慘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腳？況且人家對我這樣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義舉報？這有違我一向做人的原則……」。「那你自己怎麼辦？姚三肯定光會被抓回來」。我十分焦急，光華無意再爭辯，只淡淡地說了句：「反正姚三已經答應打消偷渡之想了」。不過看來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話。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預料，姚祖彞邊境被捕，光華因知情不報被發配到黑龍江絕塞苦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一生最為磨難和艱辛的十二年……」。
當時，我看完林孟熹先生這篇文章，明白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國境的不是劉光華，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彞。文章沒有提到姚祖彞的死，但隱約看出姚結局很慘，林先生的觀點是姚不但罪有應得，而且還連累朋友(劉光華)。我卻感到十分痛心：一則為林先生至今仍然為當年建議劉光華「立即舉報」姚祖彞感到理所當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經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著「賣友求榮有理」的價值觀，仍然留在大陸受共產黨愚弄的同胞們更可想而知了；二則也為姚祖彞被捕後供出劉光華「知情不報」，聯想到當年的共產中國竟然是一個人人為求自保，不惜出賣朋友，全無道義可言的社會而感到悲哀。我為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破壞和對文化人性的摧殘，為中華民族幾代人道德淪喪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痛心。為此，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中國人的道德淪喪令人痛心」，發表在「新世紀」等網站上。(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不久前，讀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裡面有提到姚祖彞之死的內容，抄錄如下：
「一九六二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經過兩年多大飢饉存活下來的幾百名右派勞教分子從各個勞改單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團河農場，我因咯血編入病號組，不用參加勞動。病號組的另一人負責打掃院內廁所，也不用下地出工，這人是外貿部的英文翻譯姚祖彞。
在當時的右派份子勞改隊伍裡，姚祖彞算得上衣著最整潔的一個，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談，打掃完廁所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他枕頭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地把豬油抹在窩窩頭上，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有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
一天上午，風和日麗，人們出工去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晒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靠在場邊上休息，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了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學英文系，一九五二年畢業分配到外貿部當翻譯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此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見過面。
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我終於被釋放，父親叫我到南京調養身體，一九七O年春一天，妹妹上街買菜回來神情緊張地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像你一樣的勞改釋放右派份子，街上都貼了佈告……。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裡，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面前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綑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光著頭。在短短几秒鐘裡，我一下就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彞，我還想再找其他人(這次被處決的犯人竟有四個是杜高在勞改場互相認識的右派朋友——筆者註)，再看他們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讀到這些恐怖情節，令人毛骨悚然。筆者並不認識林孟熹、劉光華和姚祖彞，算來他們都是我的前輩；筆者之所以為之動情，是因為和他們有相似的出身經歷(即將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一書裡詳細記述了六七十年代廣東知識青年偷渡香港的情節)。看了上述的幾段文字，姚祖彞先生一介上海書生的形象，已經躍然紙上，雖不識，已感懷。想不到僅僅是因為想改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慘處境，追求一種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團聚，就被剝奪了人最寶貴的生命！這是什麼樣殘暴的社會啊！
筆者上面提到的文章發表後，有人發表不同意見，說中共對姚劉等的暴行，彷如「母親打錯了兒子，兒子不應該責怪母親」，這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開脫罪行的囈語。在西方文明世界，母親打兒子是犯罪行為，害死數千萬同胞的中共有資格當我們的母親嗎？我們什麼時候承認過？什麼時候投過他一票？還說姚祖彞不屬於政治避難，就不應該偷越國境。難道希望永久擺脫社會的迫害和歧視，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麼邏輯！你們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權力樞紐彭真，這個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員，竟然說「到底黨大還是法大，連我也說不清楚」；在清華大學當有學生問到為什麼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達到分數線仍未被錄取時，彭真竟惡狠狠地回答說：「我們的大學就是沒有你們的位子」！難道讓這樣既不懂法，又將國家視作黨產的惡霸官僚來統治我們的國家，掌控我們的生命和自由，你會甘心嗎？劉光華先生當年說：「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經過這麼多年的體會，劉先生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還有信心嗎？
筆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劉光華先生、姚祖彞先生其他的朋友同學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來，告訴大家關於姚祖彞先生的故事，讓全世界的中國人不要忘記他，不要忘記千千萬萬類似姚祖彞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記中華民族經歷過怎樣的民族災難，永遠避免任其重演！
(寫於1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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