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回到家人身邊後，卡羅爾在媒體上發布連載文章，講述身為人質時的遭遇。這一特殊的經歷讓卡羅爾更加深入地瞭解伊拉克危機，也帶她走進了對伊拉克反美武裝組織不為人知的世界。
4月2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女記者卡羅爾獲釋後，平安回家與父親緊緊擁抱。
儘管卡羅爾常戴頭巾，但她西方人的相貌還是被綁匪識別出。
致命的採訪
這原本是一場預約的採訪，但沒有預料到的是，提前預約可能給我們招來殺身之禍。
2006年1月7日，巴格達，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六，因為採訪已經預約好了，今天將是輕鬆的一天。這並不是說我在巴格達的生活輕鬆，作為自由記者，在哪兒日子都不好過。但是我不想呆在美國安全的家裡，給農業部的食品政策寫文章。在這裡，我正在實現成為國際報導記者的夢想，即使條件艱苦。
採訪完伊拉克政客後，我還要把筆記本電腦交給我的翻譯艾倫·恩維亞的一位朋友去修理。在過去兩年中，艾倫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工作夥伴。我們一同在巴格達街頭採訪，為義大利安莎通訊社、《今日美國報》和現在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提供第一手的新聞。當然，我們一同經歷了不少危險：被武裝分子威脅、遭到搶劫、甚至看到子彈從身邊呼嘯而過。在採訪的間歇，我和艾倫常常拉家常，他總是提起自己的女兒和小兒子的趣事，感嘆他們長得太快。我則會開玩笑說，如果他偷看漂亮女孩，我會向他老婆告密。
我們將要採訪的第一位政客是遜尼派的阿丹納·阿杜拉米。雖然他的辦公室並不在巴格達的危險地帶，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做了一些安全準備。我戴上黑色的面紗，這樣西方人的相貌和衣著就不會被輕易發現。之前我曾幾次拜訪過阿杜拉米，也從未出過什麼問題。最近的一次是在兩天前，是為了預約今天的採訪。
但回想起來，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綁匪有48小時等待我的再次到來。
和往常一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司機阿丹納·阿巴斯駕駛豐田車把我們載到採訪地。阿杜拉米的助手讓我們在接待室旁邊一個單獨的房間等候。坐定後，助手不停地打著手機，我用基礎阿拉伯語聽出，這是在和其他人說，有一位記者等著要見阿杜拉米。但是，預約採訪的10點鐘過後，助手卻對我說：「對不起，阿杜拉米先生現在有一個新聞發布會，他不能和你談。你可以在12點回來嗎？」雖然我很奇怪為什麼事先沒聽說有新聞發布會，但還是同意兩小時後再來。
遭遇綁架
車門關上前的最後一剎那，我看到自己的好友、翻譯艾倫被打死。
這是卡羅爾被綁架後藏身的一間屋子。
回到車上，我像往常一樣坐到後座。阿丹納發動車子準備離開。正在這時，一輛藍色的大卡車從我們前面的車道倒車出來，把路完全堵住。旁邊還有幾個人在幫忙倒車。但突然間，這些人轉身把槍對準我們，並很快靠近我們的車。
阿丹納剎住車子，和艾倫一起舉起雙手。這樣的狀況我們也經常遇到。一些私人安全公司的保安常常揮動武器為客戶開闢道路。但和以往不同，這些人沒有把槍放下，而是繼續前進。最前面的一個留短髮的壯碩男子把槍口對準阿丹納。我還在疑惑不解時，阿丹納和艾倫打開車門走了出去。我正要推門出來，但一個男子猛地把我推了回去，我跌落到座位上，眼鏡鏡片都掉了下來。在這些持槍者把車門砰然關上的最後一剎那，我看到艾倫被他們開槍打死。
短髮男子坐到了司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也坐了進來，我被夾在中間。汽車飛馳上主路，這些武裝分子激動地喊道：「聖戰！聖戰！聖戰！」
在我剛剛成為人質的幾十分鐘裡，綁匪不斷用阿拉伯語向我提問。但由於害怕他們知道我瞭解得太多會殺了我，我完全裝聾作啞。
綁匪把車開到巴格達西郊，似乎是為了打發時間，車在農田周圍打轉。汽車行駛在顛簸的鄉村道路上時，我想：「他們會把我帶到野外，然後把我殺了。」綁匪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他們用不熟練的英語問道：「你為什麼擔心？不，不，不，這是聖戰，我們是伊拉克聖戰者，你為什麼擔心。」
在伊拉克境內進行人質綁架活動的多為遜尼派武裝組織，他們當時都聽命於「基地」頭目扎卡維。但外界對這些組織知之甚少，因為他們不會召開新聞發布會，不會在政治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他們仍然是伊拉克一股強有力的勢力。這些組織就像幕後的黑影，我們能看到大致的輪廓但卻無法知道他們到底是誰，有著怎樣的想法和動機。最近幾個月來，艾倫和我一直希望對伊拉克的遜尼派團體有更深的瞭解，如他們是怎樣支持身後的武裝分子。這也是明白伊拉克暴力活動的關鍵。現在，我終於得到了瞭解這個團體的機會，但是代價讓我無法接受———艾倫的死。
漫長的審問
我的名字，宗教，僱用我的媒體，我的電腦值多少錢，是不是可能向美軍發信號，巴格達有多少美國記者……無數個問題等著我。
最後，我被帶到巴格達郊外一處破舊民宅，在那裡綁架者讓我換上了新的長袍。他們還向我解釋，不會拿走我口袋裡的100美元。其中一人舉著鈔票說：「當你回到美國後，帶上這個。」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搶錢非法，綁架卻合法？不到一個小時之前他們才把艾倫殺害，現在似乎表示要放我走。
之後，我被帶到另一所房子。這裡是其中一個綁匪的家，他告訴我自己叫阿布·拉沙。在二樓主人臥室裡，一名翻譯和拉沙對我開始了「審訊」：我的名字，宗教，僱用我的媒體，我的電腦值多少錢，是不是可能向美軍發信號，巴格達有多少美國記者，我的家人是不是飲酒等等無數個問題。
等到問訊終於結束後，翻譯告訴我現在的處境：「你是我們的姐妹，我們和你沒有瓜葛，而是要和你的政府做交易。我們要把你關一段時間，交換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婦女，也許4到5個。」當時媒體報導，聯軍和伊拉克政府關押了約1.4萬名伊拉克人，其中10人是婦女。翻譯還警告我不要試圖逃跑，靠近窗戶也不行。否則就會把我囚禁到地下室。
「審問」過後，我得到了一盤拌著雞肉的米飯，我知道，這在伊拉克是用來招待貴客的。
飯後，我被帶到樓下客廳認識拉沙的家人。客廳很小，但是以伊拉克標準而言傢俱還很新潮，兩個沙發、一把蓋著金絲絨毯子的靠椅，角落裡是電視和衛星接收器。拉沙斜躺到沙發上，他的妻子和孩子則坐在旁邊的靠椅上。
和綁匪一起看電視
當你和綁架自己的「聖戰者」一起看電視時，會選擇看哪個頻道？
拉沙把電視遙控器遞給我，說：「隨便你想看什麼。」
當你和聖戰軍在一起的時候，會選擇哪個頻道？我這樣問自己。
不能看政治，新聞也不行，任何有裸露肌膚的節目都不能看。最後，我找到了迪拜1臺，正在轉播奧普拉脫口秀。
我想，太好了，奧普拉，不會有裸體女人出現。那一期的節目是關於那些曾經遭受苦難並重燃希望的人。其中一位嘉賓是曾經名噪一時的名模，後來患上了乳腺癌，現在則成為一名著名攝影師。節目的內容感染了我，我想，這也許是某種預言吧。
看完電視，拉沙問我平時什麼時候吃早飯，喜歡吃什麼，他似乎極力想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們都是好人。
我告訴他們我想睡覺，他們把我帶到樓上的臥室。我躺在床上，聽見牆上鐘錶的聲音，接著下雨了，我喜歡下雨，也許這是個好兆頭。
但是一天下來，我一直都在掩飾自己的情緒，現在它們終於全部湧了上來。「上帝啊，他們殺了艾倫！」極度的憤怒和悲傷幾乎讓我崩潰。但是我不能，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
對不起，艾倫。但是我知道，現在他的家人應該知道了這個噩耗，艾倫的妻子一定悲痛欲絕。有一天，我會為艾倫的死感到愧疚。
被疑為美軍間諜
美軍得到情報後對關押我的樓房的附近地區發動了襲擊，我卻被懷疑是攜帶有通訊裝置的間諜，他們以為我把手機藏在頭髮裡。
被綁架後的頭幾天，我都呆在這棟民宅的二樓房間裡，周圍槍聲不斷。我想，這裡應該是巴格達。傍晚，阿布·拉沙走進了我的房間。「我很累，整天都在和美軍作戰。」他坐到床邊，嘆了一口氣。「他們就在這兒，非常近，吉爾。他們為什麼會到這裡來。」我意識到，他是在問我怎麼會告訴美軍自己所在的位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帶著手機，也許在你的頭髮裡。」我立刻把頭巾扯掉，把頭髮散開。這樣一個動作在平常絕對是冒犯之舉，但現在我也顧不得這麼多了。他在我的頭髮裡搜過一遍後，離開了房間。我癱倒在椅子上，低聲哭了起來。害怕他會聽到。
但拉沙突然回來了，他衝過來抓住我的手說：「對不起，別哭，我很抱歉。不，我很抱歉，我是你的兄弟。」他的緊張讓我有些不解，我只是他的人質。他為什麼要關心我的喜怒？
後來我知道，根據線人提供的消息，美軍和伊拉克士兵襲擊了附近的地區，這也是後來3個月的數次襲擊中，美軍最接近我的一次。在我被綁架的頭兩天裡，綁架者似乎還沉浸在成功的喜悅裡，他們似乎都沒有下一步的打算。但不久我發現，並非這麼簡單。
擬好措辭錄像
綁架者要求我在錄像中指責美國政府，我卻偷偷強調「海軍」一詞，希望得到救援。
半島電視臺播放的一段卡羅爾被綁後的錄像。
1月9日，星期一下午，我被帶到客廳，一個頭戴阿拉伯頭巾的男子靠牆坐著。他的臉全被蒙上了，只露出一對黑色的眼睛。他用英語問道：「你在這兒愉快嗎？還好嗎？」這個聲音有些熟悉，我想起來，是第一天的翻譯。「黑眼睛」告訴我，他不僅僅只是個翻譯，而是這群綁匪的頭目———阿布·諾爾。
諾爾說，他的人曾在去年綁架了一名法國女記者，那名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對她那麼好。弗洛倫斯·歐伯納！她是在2005年1月被綁架的，但至少最後獲得了自由。諾爾說：「我們要給你拍一段錄像，我們想讓你的家人看見你處境糟糕，這樣他們才會很快採取行動。」
這時，一個熟悉的畫面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作為人質坐在一群持槍蒙麵人的中間，這是我一直害怕的。看到我吃驚的表情，諾爾說，如果我不願意可以不拍。我立刻表示自己願意，因為我不願看到，如果說不會有什麼結果。
吃完飯後，他們把我帶回客廳，10多個手持AK-47衝鋒槍的男子走了進來。他們拿著一張毯子，想找一個光線最好的地方掛起來。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意見：「不，不，這兒。」「不，還是那邊。」諾爾已經寫好一段簡短的講稿，但是宣讀它的將是阿布·拉沙。錄像前，拉沙一遍又一遍地大聲聯繫，其中大部分我都聽不懂，除了能聽到「CIA」。
諾爾走過來，告訴我該說什麼。我的台詞是：他們是保衛國家的聖戰者，他們希望阿布格萊布監獄裡關押的伊拉克婦女得到釋放。美軍卻在謀殺他們的婦女，毀掉他們的家園。而且我在說這些的時候必須哭。拉沙和另外兩個男子用頭巾遮住臉，我坐到他們前面，攝像機開始拍攝。正對著我，諾爾用手指在臉上做手勢，示意我哭。我說了一會兒才哭出來，但等到錄像拍完，我卻真的哭了。後來我才知道，半島電視臺只播出了這段4分鐘錄像的前30秒，外界根本沒看到我哭的那一段。
當我抱頭痛哭的時候，聽到身後拉沙嘆了一口氣，好像很同情我的處境，其他的人也似乎在竊竊私語。但是，諾爾卻一點也不為之所動，他要再拍一次，要我痛斥美國海軍陸戰隊是如何毀壞他們的家園。
他們對美國海軍陸戰隊尤其憎恨，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曾經和海軍陸戰隊相處過兩個月。當時，一位上尉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我被綁架，將會有一個排的士兵來救我。所以，在重拍錄像時，我故意明顯強調「海軍」一詞。希望他們知道我在等待救援。
新聞發布會
「如果你是客人，所有的家庭都會歡迎你。但如果你是敵人，我們會喝光你的血。」
卡羅爾向外界講述被綁架的經過。
身為人質的經歷給我最獨特的方式瞭解伊拉克武裝分子。一方面，在幾次被轉移的過程中，我瞭解了幾個武裝分子的家庭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還和他們的小孩一起玩耍。
另一方面，這樣的接觸讓我懂得他們的想法，他們對自己，對美國怎樣看。我希望他們看到我活著的價值，所以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記者，如果我獲得自由，會寫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反應讓我有些意外，晚飯後，一些人搬著椅子聚攏過來，他們要開一個臨時的新聞發布會，我是惟一的記者，發布會上也沒有任何提問。他們說自己並非恐怖份子，而只是在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們不憎恨美國人，他們的敵人是美國政府。「如果你作為一位客人訪問我們國家，所有的家庭都會歡迎你。但如果你是敵人，我們會喝光你的血，讓你們一個不留。」我希望這樣的發布會讓他們習慣我的存在，也許這樣就不會殺我。
烏姆的兒子、3歲的巴克，常常和我一起玩耍。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小遊戲，他和我鼻子對鼻子，頭對頭，竊竊私語，只是他用阿拉伯語，我用英語。
每次看著他的小眼睛，抱著他胖胖的身子，這對我是很大的寬慰。但是，被囚禁的生活每一個小時都是考驗，每一天都顯得太漫長。雖然阿布·阿里和他的妻子對我不錯，我也盡力表現得正常，但是心裏總是對自己說：「不要被愚弄了，他們殺了艾倫，不要動搖。」
等不到的結局
有時我肯定他們一定會殺了我，有時又覺得他們會放了我，但不管是什麼結局，我都希望早點結束。
美國海軍就是在巴格達郊區的這所房子將卡羅爾救出
卡羅爾被美軍送回國。
那天早晨，綁匪頭目阿布·諾爾來看我，像往常一樣，諾爾身上濃重的古龍香水氣味預告了他的到來。為了不看到他的臉，我死死地盯著地面。「我們要給你拍一段新的錄像，」諾爾說：「上一段錄像告訴他們你很好，但也讓你的政府行動緩慢。」但在另一起人質事件中，當英國政府看到女人質馬格麗特·哈桑處境不妙時，反應很快，哈桑希望也這樣做。馬格麗特·哈桑！那位擁有伊拉克國籍的愛爾蘭援助人員。她在2004年10月遭到綁架，不到一個月後就被殺害了。
「所以，這一次要不一樣。」諾爾說完就離開了。「上帝啊，我的上帝，他們要殺了我，會的。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但他們會的。」我完全陷入了恐懼之中。監視我的兩個青年看守中，阿布·哈桑看起來更成熟一些，也更有同情心。
我爬到哈桑跟前，用阿拉伯語說：「你是我的兄弟，我真正的兄弟。答應我，你要親手用這把槍殺了我，我不想被刀刺死。」想到我的命運可能和很多美國人質一樣，我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痛哭。
如果要死的話，我希望速死，因此，我爬到阿布·哈桑面前請求他用槍結束我的生命。
但顯然，阿布·哈桑和他的同伴阿布·卡拉拉都沒有預料到我會情緒失控。「我們不會殺了你的。你為什麼會這樣？」哈桑冷靜的聲音並不能讓我信服。我又向阿布·卡拉拉請求：「卡拉拉，你會說英語。你要告訴我的家人，我愛他們，我真的很對不起。」
在這所不知何地的房子裡，我坐在牆角，淚水止不住地流。到現在為止我已經被伊拉克武裝分子挾持6週了，他們給了我一幅面紗，一個新的名字———艾沙，還試圖讓我放棄基督教。他們給我伊拉克人用來招待客人的飯菜，讓我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耍，卻又懷疑我是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間諜。我的心情也隨著每次的變動波動。有時我肯定他們一定會殺了我，有時又覺得他們會放了我，這只是早晚的問題。但不管是什麼結局，我都希望早點結束。
每天晚上在睡夢中，我都會重獲自由。但醒來後的現實又讓我無法接受，每天早晨都好像是剛剛才成為人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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